内容来自著名作家张戎女士的著作《毛泽东：鲜为人知的故事》的第四十九章 ——“复仇”第二部分。
在毛泽东要刘少奇保重身体几天后，刘的电话被强行拆除，他的家成了与世隔绝、墙壁，地上满是侮辱性标语的牢房。四月一日，毛通过“中央文革”的戚本禹在《人民日报》发表文章，不点名地宣布刘是“党内最大的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紧接着，由周恩来批准，蒯大富组织了一场有三十万人参加的对王光美的批斗会。会前，周同蒯详细讨论了议程。开会时，周恩来办公室同蒯的组织保持着密切的电话联系。
一向嫉妒王光美的江青乘机报了私仇。王光美以国家主席夫人身分陪刘少奇出国，穿着漂亮的衣服，戴着首饰，而江青待在中国哪里也去不了，这些美丽的东西可望而不可即。她对蒯大富说：“王光美当时在印尼丢尽了中国人的脸，还戴项链！”“穿那些衣服与苏加诺吊膀子”。她叫蒯大富“把那些东西找出来，给她戴上穿上！，蒯回忆道：“江青是暗示--而且是明示一一就是要羞辱王光美，我们怎么批都行。”
于是蒯的人把一件中国旗袍罩在王光美身上。因为天冷，王光美穿着毛衣，紧身的旗袍被硬套在上面，绷得鼓鼓囊囊的。脖子上给她挂了一串乒乓球，表示珍珠项链。整个大会都拍了新闻纪录片，蒯大富事后看了。
要是毛本人也看了，他能看到，王光美没有屈服。在批斗会前的审问中，她针锋相对地为自己、为丈夫答辩。审问者要她“交代”刘少奇的“罪行”她说：“刘少奇没有罪，叫我交代什么？” 她那个时候对毛泽东很有意见，但是不敢说。戚本禹的文章她就公开反驳，说我没有讲过那些话，为什么叫我检查，这不是无产阶级革命家所做的事。事后，王光美给毛泽东写信抗议。
刘少奇也给毛写信抗议，还不止一次，毛的答覆是惩罚升级。七月十三日，毛离开北京去外地，临走时让戚本禹代理中央办公厅主任，负责整刘少奇等人。毛一走，几十万造反派就奉命在中南海墙外安营扎寨，架设了上百个高音喇叭，日夜不停地冲着中南海内声嘶力竭地咒骂刘少奇，：什么“把你这条老狗揪出中南海”，什么 “你这不齿于人类的狗屎堆”。刘的下级被人群牵来引去，在墙外轮番批斗。
在这场闹剧的高潮中，刘收到“勒令”，要他写检讨，“老老实实向毛主席低头认罪”。“勒令”表面出自北京某学院的造反派，给人印象好像这是群众的要求”。但通知刘按“勒令”调子写检讨的，却是毛的大总管汪东兴。显而易见，这是毛一手操纵的。刘断然拒绝了毛的要求。王光美拿起安眠药瓶子朝刘晃晃，意思是她愿与刘一同自尽。刘对她摇了摇头。他们俩都没出声，知道有窃听器，怕安眠药被没收。
毛明白刘少奇的勇气很大程度来自他的妻子，下令把两人分开。七月十八日，刘少奇夫妇接到通知，说两人当晚将被分别批斗。他们预感到这将是生离死别，三十多年后，王光美回忆起那一时刻：此时，我只对他说了一句： ，这回真要和你分别了！”就怎么也忍不住，眼泪流了下来…… 傍晚，我完全平静下来，等着来人揪斗了。少奇生平唯一的一次为我打点行装，拿出我的衣服放好，整整齐齐。在最后的几分钟，我们面对面地坐着……这时，一向不爱说笑的他，却说：倒像是等着上花轿的样子。我也跟着他笑起来。
批斗会结束后，他们被分开看管。他们最后又见了一面，那是八月五日，毛(炮打司令部)一文问世一周年。蒯大富计划大搞一场批斗会，组织几十万人， “把刘少奇揪到天安门广场，搭一个大平台，把他们抓出来斗。江青支持我们的意见，她把意见整个地原封不动地转给中央。”蒯大富连台子都搭好了。可是毛掂量再三，否决了这个做法。他一直对外国人声称野蛮低劣的批斗方式和语言都是红卫兵搞的，如果出现在天安门广场，外国人无疑会认为这是毛的支使，对他“世界革命领袖，形象将十分不利。外国，毛主义者们许多已经对毛的大清洗非常反感了。西欧毛派中最老资格的共产党人、比利时的杰克格瑞巴，自己曾在纳粹集中营里受过刑，知道受折磨的滋味。他写信给刘少奇表示支持。信寄到中南海，被退回来，上面写着：“查无此人。”
毛还有一怕，怕刘少奇夫妇开口。迄今的批斗已使他领教了他们锐利的反驳。斯大林在清洗政敌时曾搞过假模假样的公开审判，因为他的政敌事前已乖乖就范。毛不敢对拒绝就范的刘少奇夫妇搞这套把戏。
他只得决定在中南海内部由中央警卫团的战士穿着便衣，跟中南海工作人员一道批斗他们。
八月五日那天，中国第二、第三号最大“走资派”邓小平、陶铸，也在中南海自家的院子里同时挨斗。毛要打倒他们，是因为他们不愿同毛合作搞文革。毛仇恨他们的程度远远不如像对刘少奇，对他们的批斗也就温和了不少。陶铸夫人曾志是毛早期的朋友，毛对她格外开恩。批斗会上，当她丈夫被揪着“坐喷气式”，挨打受骂时，她还可以坐着。曾志看见人群里有个女人跳起来要抓她，这时有人朝那女人摇摇头，女人马上就放开了手。曾志明白，这是毛在保她。
她也清楚，毛的保护是有条件的。当患癌症的陶铸被流放外地时，汪东兴问她要不要陪陶铸去。大家都明白，曾志要是去了，就会惹恼毛，她和唯一的女儿也就完了。于是，她和丈夫商量后决定不去。陶铸孤单地死在合肥。
刘少奇在中南海批斗会上，沉着有条理地对冲着他咆哮的人群进行答辩，但很快就被震耳欲聋的口号声打断，小红书向他劈头盖脸地打去。他和妻子被乱扯乱拉，头发狠狠地揪向后面，让他们扭曲的脸对着照相机和电影摄影机。这些镜头是给毛看的。操纵批斗会的中办代主任戚本禹的秘书，担心斗得不够狠，怕拍到镜头里“气氛不够”一度宣布休会，重新布置。批斗会再开始时，从电影里可以看到，刘少奇被打 倒在地，一堆人对他又踩又踢。
刘的孩子们，包括六岁的小女儿，被带到会场看父母挨打受辱。毛的女儿李讷也在场，做毛的特别观察员。毛也许很解气。但他不可能看不出，他打不垮刘少奇夫妇的意志。批斗会上有一刻，王光美突然挣脱扭住她的人，扑到丈夫身边，一把紧紧抓住他的衣角。在拳脚交加下，他们俩挣扎着死死地手拉着手，挺直身子互相对视。
王光美为她的无畏加倍付出了代价。一个月后，她被正式逮捕，罪名是“美国特务”外加“国民党特务”和“日本特务”。她在秦城监狱度过了十二个春秋。有相当长时间，她只许坐在铺板上，不许走路，一年半没有放过风，致使她多年腰不能直。专案组建议枪毙她，被毛泽东否决，毛要让王光美生不如死。
王光美的亲属也受到牵连。七十多岁的母亲被多次揪斗并关进监狱，几年后死在里面。刘的孩子被赶出家门，有的被批斗，有的被关押，一个被逼得卧轨自杀。至于刘少奇本人，他备受煎熬的囚室，就是他在中南海的住处，离毛的房子不过一箭之遥。
刘这时快七十岁了，与妻子分别后不到几个月，身体就完全垮了。他多年来靠安眠药睡觉，现在药量被大大减少，同时又强迫他改变多年来为了与毛的作息时间同步而形成的白天睡觉夜里工作的习惯，白天不准他睡觉。这使刘永远处于一种无法睡眠、神思恍惚的状态。他多次晕厥，一条腿拖拉着抬不起来，吃饭由卧室到餐厅，二十几公尺远，要走半个小时到四十分钟。吃饭时，手嘴不能配合。
一九六七年十二月二十日，有关部门的报告说，原则是让刘半死地活着：“能保证刘吃饱，饿不死就行。”致命的病，像肺炎、糖尿病，给治，医生来诊病时先骂刘一通。对刘神经病变引起的神志不清，大小便失禁等，则听之任之，让病况一天天严重。一九六八年五月十九日的{刘少奇情况反映)，用毛泽东时代的典型语言写道：“[刘)装糊涂的事越来越多。比如用梳子、肥皂刷牙，袜子穿在鞋上，短裤穿在长裤外面，有时把两条腿穿在一个裤腿里，装疯卖傻，尽出丑态。”
这年夏天，毛两次通过汪东兴对医护、看守人员说，对刘“要把他拖到中共“九大”，留个活靶子供批判。”治病不是为了救人，而是为了，保护活靶子，向“九大”献礼。”毛想在“九大”上把刘开除出党。 要是那时刘已经不在人世，这幕戏就会失掉光彩。“九大”一过，就可以任“活靶子”死去。
到十月，刘少奇已是靠鼻胃管灌食维持生命，随时都可能死亡。开“九大”的时机对毛还不成熟，毛只得匆忙召开了个中央全会，把刘开除出党。“全会”不全，出席者只占中央委员的百分之四十七，其他的都被清洗掉了。全会还撤销了刘的党外职务--国家主席，连“人大”的过场也不走。
毛给刘定罪的调子是把刘打成“特务”。这样既可以置刘于死地，又避免涉及到毛。毛怕人向刘提问，怕刘开口回答问题，连刘的专案组也不许审讯刘，甚至见刘也不准。这在办案上恐怕还是件新鲜事。为了找“罪证”，专案组大肆抓人，五十年代由苏联设计的“中国第一政治监狱”秦城，在文革初期扩建一倍半，关的不少是跟刘有关的人。一九六六年第一名囚犯，就是曾在刘少奇与斯大林之间做过翻译的师哲，逼他交代的问题有“斯大林是怎样发展刘少奇当特务的”，同时关在这里的还有美国人李敦白，四十年代他与王光美有过一面之交，现在逼他承认是他把王光美，甚至刘少奇，发展为美国情报部门的特务。李敦白看得出来，审讯他的人尽管歇斯底里地叫喊，自己也不相信这一指控。被关押的国民党特务头子沉醉也反覆被审，要他说王光美是军统特务。
被审的人大都尽了最大努力不撒谎。坚持说真话的人中有两位是前中共领导李立三、张闻天。为此，他们和家庭都遭到监禁，两人也都过早地辞世。李立三夫人李莎是俄罗斯人，三十年代李立三在苏联大肃反中坐牢时，曾经共患难。这位为爱情付出巨大牺牲的女性，又在毛泽东的铁窗后度过了漫长的八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