因此，中共在几十年的屠杀中不但摧毁了无数的生命，更摧毁了中华民族的精神。许许多多的人，已经在残酷斗争中形成一种条件反射。只要中共举起屠刀，这些人立刻放弃一切原则，放弃一切判断力，举手投降，从某种意义上说，他们的精神已经死亡。这是比肉体死亡更可怕的一件事情。
一、杀人如麻
毛泽东在建政之前即撰文指出"我们对于反动派和反动阶级的反动行为，决不施仁政。"换句话说，早在中共进北京之前就已经下定了实行"暴政"的决心，并美其名曰"人民民主专政"。以下仅列举一些运动为例。
（一）镇反与土改
中共在1950年3月发出了《严厉镇压反革命分子的指示》，史称"镇反"运动。
与历代皇帝登基后大赦天下不同的是，中共甫一上台就举起屠刀。毛在一份文件中说，"很多地方畏首畏尾，不敢大张旗鼓地杀反革命"。1951年2月，中共中央又指示说除掉浙江和皖南外，"其它杀得少的地区，特别是大、中城市，应当继续放手抓一批，杀一批，不可停得太早。"毛甚至批示说"在农村，杀反革命，一般应超过人口比例千分之一......在城市一般应少于千分之一。"以当时中国六亿人口计算，毛一道"圣旨"就有至少六十万人头落地。至于这"千分之一"的比例是怎么计算出来的无人能知，大概毛拍拍脑袋，认为有这六十万人命垫底，人民的恐惧也就初具规模了，于是就下达了这个指标。
至于说被杀的人是不是罪当至死，则完全不是中共要考虑的问题。1951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惩治反革命分子条例》中规定，连"传播谣言"都能"斩立决"。
与如火如荼"镇反"运动同时的，是同样如火如荼的"土改运动"。实际上，中共在上世纪二十年代末就在其占领区开始"土改"。表面上是实现类似"太平天国""有田同耕"的理想，实际上真正的目的却是要找藉口杀人。中共党内后来的第四号人物陶铸提出"村村流血，户户斗争"的土改口号。也就是每村都要枪毙地主。
本来土改完全不必杀人，同样可以采用台湾政府那种赎买的方式，但依靠土匪和流氓无产者起家的中共只懂得"抢"。抢了人家的东西，又怕人家记恨，索性斩草除根。
土改时最常见的杀人方法是斗争会，给地主富农编造一些莫须有的罪名，然后问台下怎么办。台下也安排好了中共党员或积极份子，领头高喊"该杀！"，于是地主富农就被就地处决。当时农村里有些田地的都被定为"霸"，经常欺压百姓的叫"恶霸"；经常修桥补路兴学赈灾的叫"善霸"；什么也不做的叫"不霸"，这种划分并无实质区别，因为不论哪一"霸"的结局常常一样──当场处死。
中共公布到1952年底，消灭的"反革命分子"是240余万人，实则遇害的国民党县长以下至地方甲长的公教人员及地主最少在500万人以上。
这种"镇反"和"土改"有几个最直接的功效：第一、过去中国的基层权力组织基本属于乡村宗族自治，乡绅成为地方的自治领袖，中共通过"镇反"和"土改"杀光了原有体系的管理人员，实现其"村村都有党支部"的农村全面控制；第二、通过土改和镇反抢劫大量钱财；第三、通过对地主富农的残酷镇压达到震慑百姓的效果。
（二）"三反""五反"
如果说"镇反"和"土改"主要针对农村基层的话，接下来的"三反五反"运动就是城市中的屠杀运动。
"三反"是从1951年12月开始的针对中共内部干部腐化而开展的"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运动。当时也处决了腐败干部，但紧接着中共认为其干部变坏都是资本家引诱的结果，于是在次年一月开始"五反"，即"反行贿、反偷税漏税、反盗窃国家财产、反偷工减料、反盗窃国家经济情报"。
"五反"实际上就是抢资本家的钱、甚至是谋财害命。当时上海市长陈毅每天晚上在沙发上端一杯清茶听汇报，悠闲地问："今天又有多少空降兵？"实际上就是问又有多少商人跳楼。"五反"运动使所有资本家在劫难逃，所谓"反偷税漏税"是从光绪年间上海开埠算起，资本家倾家荡产也交不起"税"，想死又不能跳黄浦江，因为会被说成去了香港，家属还要继续被逼迫，只好跳楼而死，让中共看见尸体好死了心。据说当时上海高楼两侧无人敢走，怕突然被上面跳下来的人压死。
据1996年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等四个部门合编的《建国以来历史政治运动事实》的数据，在"三反五反"中，有32万3千1百余人被逮捕，280余人自杀或失踪；在1955年"反胡风运动"中，有5千余人被牵连，5百余人被逮捕，60余人自杀身亡，12人非正常死亡；在随后的"肃反"运动中，有2万1千3百余人被判死刑，4千3百余人自杀或失踪。
（三）大饥荒
中共建政后死亡最多的政治运动是"大跃进"之后的大饥荒。红旗出版社1994年2月出版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历史纪实》一书，在"大饥荒"一文中说"1959年至1961年的非正常死亡和减少出生人口数，大约在4千万人左右。......中国人口减少4千万，这可能是本世纪内世界最大的饥荒。"实际上海内外学者对饿死人数的估计在3千万到4千5百万之间。
这一场大饥荒被中共歪曲成"三年自然灾害"，实际上那三年风调雨顺，大规模严重的洪水、干旱、飓风、海啸、地震、霜、冻、雹、蝗灾等自然灾害一次也没有发生，完全是一场彻底的"人祸"。由于"大跃进"使全民炼钢，大量庄稼抛洒在地里无人收割，直到烂掉为止；同时各地却"争放卫星"，柳州地委第一书记贺亦然甚至一手导演炮制了环江县水稻"亩产十三万斤"的特号新闻。正好庐山会议后，中共在全国"反右倾"，为体现其一贯正确，在全国按照虚报的产量进行粮食征购，结果把农民的口粮、种子粮、饲料全部收走。仍然搜刮不够征购数量就诬蔑农民把粮食藏了起来。
贺亦然曾经说：不管柳州地区饿死多少人，也要争个第一！有的农民被搜刮得家里仅剩藏在尿罐里的几把米。环江县驯乐区委为让农民有粮也吃不成，甚至下令"灭火封锅"。民兵夜间巡逻，见到火光就搜查、追捕。许多农民连野菜和树皮也不敢煮食，活活饿死。
过去大饥荒发生时，官府总要设粥厂，开仓放粮，允许饥民逃荒，但中共显然认为逃荒会有损"党的威信"。于是派民兵把守乡村的交通路口，防止饥民外逃。甚至在饥民忍无可忍去粮管所抢粮时下令开枪镇压，并诬蔑被枪杀的饥民是反革命分子。当时甘肃、山东、河南、安徽、湖北、湖南、四川、广西等许多省份饿殍遍野，没有饭吃的农民还被逼着去"大修水利"、"大炼钢铁"，许多人走着走着路就一头倒在地上永远也起不来了。最后死了人没人有力气掩埋，许多村庄一户一户地死绝。
中国历史上饥荒最严重的时候曾经出现过"易子而食"，而到了中共统治时期却出现了这样的故事：活着的人不但把死去的人割了、煮了、吃掉，还将外面来逃荒的人、乃至自己的孩子杀了吃掉。"有一户农家，吃得只剩了父亲和一男一女两个孩子。一天，父亲将女儿赶出门去，等女孩回家时，弟弟不见了，锅里浮着一层白花花油乎乎的东西，灶边扔着一具骨头。几天之后，父亲又往锅里添水，然后招呼女儿过去。女孩吓得躲在门外大哭，哀求道：‘大大（爸爸），别吃我，我给你搂草、烧火，吃了我没人给你做活。'"（作家沙青的报告文学《依稀大地湾》）
这样的人伦惨剧到底发生了多少我们无从知道，但我们却知道造成这无数人伦惨剧的罪魁中共，却把它变成了党领导人民抗击"自然灾害"的颂歌，并继续号称自己"伟光正"。
1959年庐山会议，为民请命的彭德怀遭到整肃，一大批敢于说出实话的干部被撤职、关押、审查，到大饥荒发生时已经无人敢说真话，几乎全都为了保住自己的乌纱帽而掩盖饿死人的真相，甚至甘肃省在陕西主动提出支援他们粮食时还以粮多得吃不了为藉口拒绝了。
此次大饥荒也是对中共干部的一场检阅，按照中共的标准，这些干部当然都是"合格"的，因为他们已经可以宁可看着数千万人饿死，也不说实话，相信再也没有什么人情天理会成为他们跟党走的良心负担了。大饥荒后，肇事的省级干部们仅仅做了走过场式的检讨了事。在四川饿死了几百万人的省委书记李井泉甚至后来还被提拔当了西南局第一书记。
待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