有人评论，广州这一举动，与薄熙来重庆打黑给汪洋带来的政治压力有关。多日来，重庆打黑让薄熙来成为媒体关注的热点，汪洋再也坐不住了。这种分析有其道理，但此事发生还有更大的背景。
我们都没有忘记，几年以前，正是广东当局对东洲村民和维权志士郭飞雄进行了卑劣和残忍的打压，郭飞雄至今还羁押在狱。胡锦涛害怕中国发生"颜色革命"，支持地方权贵和黑恶势力打压民众正当维权的行动，这一决策极大地助长了地方权贵和黑恶势力的气焰，使他们更加肆无忌惮地用国家权力来攫取财富，官场腐败横行，社会邪不压正，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急速恶化，中国经济严重失衡只不过是国家权力极度膨胀的一个表现。
事实证明，把郭飞雄这类维权志士关进大牢，并不能帮助胡锦涛完成维稳的"硬任务"，恰恰相反，群体事件越演越烈，连傻瓜也能看见，继续强势"维稳"，大规模官逼民反的前景已经不远。
如何来约束官权呢？伪善和无能的胡锦涛一筹莫展。除了加大空话的力度，胡锦涛唯一的具体行动就是多抓几个贪官。但抓几个贪官不可能约束官权，不仅因为贪官太多，更严重的问题，是抓贪官不可能约束官僚对国家和社会财富的集体掠夺，而这种集体掠夺的规模之大，已达惊人地步。对此，胡锦涛清楚，老百姓也清楚。许多人虽然说不清中国有多少GDP，但知道公款吃喝，公款旅游和公款用车的所谓"三公消费"已超过万亿元。
早有人建议公布政府预算，胡锦涛也完全有权力要求各级政府这样做，但是，他的选择是继续装傻，因为他不敢对官僚集体掠夺说不，他害怕官僚会集体对他说不。
重庆打黑和广州"晒账本"，都不是胡锦涛的"伟大部署"，而是地方大员在十分尖锐的官民对立下，被迫对官权进行约束，无奈做出的选择。薄熙来和汪洋两位地方大员，都知道为此冒了风险，会给其他地方大员带来压力。那为什么其他地方大员不敢率先而为呢？主要是因为他们的政治资本和政治野心比不上这两位，不敢触动地方权贵的集体利益。
正如薄熙来表态被迫打黑一样，汪洋公布预算也没有把事做绝。10月23日，数万网民蜂拥下载浏览，广州市财政局的网站一度"瘫痪"。
然而，许多人大失所望，因为他们找不到"三公消费"的直接证据。后来，终于有人发现了重要破绽。据南方周末网络报道，9个政府机关幼儿园每年得到高达 6000万元的财政补贴，其中市政府机关幼儿园每个幼儿一年花掉纳税人2万元。消息一出，立即引发民众义愤，广州政府一时陷入窘境。
上海事先没料到广州会有如此出格的决定，当上海接到李德涛敦促公布预算的公开信后，回应是，"2009年度本级部门预算属‘国家秘密'不能公开"。 10月19日，就是在广州公布预算三日之后，上海市财政局下发了《关于进一步推进区县预算信息公开的指导意见》。俞振声明白了，汪洋的决定已经改变了形势，上海不能不紧跟其后。
于是，有网民对上海政府进行调侃，叫他们要"慎之又慎"，把预算包装好，不要像广州那样，很快就被民众发现问题。
无论将来上海和其他地方政府如何包装预算，都不可能完全遮掩官僚阶层对社会财富集体掠夺的事实。中国官民博弈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官僚和权贵正转向守势。
可以想见，官僚将步步为营，绝不轻易言退。不久前，卫生部长，党外人士陈竺指出，"医改最大挑战是一些地方重视不够"，也就是说，地方官员对医改没有兴趣。而原因是，公共医疗的财政资源，现在主要被地方政府官员用在他们自己身上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