街头卖报的儿童（法新社）
中国近年来人口失踪问题日益突出。每个失踪者的身后，都有寻觅无果、伤心欲绝的亲人和濒临崩溃的家庭。而这些失踪人口，既有被强逼做奴工的青少年，也有被绑架拐卖的婴幼儿。他们的不幸和他们家庭的遭遇牵动着各界的心，自由亚洲电台记者寇天力就中国的失踪人口问题为您制作的六集特别报导“关注黑窑奴工和失踪儿童”。
2009 年2月24日晚上，当许多人还尚未完全走出牛年春节的喜庆氛围之时，河南郑州中原区小岗文门村的农民苗立松却又要离开家门，远走它乡寻找已失踪四年半的儿子苗旭朋。这次，他的目的地是河北石家庄、定州一带一个黑窑厂，和他同行的是另外七名怀疑自己的子女被卖进黑窑做奴工的家长。苗立松当天深夜在郑州火车站等火车时，在电话里告诉记者说：
我在火车站呢，噪音大，我们今天晚上12点火车到河北石家庄去，今天晚上12点的车，听说那边有黑厂，（我们）没有通知那么多人，只有8个人，想着通知人多了包车费用大；8个人做个面包车能坐下，人多了坐不下。
类似的寻子行程，苗立松已经走过无数次，足迹遍及河南河北山西湖北等多个省区，而这一切都起源于四年多前2004年的8月。当时，苗立松夫妇外出了一个月回到家后，发现他25岁的独子苗旭朋已经失踪。起先，他无法推测儿子在哪里，如何失踪，直到2007年中国山西、河南等地的黑窑奴工事件被媒体曝光，他才开始怀疑儿子是否也被拐卖或绑架到了黑窑，之后，他在艰难的寻找过程中开始陆续有些线索：
在河南都找遍了。在河南找了很多地区。自从黑窑（事件）爆发后，我上山西都去过6次，在山西有三个砖厂，我让他们看照片，他们说见过我儿子。自从打击以后，也不知被转移到什么地方去了，或者被转到了外省、外地区。再一个，发现一个新线索，有人提供，有个人从广州黑厂跑回来，他们都是在郑州一千块钱被卖掉的，拉到广州。有的是受骗，有的是被绑架。
郑州是河南省省会，也是中国重要的南北交通枢纽之一，贯通中国东西的陇海线与纵横南北的京广线就在这里交汇。此间的郑州火车站客流量大、流动人口众多，成为人口失踪案的主要事发地点之一。原就读于郑州国防科技中专的15岁学生酒文杰也是在这里被人贩子诱骗拐走，他的母亲张小英为寻找他，数次前往因黑窑工众多而被曝光的山西，但一无所获。直到半年后在当局组织的联合打击行动中酒文杰才从开封一处砖窑被解救出来。当初曾参与寻找他的一名亲属张先生说：
人家已经把他营救出来了，他不是在煤矿，他是在砖瓦窑，烧砖打砖的地方；有些人吧，就是专门做这个（拐卖人口的）生意的，拉一个人多少钱，做这种生意。几个年轻人，几个妇女可能，叫他帮忙干点活，他就跟人家走了，可能是这种情况，具体详细情况，因为他回家以后他也不愿意说。
在被卖到黑窑做奴工的失踪人口中，象酒文杰这样的是被人贩子诱骗而走。同时还有许多则是直接遭绑架抢走贩卖。张爱花，也是河南一位失踪少年的母亲。她也曾与其他一些失踪者家庭一起到山西等地窑厂数次寻子。直到两年多以后，她当时15岁的儿子郝纪勇九死一生从河南南阳的一家黑窑厂逃跑了出来，并向其他一些受害家庭告知了他如何在郑州被绑架卖到黑窑的情况。当时在场的一名失踪者家长河南长葛农民王长义说：
从跑回来的孩子这里才知道他们是咋丢的。像这个张爱花家的孩子吧，是在郑州卖小吃的，给工地上送饭，在早起，有三个人把他用麻袋一装，装住以后把他扔到车上，拉到砖厂，卖给砖厂。一个人卖了三百块钱。他们一天就弄个七八个人，一车拉着。他就是正走着路，两三个人把他一捆，捂住嘴，把他装到了麻袋里。
王长义自己的儿子王彦阁于2007年在外打工时失踪，当时20岁。王长义为寻找王彦阁，近两年来跑遍河南河北山西江苏等地，历经千辛万苦，包括冒险强行进入黑窑厂，但仍一无所获。他表示，与他有类似经历的还大有人在：
我们一起丢失孩子的有很多人啊，不光是我一家，光那一次我们一起上郑州去找的，就有几百家家长；那黑厂俺也去了，（看到）那黑厂里孩子也多，反正是全国各地的都有。那天下着雨，俺们在窑厂里，脱了鞋，当时天也冷，脚冻的像那什么似的，俺就这样一直在泥坑里跑着、走着，在满天雨地里在窑厂找。在这两年里，我们一直都这样在找。反正这是为了找孩子，我们也不怕受苦受罪。
骨肉情深，十指连心。对于众多失踪者家庭来说，他们经历的不仅是寻子路的艰难，经济上的困顿，还有精神上的煎熬。在养儿防老观念根深蒂固，计划生育实行多年的中国，含辛茹苦养育成人的孩子既是这些普通人家对未来家庭延续的希望寄托，也是他们自己未来生活的保障依靠。而一次次的寻找，一次次的失望，给他们带来的打击超乎外人想像。王长义在接受采访中，痛哭流涕，泣不成声，悲苦之情，难以言表：
（哭泣）成天在家里为了孩子头疼，上医院查查也查不出病，就是一个头晕成天。现在家里就剩我们老俩口了，俺们就这一个孩子，俺老婆也结了扎了，也不会再生育了，土埋半截的人了，俺这后半生咋过哩？！在农村，人们都是养儿为了防老，可俺现在没一点儿办法呀。
在失踪者家庭经历煎熬的同时，被绑架拐卖的黑窑奴工们在黑窑主和打手们的看管下，失去自由，遭受奴役，没日没夜地干着重活，用血泪甚至生命为黑窑主们创造利润。而这些情况很多都是在一些黑窑奴工被解救后才为外界所知。被解救少年酒文杰的亲属张先生谈到酒文杰在黑砖窑的情况时说：
他基本就是从一早就开始干活，因为他不是在山西那边，他一直在我们河南，我最后问他了才知道，他在这儿比其它地方还强些，在这只要你人不跑，他们也不咋地你，只要你一天干着活，他们也不打你；每天都是早上起来就干，中午吃了饭干到黑。
相比之下，酒文杰的经历还算幸运。张爱花的儿子郝纪勇九死一生从南阳逃回家后，向亲属和其他失踪家长诉说生活惨状，令在场人士无不动容。王长义说：
张爱花家的孩儿在南阳逃跑回来，他在那里黑厂干了两年半，两年半从那里出来时头发都长了二尺多长，那孩子说在那里真是受罪，他说着，俺们都是直掉眼泪，那也真是没办法呀，他是半夜偷跑回来的，跑出来了活命，跑不出来是个死，在那里（干活）也是个死，早晚都会在那里干死。他们窑厂的多恶劣，孩子说，他亲眼看到活活打死了个孩子，逃跑，抓回来就打死；他说这回他们一起跑出来三个，其他跑出来但没逃脱的都被打死了，被用棍子夯死了。这些孩子在那里都被打害怕了，那孩子跑回来后，我们又带着他回去找，他浑身都是害怕的，他都不敢去，吓破胆了。
无论是酒文杰还是郝纪勇，无论是被解救还是自己逃生，他们最终有幸活着离开黑窑，得以与亲人重逢，而那些仍在黑窑里被逼做工、尚未被发现解救的奴工们，却不知将来命运会如何。在寻子过程中，亲身数次到达山西黑窑厂的王长义亲眼目睹了这些奴工青少年们的悲惨状况，他说：
我们在山西找了几个月了，当时黑厂里的孩子们看到我们都不敢吭声，问他们他们也都不说话，那都是孩子们被打得不敢说话了，问他是哪儿的，他也不敢说。
王长义所描述的状况令人感到震惊，因为既然中国政府已经进行了专项打击整治，为什么这些黑窑仍能得以存在？既然这些黑窑工们被发现仍被拘禁奴役，为什么他们还难以得到解救获得自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