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麦克法夸尔
《动向》编者按：作者是著名中国问题专家、哈佛大学历史及政治学教授；前费正清研究中心主任。本文是赵紫阳录音回忆的英文版《序》。译文收入中文版。由鲍朴翻译。
我只见过赵紫阳一次，那是1979年6月，我走进他在伦敦下榻的酒店。他当时是四川省访英代表团的团长，房间里挤满了他的同事，他们对我的突然出现有些惊讶。我知道，赵当时是四川省第一书记，率先进行农村改革，声望正在不断上升，这次国外之行是为了汲取经验。但当时我研究的兴趣比较侧重于历史。我问，如果我到四川，能否请他谈谈1960年代在广东省主政的经验？他说他很乐意。我向他的助手递了一张名片，就离开了。
那次短暂的接触，使我形成了一个肤浅但又坚实的印象：这位共产党的老干部，开放，诙谐，有生气。遗憾的是，我以后再也没有机缘进一步加深这些印象。当我下一次到中国进行学术之旅的时候，赵紫阳已经是国家总理了，我知道，试图通过北京层层官卡（去见他）是徒劳的。
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
这本书的内容，是赵本人作为总理，之后作为总书记，直到最后被软禁的经历。这些文字给我们提供了北京高层风云险恶的特写镜头，在那一段时间里，总书记胡耀邦和总理赵紫阳，作为邓小平的佐助，正在为他的改革事业努力奋斗。虽然很多事件已有西方学者着文论及，但赵紫阳的记录使我们有可能对扑朔迷离的内部斗争有所认识。
赵显然非常喜欢他的总理生涯，其中涵盖着探索和思考，失误与失望，以及中国加速发展所带来的喜悦。在元老中，他有对头，陈云和李先念。1950年代，每当毛泽东出轨的时候，陈云总在经济方面发出理智的声音，而且他仍然相信，中央集权的五年计划制度是个好东西，只要改掉毛主席的错误就行了；毕竟是计划经济把苏联搞成了超级大国。所以陈云建议中国回归正统。他提出了"鸟笼经济"的模式：就是说，计划经济是笼子，市场经济是笼中之鸟。这样一来，市场经济就不会失控。赵很尊敬陈云--（除了邓）陈是此书中唯一被赵称之为"同志"的元老，赵总是去访问他，同他讨论新的政策，希望赢得他的支持。即使达不到目的，好在后面还有邓小平去制约陈云。
李先念的性格就大不相同了。赵似乎从来不大喜欢此人。李在整个文化大革命期间，是唯一同周恩来共事（没有被打倒过）的高级文职领导人。当华国锋在毛的黄昏岁月中崛起之时，李成了华在经济上的最高顾问。如果华继续担任领袖，李一定能大权在握。李对此念念不忘，也没有忘记是赵取代了他的位置。李经常念叨自己在华的短暂过渡期间的成绩，认为应该被承认为当前进步的起点。"经济工作的成绩不都是改革开放以后搞的，过去也有成绩嘛！过去打下了基础嘛！"其实华的"洋跃进"--大量购买外国生産线--极大地超越了中国经济的承受能力。因为李是元老，没有人直接反驳他，赵当然也不会。所以李继续念叨，说赵喜欢而且学了太多的"外国的东西"，亚洲四小龙的东西，甚至西方的东西等等。后来得到国家主席这个安抚性席位的李，是改革最著名的反对派。如赵所说："李先念之所以对我仇视，主要是因为我执行邓小平改革开放这一套。他不便公开反对邓，所以集中目标在我身上。"
邓胡赵的"三国演义"
除了他与李先念的问题以外，赵其实比较幸运，因为在邓的上述两员大将中，是胡耀邦接收了大部分元老派、保守派的攻击。如赵所说，这是因为胡是总书记，主管政治与理论工作，而保守派们发现胡对他们心爱的东西毫无兴趣。赵在写到胡的时候，流露褒扬之意，他认为，部分原因是胡同情知识分子，不愿意象文革时那样整他们。胡心直口快，不计较影响。实际上，胡与赵之间主要的分歧之一在于，胡有鞭策经济快速发展的倾向，而赵主张宁可慢些，但要稳些。两人都有将市场经济带入中国的决心，但看起来胡还没有忘掉毛式的依靠运动发展经济的方式。1983年，邓召集二人开会，直截了当告诉胡，不要干预政府的经济工作。赵认为，在1986年学生示威事件爆发以前，邓就已经对胡失去了信心。学生示威只是（给邓）提供了搞掉胡总书记职位的机会罢了。总之，在这种情况下，胡能够继续留任政治局委员，已经很不容易了。
除此之外，胡还有一个赵所不能比的优越条件。那就是他的大部分政治生涯是在中央机关度过的，也就是说，他有人脉，有老关系。正因为如此，赵告诉我们，胡被他的很多敌人指责扶植团派，因为胡自1950年代就领导这个组织。相形之下，赵一直在不同地区的省级机关工作，只在1980年才调到北京，没有什么老关系，或者，像他自己所说："渠道不多，消息比较闭塞"。除此以外，赵只有一个支持者，那就是邓小平。当然，那是一位最强有力的支持者。但是，即使是邓，面对元老们的强烈反对，他也必须左顾右盼，权衡折冲。因此，每当邓表示隐退之意，赵就坚持请留。据赵所知，直到1989年4月份--离他政治生涯最后被毁只有一个月--邓还在向赵重申，他已经取得了陈云和李先念的同意，让赵做两届总书记。（总书记这个职位，是赵1987年1月从胡耀邦下台后接过来的。）但是，在讲到赵的悲剧之前，值得关注的是他在改革当中所起的作用。
改革的设计师：不是邓，而是赵
人们常把邓看成改革的设计师。当然，没有他当初对改革和开放的强有力的推动，就不会有改革。后来，在中共诸老中他一直是推行改革的教父，随时准备临阵督战，或者抵挡反对者从四面八方发出的进攻。但读了赵关于他苦心探索改革这篇朴实无华的报告之后，事实就明朗了--改革的设计师，实际上不是邓，而是赵。是赵，在进行了无数次的基层调研之后，才最终认识到邓1978年12月复出以后仍在坚持的农业的集体化已经过时。是赵，支持了全国范围的农户包产责任制，用以发展农业和提高农民收入。诚如赵所叙述，没有邓的支持，不可能在全国范围内成功。但邓自己并没有做出概念上的突破，作出这一突破的，是赵，不是邓。
也是赵，制定了取得了巨大成就的沿海发展战略。这和改革早期实行的经济特区政策不同，这是动员全部沿海省份发展外向型经济的努力：进口大量原材料，加工生産，然后再同样大规模地出口所得产品。赵要应付很多不同的反对意见，但是，一旦他取得邓的支持，事情就比较顺利了。赵在1987-88年制定的政策，在他政治生涯结束后继续存在，只是在那以后，沿海发展战略同赵联系太紧密，因而这个名称被弃置不用，不再把成绩归功于他罢了。
对失败，赵也承担了责任。1980年代后期的大事之一是价格改革，但在后来的讨论中，鉴于当时的经济形势，赵同意暂停。那是很罕见的：他居然同他的两个主要对头李鹏和姚依林取得一致。但是李鹏和姚依林利用了经济中出现的问题排挤赵。邓的态度很明朗，赵在担任总书记之后必须继续主管经济工作，但李和姚越来越不理会赵的意见。作为中国政治体制里的老手，他们很快就感觉到了赵的权力在减弱。
赵的成绩是很可观的。更可贵的是，在他的级别上，他几乎总是孤军奋战；他拥有一批忠实的拥护改革的官员为他工作--值得注意的是他至今仍被软禁的助手鲍彤。但是，是赵，需要在第一线去说服或同元老们展开周旋；也是赵，必须自己去防备身后气急败坏的"同事们"李鹏和姚依林等人的冷箭；还是赵，必须说服中央或省里的官僚们，而这些人的思路，可能还是文化革命以前的那一套，他们念念不忘保卫固有的领地，坚持老一套的管理方法。但是，赵，在整个1980年代，直到他离开政治舞台，都在为下一步如何工作，而思考，而探索，而调研，而讨论，而争辩。在选择赵作为他的改革的设计师上，邓表现出极佳的判断。
成了保守派眼里比胡更大的敌人
赵从来没有想当总书记。他喜欢做事，不愿意卷入争论，不管是政治方面的，还是理论方面的。如果邓有总书记的其他人选的话，赵会非常乐意继续做总理。但是唯一的人选来自耍阴谋诡计的保守派，赵天真地信以为真，邓却看破了他们。赵只好勉为其难，他也因此被迫处于困境。
他很快就认识到，前些年有胡耀邦在前面护航是多么幸运。赵现在接收了两个主要敌手，胡乔木和邓力群（"小邓"，但同邓小平没有亲戚关系）。胡乔木是笔杆子大王，以前曾是毛的秘书和得宠的捉刀人。邓小平已经同此人几年不打交道了。邓力群长期以来是左派理论家，同保守元老们密切联络。他掌控中央书记处研究室，以制造反对改革的观点和评论为业。用邓小平的话来说，"小邓"非常倔，像头"湖南骡子"。但是他的支持者们无疑认为，他是在光荣地为真理而斗争。
赵以前对胡耀邦和胡乔木与"小邓"之间的思想理论斗争根本不感兴趣--他们也认为，赵态度中立，只关心别让思想理论问题影响经济发展。但是当胡耀邦被迫下台以后，他们原以为可以大张旗鼓推动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的运动，却遇到了赵的反对。在很短的时间里，赵做成了胡没有做到的事情：他解散了中央书记处研究室，瓦解了"小邓"的权力基础，关闭了《红旗》杂志等左派刊物。
作为补偿，赵建议"小邓"在下一次党代会担任政治局委员，给他一个说话的地方。这些都是经过同意了的，当走到程序的第一步时--选举中央委员，然后从中选出政治局委员--小邓没有被选上。邓本来曾经表示同意提升小邓入政治局，但邓现在主张维持选举结果。支持小邓的元老们对此十分恼怒，从此把赵看成了比胡耀邦更大的敌人。
但是赵还是取得了进一步的胜利。他决定一劳永逸地解决贯穿整个改革年代的挥之不去的问题：如果说中国在1950年代就完成了社会主义改造，为什么现在反而采用资本主义的一套做法呢？他决定使用一个现成的说法--社会主义初级阶段--但是赋予它以全新的理论地位。这样，既不至于否定社会主义的成就，又可以使中国从社会主义教条的禁锢中解放出来。他还试图使所有的人满意，因而强调了"四项基本原则"的地位。这是邓1979年强调的，即社会主义道路、无产阶级专政、共产党领导和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赵把1978年使邓恢复权力的那次中央全会解释为，实际上既包含了四项原则，也包含了改革开放，二者同等重要，它们是两个要点，共同围绕着经济建设这个中心任务。这一论述，被鲍彤及其同事表述为"一个中心，两个基本点"的口头语。并不是所有的人都向之敬礼，但邓小平喜欢，因而就成立了。这一论述，构成了赵在1987年秋天十三大政治报告的理论基石。
邓小平李鹏促成了学潮升级
当我们说到1989年4至6月学生游行到天安门广场悼念4月15日逝世的胡耀邦时，也可能西方读者接触到的材料比赵紫阳当时所能接触到的还要多。这是因为有一本在海外发表的共产党秘密文件，其中有些文件，也许赵从来没有接触到，特别是元老们决定赵下台以及选择接班人的会议记录。赵在这里提供的，是他对学生运动的分析，以及他对之采取的政策。
赵因为对学生运动持宽容态度，使李鹏等保守派同事恼羞成怒。赵认为在初期的抗议活动以后，使用说服的手段可以使学生回到校园。李鹏曾保证根据赵的意思去做，赵就启程前往北韩，进行早已安排好的访问。对赵不幸的是，李鹏找到了机会，背弃了他（向赵做出）的保证。赵一离开，李鹏赶紧召集北京市委的干部，先向政治局常委，然后向邓小平汇报。他们的报告惊心动魄，预言如果不立即控制形势，将会有全国性的动乱。邓的脑子里有文革时儿子被斗残废的记忆，这样的报告肯定会使邓小平深受感触。他将事件定性为"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动乱"。赵在朝鲜，没有任何其他信息，在无奈中，只有同意邓的说法。李鹏做出安排，把邓的语言和情感立即写成《人民日报》社论，在4月26日发表。出乎李鹏预料的是，社论不仅没有使学生们屈服，反而激怒了他们，因为他们的爱国行动被诬蔑了。27日，学生们冲破了警察的拦阻，再次到广场游行。在邓的帮助下，李鹏促成了学潮再次升级。
赵回来以后，他看到，不管如何化解，除非把社论里面那些刺激性的言论收回，学生运动就不可能平息。但是他通过咨询得到的结论，同他已经感觉到的情况，是一样的：邓根本不愿意否定社论。李鹏最大的胜利在于他终于找到了一件可以离间邓与赵的事情。赵试了其他方法向学生显示善意，但到了五月中旬，他已经没有选择，从政治舞台上消失了。他抵制戒严归于失败。赵的时代结束了。他所能做的，只是参加中央会议，接受被废黜。
逝世于2005年的赵，在软禁当中度过的时间比主持改革的时间还要长。在这个期间，他只偶尔被允许出行到经过谨慎选择的地点，偶尔打打高尔夫球，偶尔会晤被仔细筛选过的来访者。赵的许多时间只能用来抗议那些使他身陷囹圄的无聊的禁令。作为一个有良知的党的官员，他向他的监视者援引宪法和党规。看来他真的相信--也许出于天真--在他义正词严的压力下，某一天，他的敌人就会退却。然而，不然。在处理赵紫阳一案中，合法与否根本不起作用--起作用的，只有权力和稳定。也许，赵从乡下来到北京，不知道在中国的政治生活中根本没有法律的地位？不过，也许，如果他出现在街头，如果被发现后在人群中引起骚动，如果领导集团因此发生出自内心的恐惧，也许他能从中得到某种安慰？
幽禁中继续思索政治民主化改革
在幽禁中，赵想过政治改革，想到邓的想法，胡耀邦的想法和他自己的。他认为邓其实并不相信什么政治改革，只是想收紧国家管理的机制而已。胡还没有一个全面的想法，但是根据他在政治运动中温和的态度，和他坚持平反以往运动中的全部冤假错案，使赵认为，如果胡能继续执政，他一定会把中国的政治改革推向民主化。
赵承认一直到1980年代中期，他是经济上的改革派，政治上的保守派。他逐渐体会到，没有政治体制改革，经济体制改革会遇到灾难：比如大规模的腐败就会不断蔓延。到了1989年，他已经可以告诉来访的苏联领导人戈尔巴乔夫，中共的执政地位可以不变，但执政方式必须改变：法治必须取代人治。他想提高透明度，建立同社会各方面力量对话沟通的渠道。他认为，各种社会力量应该有权组织自己，而不是从属于党国领导之下的机构。赵希望，纵使选择有限，在全国代表选举中也应该有选择的余地。
之后，赵的观点又进了一步："倒是西方的议会民主制显示了它的生命力，现在还找不到比它更好的制度。"这种制度的现代化，包括了市场经济和民主政治。在中国，这意味着一个长期的过渡阶段，这需要共产党做出两个突破：允许不同政党的竞争和新闻自由。而且，党内也要民主。法制改革和司法独立也要先行。在简短的分析后，赵根据他的经验，讲了推行这样的改革在中国会是多么的艰难。
赵紫阳被囚禁的故事引发了（我的）两个想法：一个热爱国家的官员，如果只有在多年赋闲全力反思的条件下，才得出了中国需要民主的结论，那么对于日理万机的官员来说，又有什么休闲时间，或者有什么（政治上的）安全感，使他能够在当朝当政的条件下，得出同样的结论来呢？如果他终于能够得出这种结论，他又如何能在遍及社会各阶层的党内反对力量之下，来实现这个结论呢？中国之所以能够摆脱斯大林式的经济模式，是因为文化大革命的大灾大难动摇了这种模式。中国不需要再来一场文化大革命，但是，如果中国的领导人想去实现赵紫阳最后遗言中的结论，这个党就必须从根本上有所变革。
如今的中国，赵紫阳是不允许存在的。到了不再偏执的未来，也许他将进入华夏先烈之列--他们为国効力，功勋卓着，但不见容于最高统治者。当他们腐坏的政敌早已灰飞烟灭的时候，他们的英名将久远长存，受人景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