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是揭开周恩来面具系列节目的第17集。在这一集我们向大家介绍周恩来在中共遵义会议上的表现，以及毛泽东成为周的副手。本次节目的部分内容来自高文谦先生的《晚年周恩来》。
湘江惨败之后，军中怨声四起，群起而攻之，严重动摇了博古、李德一言堂的统治。博古本人方寸已乱，深感自己的责任重大，在政治上无法交待，但又一筹莫展，颓唐沮丧，甚至一度到了想引咎自杀的地步，为闻讯赶来的周恩来等人所劝阻。
周恩来此时的心情自然也十分沉重，思想上有极大的压力。他完全清楚党内军中的不满是冲着在中央主持一切的"三人团"而来的，而他本人作为"三人团"的成员之一是无论如何难辞其咎的。在第五次反围剿中，周对李德在作战指挥中的一些作法曾有不同意见，也发生过一些争论，但看在他是共产国际派出的军事顾问的面子上，往往最后不再坚持自己的主张，听由李德拿主意。湘江惨败之后，周恩来不动声色地与博古、李德拉开了距离.
宁都会议后，毛泽东一直在伺机东山再起，但一时苦于找不到机会，毛在暂时隐忍的同时，一直在暗中活动，除了竭力保持他本人在党内军中已有的政治影响外，还多方做"分化"工作，收揽人心，寻找新的政治盟友。长征出发前，毛泽东有意识地与同为党内国际派大将、但已和博古闹翻的张闻天和王稼祥一起随军行动，私下商议如何把博古、李德"轰下台"。
毛泽东的这种个人企图，在当时的中央领导圈中并不是什么秘密，而是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如李德在回忆录中就提到了当时被指定留守在江西中央根据地打游击的政治局委员项英曾对此表示忧虑。李德写道：" 他(项英)警告说，不能忽视毛为反对党的最高领导而进行的派别斗争，毛暂时克制不过是出于策略上的考虑。他说，毛可能依靠很有影响的人、特别是军队的领导干部，抓住时机在他们的帮助下把军队的领导权夺到自己手中。我同意项英的疑虑。可是我在几天以后向博古讲述这次谈话时，他显得很有信心。他说，关于党的政治总路线已不存在分歧了；至于以前在军事上的不同意见，由于各地的红军都转入了反攻，现在也都消除了。他还说，毛泽东同他谈过，毛并不想人为地制造一场会把中央红军的命运推向危险境地的领导危机。"
当红军湘江大败之后，毛立即向博古为首的中央"三人团"发难，提出"要讨论失败的原因"，并联合王稼祥、张闻天一起公开批评中央的军事路线，提出第五次反围剿以来的失败是由于军事领导上的错误路线造成的，要求开会检讨清算。
对于当时的情况，毛在二十多年后曾在一次中共党内高层小范围的谈话中作了这样的回顾： "在长征路上，暴露出他们那一套不行了。这一套是从斯大林那里来的。每次政治局开会，我只有一票。后来我病了。王稼祥负伤了，我们两人都在担架上，在一起走，我就作了稼祥的工作，他同意了我的许多意见。通过王稼祥，又作了洛甫(张闻天)的工作。洛甫也转过来了。可是以后再作别人的工作，就再也作不动了。他们死抱着斯大林的圣旨。每次政治局开会，都是三票对四票。我这一边，我一个，稼祥一个，洛甫一个。他们那一边，博古一个，李德一个，朱德一个，周恩来一个。老是这样，三对四，解决不了问题。后来军事形势更糟了，他们那一套实在混不下去了。我就提出，我们不要老是开这样的会了，不行了。可以扩大一下，扩大到军团一级，这里边有赞成我的意见的人，也有赞成你们意见的人，开一个政治局扩大会议来决定吧!他们也同意了，这个会就是遵义会议。"
对于周恩来促成遵义会议的召开所起的作用，毛泽东似乎不大愿意在类似这样党内高层的谈话中提及，特别是49年中共建政以后更是如此，其中原因不言自明。不过，他当时曾在私下里对妻子贺子珍表示过："那时争取到周恩来的支持很重要，如果周恩来不同意，遵义会议是开不起来的。"
事实也正是这样。周恩来的政治态度在当时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湘江惨败之后，博古、李德成为众矢之的，他们的领导已经破产，有关军事行动的决定权自然而然地落到"三人团"中具体管事的成员周恩来的手中。毛泽东鉴于蒋介石已经判明红一方面军准备与红二、六军团会合的行动意图而在通往湘鄂西的沿路设置重兵，等待红军自投罗网，因此力主放弃原定计划，改向国民党军队防守薄弱的贵州进军。而李德、博古则坚持按照原定计划与红二、六军团会合。双方争执不下，谁也说服不了谁。
于是，周氏作出了大概是他一生中最重要的决定，由他主持在黎平召开的政治局会议上打破僵局，采纳了毛的建议而与李德彻底闹翻，会议并决定进入遵义地区后，召开政治局扩大会议讨论总结第五次反围剿中军事失利的经验教训，解决领导层内部的争论。
关于周恩来同李德在黎平开会闹翻一幕，他当时的警卫员范金标后来对此有生动的回忆，说："黎平会议是在一个晚上召开的，吵得很厉害。总理(指周恩来)批评李德，总理把桌子一拍，搁在桌子上的马灯跳了起来，灯也熄灭了。我们马上去把灯点上。开会解决什么问题，当时不知道，后来才晓得，争论的焦点是向敌人防守薄弱的贵州前进，还是与红二、六军团会合。"
由于周是当时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 中的成员，周恩来态度的转变,着实给了博古和李德致命的一击，顷刻之间瓦解了他们的抵抗.。一九三五年一月，中共在贵州遵义召开中央政治局扩大会议，检讨总结自第五次反围剿以来军队指挥上的错误。会上，博古作了反围剿的总结报告，强调客观原因，为军事失败作了辩护，周恩来则不动声色地与博古的说法拉开距离，在副报告中则更多地强调了主观上的原因，指出第五次反围剿失利的主要原因是军事领导上战略战术和错误，并从军事指挥执行者的角度作了自我检讨。周的举动，与博古、李德划清了界限，致使党内最高领导核心"三人团"最终解体。
接下来，多数与会者主张改变领导，撤换博古，解除李德的指挥权。对此，博古想不通，李德坚决不接受，此外，时任政治局候补委员、党内"二十八个半布尔什维克"之一的凯丰表示反对，认为把全部责任推到博古一个人身上不公平。双方为此顶起牛来。
最后，周恩来打破了会上的僵局，主动请求中央撤换他本人的职务，同时推举毛泽东出来指挥红军作战。周的这一手十分老到，既作出了高姿态，使得博古，李德陷于孤立，促使会议形成了最终的决议。同时，他本人也由此得到多数人的谅解，在政治上渡过了难关。
在中共官方的党史中，遵义会议的历史意义一直被作为确立了毛泽东党领导地位的标志而大书特书。特别是当毛在世时更是如此，对历史真相讳莫如深。
毛泽东死后，随着历史真相逐步被披露出来，这一定论发生了疑问。中共官方说法不得不退而求其次，改为遵义会议"在实际上确立了毛泽东在我党的领导地位"，理由是遵义会议恢复了毛对红军的指挥，而军事指挥权在当时是最为重要的。但是，即使是这个说法也大有问题。
关于遵义会议所作出的决定，现存的历史文献是陈云手写的《遵义会议政治局扩大会议传达提纲》，其中写道：
(一)毛泽东同志选为常委。
(二)指定洛甫(张闻天)同志起草决议，委托常委审查后，发到支部中去讨论。
(三)常委中再进行适当的分工。
(四)取消三人团，仍由最高军事首长朱、周为军事指挥者，而恩来同志是党内委托的对于军事上下最后决心的负责者。
由此可见，毛泽东虽然通过遵义会议在政治上打了个翻身仗，根本谈不上"已经确立了在全党的领导地位"。当时党内负总责的仍是博古，稍后改为张闻天。在军事指挥上，由周恩来取代了李德。毛只是作为中央常委开始参与中共的领导核心，并根据常委的分工，参与处理军机大事，但还是作为周的副手。关于这一点，陈云在会后起草的传达提纲说得很清楚： "扩大会完毕后中常委即分工，以泽东同志为恩来同志的军事指挥上的帮助者。"
应该说，中共在遵义会议后的领导格局又恢复到了宁都会议以前的状况，党权与军权分离，毛泽东参与军事指挥，但最后仍要由周恩来拍板定夺。象这样的谎言在中共党史中比比皆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