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20 15:20:56作者：龚雨杲
劳动教养队的稻田极少，多是先前劳改犯人开垦的山丘旱地，地面不平坦，土质贫瘠，许多地方裸露着大大小小的石灰岩，只能种值包谷、洋芋、小麦、蚕豆、花生等作物。耕作全凭原始农具，浇灌全仗老天下雨。为扩大耕地面积，劳教分子们就在各大小岩石之间狭窄的地面上垦荒，常常一锄挖在薄土复盖的岩石上，火星迸发，震得虎口破裂，痛得龇牙咧嘴！
自然环境荒凉得连棵树都没有，时时冷风嗖嗖，寒气砭骨！劳教分子工间休息时，纷纷龟缩在岩石下面躲避寒冷和烈日。一天，大雨夹着冰雹，我和姜大组长尽管头戴篾帽，身披油布，仍全身湿透，冷得簌簌发抖。雨大干不了活，寂寞难耐，两人闲聊开来。
姜大组长对我说：“嗨！你他妈好好的警察不干，偏要当右派来吃这份苦!”
我说；“领导让我当，不敢不当。”
“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咋会让你当?”
“我根本没反，只是得罪了领导。”
“你怕真是吃着屎啦!宁可得罪爹妈、得罪祖宗八代也不能得罪领导。你咋连这都不懂?”
“我懂。因为毛主席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向各级领导提出这三个方面的批评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与党离心离德，所以不得不提。唉!哪知提了就倒霉啦！”
“你提了些什么意见?”
“说分局长游击作风严重，穿制服不扣风纪扣：说他工资比人人高，还个个月申情困难补助是肥肉上加膘。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团员过组识生活时，团小组长说的，他赖给了我。再一条是诬蔑秘书股长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
“就这么鸡巴大点事?这右派也太容易当了嘛!”
“还有，我承认看了《水浒》后，在书壳上写了‘替天行道’四个字，就是图谋像宋江一样，占山为王，招兵买马，拉起支108将的队伍，造共产党的反。”
姜大组长笑了起来：“像宋江一样造反!你反得了?以前倒还可以，现在，最多一个排的兵力，忍着泡尿就把你消灭掉。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哪个人看看水浒就要像宋江一样造共产党的反！”
我叹了口气：“公安分局的领导就相信。”
姜大组长疑惑不解：“你们那些领导就这么点鸡巴水平?不可能嘛!”
姜大组长不相信“右派太容易当”，凡分配给他领导改造的右派分子，他都怀着好奇心详细问一问为些什么问题当的右派?结果，大多数人的问题，他都认为是“鸡巴大点事”!
一个名叫胡建国的年轻人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当的右派，姜大组长很不高兴：“什么都不为就被整进来?哪有这种鸡巴怪事!你不愿说，老子还不耐烦听呢。”胡建国急了，他也怕得罪这位劳教领导，赌咒发誓了一番说：“真的不知道，我连屁都没放一个，从中央合作干部学校毕业回来报到的第二天就宣布我是右派分子。我问凭什么划我的右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说，去劳教所就道了。我来劳教那天问队长，队长说，问你单位去。”
姜大组长不相信有这等不明不白的怪事。三个月后的一天，胡建国满腹凄楚地向姜大组长汇报说，他现在弄明白了，原来是李县长把他的末婚妻从供销合作社调到县政府，名誉上当秘书，实际上做情妇。为清除障碍，所以把他划为右派送了来劳动教养。
姜大组长相信了，因为妇女大组的女右派周忠梅也因为坚决拒绝县委组织部长的“爱情”而被送来劳动教养的怪事，已在劳教分子中悄悄传开，尽人皆知，连管教干部和队长也觉得“太那个了!”
姜大组长也觉得他自己被“整进来”很委曲。鉴于我母亲的那份人情，他对我很友好，处处关照。谈起委曲，也只是说：“真的，我只偷过一辆单车!另两辆我根本没偷。”我早就铁了心不把真相告诉任何人，欺骗他说：“我那时就认为不可能是你干的，向领导作了汇报。可群众觉悟低，见风就是雨，有人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唉——我们那些鸡巴领导，真没水平，非要我逼着你承认，把你整了进来。”他听后不再说什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看来不大相信我的谎话。
几天后，一个十六七岁、长相俊俏秀美、举止端庄文静的小姑娘出现在妇女大组。他好奇打听，妇女大组长告诉他，小姑娘名叫毛娥丽，因为“不答应做派出所长的老婆”被送了来劳动教养。他听后对我说：“这种鸡巴事也整进来，比我还冤！”似乎相信了我的谎言，不再感到委曲。而我却感到他很满足他目前的际遇：领导着百多号劳教分子的改造，常到队部开会汇报，传达队长的指示，检查生产质量和进度……谁都对他敬畏三分。我想，他若不被“整进来”，今生今世绝也领略不到当官的滋味。想到这里，对冤他进来劳教的内疚也就坦然冰释了。
押送来劳动教养的人与日俱增，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是夫妻、父子、师生、翁婿、叔侄和上下级关系。罪行十分庞杂，花名册上两厘米大的“案由”一栏，写不下 “骂厂长是王八蛋”、“走后门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条”、“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当过反动军队的排副”……等长句。后来综合为“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专指有右派言论的学生和工人)、“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四大类，仍有不好填写的问题。我们小组的杨崇德原是个玻璃厂的小老板，雇佣着2个工人专肆生产灯泡和酒瓶。他的罪行是在全国“敲锣打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对私改造中，坚持剥削立场，拒不公私合营。我在填写他的案由时，哪类都挨不上，只好另类为“资产阶级”。
劳教队伍不断壮大，统铺拥挤得只能侧身而卧，彼此亲密接触，臭汗互嗅，臭屁互冲，无论从哪个方向翻身都会趴到别人身上，起床小便后，“领地”就丧失殆尽。姜大组长从事过建筑行当，率部调到一个新成立的劳教队建盖房屋。我在他的关照下也当上了小组长，接受众组员对“组座”的巴结，对他们颐指气使，抖足领导威风'分享家属捎给他们的各种食物……有个组员当面恭维我，背地骂我是恶棍。我怀恨在心，时时找机会对他施加报复，重活、脏活都叫他干；表现再好也说不好。后来大炼钢铁，我这个小组夜晚加班运送矿石，每一背篓装多装少，都由我一手掌握，他的背篓装得超出别人三分之一。天亮时分，他对我说：“组座，我实在背不动了，您少装点。”我说：“你敢对抗大跃进!”忿忿地装得更多。这一背篓要了他的命，途中滚下山崖，捧成重伤!他临终时不再怕我：“你……真是个恶棍!”
姜大组长日愈得意起来，他领导下的劳教分子中，不但有警察、法官、演员、作家、画家、歌唱家、翻译家和在朝鲜打过仗、立过功的志愿军，而且还有不少党政官员。他因此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动辄用粗俗下流的语言呵斥侮骂。但对从县委书记任上押送来劳动教养的毛光书分外尊敬，始而奇怪：“这么大的官咋也会是右派?”后来得知毛光书的问题是因为参观了弄虚作假的“亩产刀斤稻谷”示范田回来后，不传达、不仿效、不推广，还拒不执行上面“年内全县水利化”的要求而被打为右派。姜大组长不由得感叹起来：“咋说的?右派容易当，好人又那么不容易当!”
姜大组长认为的“鸡巴大点事”，右派分子们都在每晚的认罪服法学习和书面反省中，诚恳悔过，挖掘思想根源和家庭根源，自我批判认识。倘若痛哭流涕，便被视为是洗心革面，改恶从善的深刻表现。但真哭?假哭?就莫测高深了。我也哭过，我哭的是被小偷殴打，哭的是对不起我那苦命的母亲，但我却口口声声说是“悔恨反党罪行”。
让姜大组长这样的小偷来领导改造这些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是侮辱人格，甚至认为是“以夷制夷”或“以毒攻毒”的改造手段。想来恐非如此，场长、队长不至于怀此念头。这个姜大组长劳教时间早，对栽培技术、轮换种植、田间管理等农事都较为熟悉，又懂得一些建筑技术，因而不得不使用他。另有两个原劳改队刑满释放后留队就业的工人，一个因抢劫入狱；一个是强奸幼女犯，都委以大组长职务领导着一批右派分子劳动改造，想来也基于此原因。
为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右派分子们除了认罪服法，服管服教外，无不拼命劳动，积极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求早日解除劳动教养处分，回到人民的行列中去。可为时不久，这一切都被越来越强烈的饥饿和极度的食物渴望，折磨得彻底扭曲了灵魂，丧失了信念、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
劳教分子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5市斤，每餐都掺入大量的洋芋、萝卜条和粉碎成颗粒的干包谷。我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多次到这个农场提审劳改犯人，搜集一个名叫缪子瑜的反革命罪证，看到犯人吃的是我从未吃过的包谷饭，那黄澄澄的饭粒，看上去很好吃，诱人食欲。可队长招待我吃的却是白米饭，我很想品尝一碗包谷饭，却不好意思开口而抱憾离去。
待到此番沦为阶下囚品尝之后，才知道它并不好吃，并且因其是晾干后粉碎的颗粒，难以消化，排出体外仍粒粒可辨。
由于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多，加之菜里极少油腥，除却病号，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感到餐餐吃不饱，时时肚子饿。从前任何皱着眉头下咽的食物，此时都吃得津津有昧，无比爽口!
早晚两餐开饭时，各小组用一个竹箩到厨房按实有人数打来饭菜往地下一放，众劳教立即团团围住，伸出饭碗，由组领导用漱口缸当量器均分。10多双眼睛像射电望远镜似地紧紧瞄着漱口缸，常常为满点、平点而吵嚷。我于是用四根麻线把漱口缸吊起来做称盘，用一根竹棍做称杆，用一块石头做称砣，反复测试了几次，仍很难分匀，最后剩下一小勺则一粒一粒地分。此时此刻，右派分子们再也清高不起来，一个个斯文扫地，挺身投入到与小偷、骗子、流氓、毒贩等人的“颗粒必争”之中!
餐后洗涮饭箩也在“必争”之列，因为缝隙中总会夹着一些饭粒，用水冲洗下来，虽不够一口，也能聊慰饥饿之苦。化解“必争”矛盾就容易了：轮流洗涮，机会均等，人人有份。
有句“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俗话，在劳教队演示得很充分。队长听姜大组长汇报说众劳教都嚷嚷吃不饱时，他很不理解：“一个月35个斤咋还不够吃?他们居心何在?”姜大组长吓了一跳：“我哪敢说假话，真是吃不饱……”他不敢说他自己就吃不饱。队长问叫嚷“吃不饱”叫得最凶的宋连生：“你一顿要吃多少才饱?”宋连生猝不及防：“我……没试过，说不上来。”队长命令劳教厨房：“拿把称称给他，试试他能吃多少。”宋连生是个抡大锤打铁，敢骂厂长“王八蛋”的壮汉，此时刚下工，正饥肠辘辘，立马就试。饭里掺有大量萝卜条和菜叶，他一口气吃了4公斤还要吃。围观的劳教鼓励他再吃4公斤给队长瞧瞧，被队长制止：“再吃就撑破肚子啦!”
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踏步挺进共产主义社会”的三大浪潮中，劳教分子们也经历了一场史无前列的“肚子大革命”，每天劳动改造12个小时以上，体力消耗量空前绝后，更加感到“饿上加饿”，更加渴望吃一顿有大块肥肉的饱饭。由于营养极度缺乏，人人都患了水肿病，轻的双腿浮肿，一按一个窝；重的全身皮肤透明发亮，一碰即破，流淌脓液。病情无论轻重，都必须坚持劳动改造：创高产、放卫星、挖矿石、炼钢铁……挑灯夜战，你追我赶，争当先进，争插红旗……
饥饿使得劳教分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生最大的享受是吃!最大的快乐是不定量吃!最大的幸福是吃饱肚子!”“世界上任何珍馐佳肴都没有饥饿好吃! 皇帝、总统没啥了不起，在饥饿面前也会奴颜婢膝，低三下四。”于是乎，什么理想、信念、追求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夜里做的梦都只是吃梦。巴望的不再是“光明前途”，而是家里人捎来食物饱餐一顿。然而，绝大多数家属们也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食不果腹，自身难保，无力再接济亲人。吃了4公斤饭还不饱的宋连生多次表态说：“给我一只山东烧鸡吃吃，杀头我都心甘情愿，只要不做饿死鬼。”
胡建国就在我的领导之下，他父母双亡，哥嫂因受牵连与他划清界限，断绝了关系，没人捎食物给他。他常常梦吃红绕肉，醒来口水湿了一片枕头。我问他：“如果李县长没霸占你那位未婚妻，现在拿一碗红绕肉让你二选一，你选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红烧肉”。
饥饿把劳教分子们由人变为牲畜，什么都吃：萝卜叶，南瓜藤、马齿菜、包谷核和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和野果；有人把牛马的粪便盛在撮箕里，淘洗出未消化的包谷、蚕豆吃；有人捕到老鼠剥皮吃，抓到毒蛇砍头吃；有人把老母猪流产的胎儿拣来吃……。倘若捕到青蛙，拾到野生菌，那就等于赴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会了。拾到鸡枞则必须严密藏匿，以免被武装看守发觋“没收上缴部队”。烹饪这些“珍馐佳肴”十分简便：三块石头搭成灶，支上口缸加进水，点燃柴禾不停吹。往往尚未煮熟就迫不及待塞进嘴里，美中不足的是找不食盐调味。
煮吃老母猪流产的死胎被队长发现，一脚踢翻口缸：“你们这是丑化社会主义!以后不准煮任何东西吃。”不准熟吃就生吃：包谷秆当做甘蔗吃，洋芋当做水果吃，晒干了的蚕豆和包谷嚼碎吃，小鱼小虾囫囵吃……。毕业于川大的右派雷思明在水沟里摸到个田螺，敲烂外壳就吃，高兴地称“打牙祭”；拾到干部厨房丢在垃圾堆上的鸡蛋壳，边吃边解嘲说：“这东西好得很，既可充饥，又增加钙质。”
饥不择食的后果可想而知，雷思明患上肠梗阻，手术取出一大堆蛔虫。我自己腹泻时在包谷地里挖出几枚半夏，误认为大蒜当药吃，全赖右派医生杨尚志用肥皂水灌肠救了命……
饥饿撞开了地狱大门，死神频频光临，心狠手毒，不分场合，把一个个劳教分子从泥潭里、厕所里、炼铁炉旁拘了去。在劳教队里出生的“小右派”和“小坏分子”也被拘了去……
省政法干部学校教授《宪法》的右派分子朱文灿在上硼运大炼钢铁的树木途中，耗尽最后一丝精力，猝然倒地死亡；中学音乐教师李绿萍赖在床上不出工，组长叫不应声，掀开被子发现他已死了，可恶的老鼠吃掉了一只眼球，另一只还大睁着；曾任中学校长的段启照上山砍柴时，把斧头细绑在树干上，后退10多米低下头奔向斧口撞去，因体虚力弱，只把额头撞开一个大口子。同劳们把他抬到监舍百般劝慰，吃完饭回来，他已用刮胡刀片划开肚皮，肠子流出体外，血污满床，命赴黄泉：因 “历史问题”劳动教养的李元德、半夜悄悄起床偷吃晒场上的花生，被吊在梁上活活打死；年仅24岁、当过志愿军侦察排长的陈学诗，深夜潜入干部厨房偷吃冷饭被武装看守发观捅了他一刺刀，他打了看守一拳，被押到附近的陆东煤矿枪毙，农场和煤矿的右派分子都集中到刑场观看行刑……
吃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也并非希罕事。那个受到姜大组长尊敬的毛光书，得到家里捎来的一袋炒面粉，不停地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喝水，突然发现面粉里埋藏着两根香肠，喜出望外，急忙塞进嘴巴里。由于面粉已经在肚里迅速发酵，再也容纳不了香肠，抑制不住张口呕吐出来。在一旁观吃的宋连生，馋涎早已“飞流直下三千丈”，看到地下未嚼碎的香肠，扑上去抓起来吃了个痛快。看守骂他苫“你他妈的真是条馋狗！”他振振有词回答：“你管不着，我又没偷。”
偷——不齿于人类的一泡臭狗屎，劳教分子们都已纷纷据为已有了。无论先前官位多大，学历多高，个个都不坐失偷机，能偷的食物都偷，并且偷起来都毫无羞耻感，只是没有预谋和手段，大都是“顺手牵羊”。尽管有入因偷丧命，仍忘乎所以地偷，不顾身家性命地偷。
花生、洋芋播种和收获时节，也是众劳教大偷特偷的时节，偷一把花生、偷两个洋芋装在衣袋里，假装大便就成了“自助餐”。涂上666杀虫剂的种子也偷，用事先淮备的烂碗片或剃须刀刮去泥土削去皮，照常下肚。果树组偷吃未成熟的果子，畜牧组偷吃饲料就方便多了。老倌组在晒场上脱粒时，连续不断吸烟斗，吸完一斗烟就能得到一二粒香喷喷的大豆或包谷。医务室的劳教医生把偷来的干包谷、干大豆放进
热水瓶里，晚上灌进滚开水，第二天就成了保健熟食……
我也偷。我不但自己偷，还领导组员集体偷，并且贼胆包天，敢在武装看守的眼皮底下作案。在包谷地里锄草时，专偷刚刚打苞的青苗，现偷现吃，生吞活剥。收割小麦时，互相掩护，折下一支麦穗，假装抽烟，擦着火柴，烧去麦芒，放在手掌上用力搓揉，吹去麸皮，瞬间就成为加餐点心……
我耽心无头麦秆太多被发现，目标转向山坡下一片附近村民种植的麦地，与组员约法三章：轮流去偷；如果被看守和民兵发现，打死也不供出别人；发誓永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透露。于是，大家能流着模仿电影里的侦察英雄，避开看守视线，从草丛中或猫着腰窜去，或匍匐着前进，将大把大把的小麦偷来烧了吃。
一天，因为风大，难以擦着火柴，我和三个组员紧挨在一起，把衣服顶在头上挡风，巧好被走来检查生产进度的姜大组长看见，他奇怪地问：“你们鬼鬼祟祟的，搞什么鸡巴名堂?”我把手中吹去了麸皮的麦粒递给他；“你尝尝，别有风味，好吃得很!”这种烧烤确实好吃，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一处矿山上做工，肚子不饿吃了它，仍感到很好吃。姜大组长—看情形就知道我们在做贼，但吃了后却说：“真他妈好吃，再整点来吃吃，我掩护你们。”偷机难得，我们一下就出动了四个贼。
姜大组长掩护我们的高招是走去与站在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武装看守聊天，以转移其注意力。看守们终日独自一人执勤，颇感寂寞，也喜欢与大组长们聊天。这次却大大出乎姜大组长的意外，这位看守没聊上几句，突然话锋一转：“他们偷麦子烧吃，我早就发现了，只不过装着没看见。他们只要不逃跑，咋偷我都不管。我的老家在河南徐水县，村子里大半数人都饿死了，有的全家人死光，连收尸的人都没得。”说到这里，他声音哽咽，眼泪簌簌落下，“我爹娘也饿死啦……” 末了又说，“他们偷的那片麦地，没人管罗，不偷也是烂在地里。”姜大组长问为啥?他说：“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剩下娃娃和老人，又都水肿，咋管得了。”
洋竽收获后，众劳教餐餐吃水煮洋芋，因其大小不匀，各小组打了来更难均分，于是每人发张卡，排着长队由伙房用标准称直接称给个人。一天，我吃完后姜大组长把他的卡拿给我，叫我帮他去打，打来后分了一半给我。我问他是不是病了吃不下去，他笑了笑说他已经吃了一份了。原来，卡上印有日期和早晚两餐的表格，每打一餐就在空格上盖上个“已”字，姜大组长在半厘米大的空格上涂了薄薄一层蜡，打了饭后再把“已”字轻经刮去，就可再打一份。从此，我俩就用此法轮流行骗。可有别人也行此骗术被发现，后来改用锥子戳个洞，我俩的骗术就此破产了。
自然环境荒凉得连棵树都没有，时时冷风嗖嗖，寒气砭骨！劳教分子工间休息时，纷纷龟缩在岩石下面躲避寒冷和烈日。一天，大雨夹着冰雹，我和姜大组长尽管头戴篾帽，身披油布，仍全身湿透，冷得簌簌发抖。雨大干不了活，寂寞难耐，两人闲聊开来。
姜大组长对我说：“嗨！你他妈好好的警察不干，偏要当右派来吃这份苦!”
我说；“领导让我当，不敢不当。”
“你不反党、反社会主义，领导咋会让你当?”
“我根本没反，只是得罪了领导。”
“你怕真是吃着屎啦!宁可得罪爹妈、得罪祖宗八代也不能得罪领导。你咋连这都不懂?”
“我懂。因为毛主席号召大家帮助党整风，反对主观主义、官僚主义、宗派主义，向各级领导提出这三个方面的批评意见。不提意见就是与党离心离德，所以不得不提。唉!哪知提了就倒霉啦！”
“你提了些什么意见?”
“说分局长游击作风严重，穿制服不扣风纪扣：说他工资比人人高，还个个月申情困难补助是肥肉上加膘。其实这话不是我说的，是团员过组识生活时，团小组长说的，他赖给了我。再一条是诬蔑秘书股长分辨不清香花和毒草。”
“就这么鸡巴大点事?这右派也太容易当了嘛!”
“还有，我承认看了《水浒》后，在书壳上写了‘替天行道’四个字，就是图谋像宋江一样，占山为王，招兵买马，拉起支108将的队伍，造共产党的反。”
姜大组长笑了起来：“像宋江一样造反!你反得了?以前倒还可以，现在，最多一个排的兵力，忍着泡尿就把你消灭掉。三岁的娃娃也不会相信哪个人看看水浒就要像宋江一样造共产党的反！”
我叹了口气：“公安分局的领导就相信。”
姜大组长疑惑不解：“你们那些领导就这么点鸡巴水平?不可能嘛!”
姜大组长不相信“右派太容易当”，凡分配给他领导改造的右派分子，他都怀着好奇心详细问一问为些什么问题当的右派?结果，大多数人的问题，他都认为是“鸡巴大点事”!
一个名叫胡建国的年轻人回答说不知道为什么当的右派，姜大组长很不高兴：“什么都不为就被整进来?哪有这种鸡巴怪事!你不愿说，老子还不耐烦听呢。”胡建国急了，他也怕得罪这位劳教领导，赌咒发誓了一番说：“真的不知道，我连屁都没放一个，从中央合作干部学校毕业回来报到的第二天就宣布我是右派分子。我问凭什么划我的右派，整风领导小组组长说，去劳教所就道了。我来劳教那天问队长，队长说，问你单位去。”
姜大组长不相信有这等不明不白的怪事。三个月后的一天，胡建国满腹凄楚地向姜大组长汇报说，他现在弄明白了，原来是李县长把他的末婚妻从供销合作社调到县政府，名誉上当秘书，实际上做情妇。为清除障碍，所以把他划为右派送了来劳动教养。
姜大组长相信了，因为妇女大组的女右派周忠梅也因为坚决拒绝县委组织部长的“爱情”而被送来劳动教养的怪事，已在劳教分子中悄悄传开，尽人皆知，连管教干部和队长也觉得“太那个了!”
姜大组长也觉得他自己被“整进来”很委曲。鉴于我母亲的那份人情，他对我很友好，处处关照。谈起委曲，也只是说：“真的，我只偷过一辆单车!另两辆我根本没偷。”我早就铁了心不把真相告诉任何人，欺骗他说：“我那时就认为不可能是你干的，向领导作了汇报。可群众觉悟低，见风就是雨，有人一口咬定就是你干的。唉——我们那些鸡巴领导，真没水平，非要我逼着你承认，把你整了进来。”他听后不再说什么，只是轻轻叹了口气，看来不大相信我的谎话。
几天后，一个十六七岁、长相俊俏秀美、举止端庄文静的小姑娘出现在妇女大组。他好奇打听，妇女大组长告诉他，小姑娘名叫毛娥丽，因为“不答应做派出所长的老婆”被送了来劳动教养。他听后对我说：“这种鸡巴事也整进来，比我还冤！”似乎相信了我的谎言，不再感到委曲。而我却感到他很满足他目前的际遇：领导着百多号劳教分子的改造，常到队部开会汇报，传达队长的指示，检查生产质量和进度……谁都对他敬畏三分。我想，他若不被“整进来”，今生今世绝也领略不到当官的滋味。想到这里，对冤他进来劳教的内疚也就坦然冰释了。
押送来劳动教养的人与日俱增，越来越多，其中不少人是夫妻、父子、师生、翁婿、叔侄和上下级关系。罪行十分庞杂，花名册上两厘米大的“案由”一栏，写不下 “骂厂长是王八蛋”、“走后门开了一个星期的病假条”、“参加过三青团和国民党”、当过反动军队的排副”……等长句。后来综合为“右派分子”、“反社会主义分子”(专指有右派言论的学生和工人)、“坏分子”、“历史反革命”四大类，仍有不好填写的问题。我们小组的杨崇德原是个玻璃厂的小老板，雇佣着2个工人专肆生产灯泡和酒瓶。他的罪行是在全国“敲锣打鼓跑步进入社会主义”的对私改造中，坚持剥削立场，拒不公私合营。我在填写他的案由时，哪类都挨不上，只好另类为“资产阶级”。
劳教队伍不断壮大，统铺拥挤得只能侧身而卧，彼此亲密接触，臭汗互嗅，臭屁互冲，无论从哪个方向翻身都会趴到别人身上，起床小便后，“领地”就丧失殆尽。姜大组长从事过建筑行当，率部调到一个新成立的劳教队建盖房屋。我在他的关照下也当上了小组长，接受众组员对“组座”的巴结，对他们颐指气使，抖足领导威风'分享家属捎给他们的各种食物……有个组员当面恭维我，背地骂我是恶棍。我怀恨在心，时时找机会对他施加报复，重活、脏活都叫他干；表现再好也说不好。后来大炼钢铁，我这个小组夜晚加班运送矿石，每一背篓装多装少，都由我一手掌握，他的背篓装得超出别人三分之一。天亮时分，他对我说：“组座，我实在背不动了，您少装点。”我说：“你敢对抗大跃进!”忿忿地装得更多。这一背篓要了他的命，途中滚下山崖，捧成重伤!他临终时不再怕我：“你……真是个恶棍!”
姜大组长日愈得意起来，他领导下的劳教分子中，不但有警察、法官、演员、作家、画家、歌唱家、翻译家和在朝鲜打过仗、立过功的志愿军，而且还有不少党政官员。他因此趾高气扬，神气十足，动辄用粗俗下流的语言呵斥侮骂。但对从县委书记任上押送来劳动教养的毛光书分外尊敬，始而奇怪：“这么大的官咋也会是右派?”后来得知毛光书的问题是因为参观了弄虚作假的“亩产刀斤稻谷”示范田回来后，不传达、不仿效、不推广，还拒不执行上面“年内全县水利化”的要求而被打为右派。姜大组长不由得感叹起来：“咋说的?右派容易当，好人又那么不容易当!”
姜大组长认为的“鸡巴大点事”，右派分子们都在每晚的认罪服法学习和书面反省中，诚恳悔过，挖掘思想根源和家庭根源，自我批判认识。倘若痛哭流涕，便被视为是洗心革面，改恶从善的深刻表现。但真哭?假哭?就莫测高深了。我也哭过，我哭的是被小偷殴打，哭的是对不起我那苦命的母亲，但我却口口声声说是“悔恨反党罪行”。
让姜大组长这样的小偷来领导改造这些高素质的知识分子，有人认为是侮辱人格，甚至认为是“以夷制夷”或“以毒攻毒”的改造手段。想来恐非如此，场长、队长不至于怀此念头。这个姜大组长劳教时间早，对栽培技术、轮换种植、田间管理等农事都较为熟悉，又懂得一些建筑技术，因而不得不使用他。另有两个原劳改队刑满释放后留队就业的工人，一个因抢劫入狱；一个是强奸幼女犯，都委以大组长职务领导着一批右派分子劳动改造，想来也基于此原因。
为了脱胎换骨，重新做人，右派分子们除了认罪服法，服管服教外，无不拼命劳动，积极改造人生观和世界观，以求早日解除劳动教养处分，回到人民的行列中去。可为时不久，这一切都被越来越强烈的饥饿和极度的食物渴望，折磨得彻底扭曲了灵魂，丧失了信念、丧失了理智、丧失了人格、丧失了尊严……
劳教分子每月的粮食定量是35市斤，每餐都掺入大量的洋芋、萝卜条和粉碎成颗粒的干包谷。我曾在“镇压反革命”运动中多次到这个农场提审劳改犯人，搜集一个名叫缪子瑜的反革命罪证，看到犯人吃的是我从未吃过的包谷饭，那黄澄澄的饭粒，看上去很好吃，诱人食欲。可队长招待我吃的却是白米饭，我很想品尝一碗包谷饭，却不好意思开口而抱憾离去。
待到此番沦为阶下囚品尝之后，才知道它并不好吃，并且因其是晾干后粉碎的颗粒，难以消化，排出体外仍粒粒可辨。
由于劳动强度大，体力消耗多，加之菜里极少油腥，除却病号，无论男女老少，人人都感到餐餐吃不饱，时时肚子饿。从前任何皱着眉头下咽的食物，此时都吃得津津有昧，无比爽口!
早晚两餐开饭时，各小组用一个竹箩到厨房按实有人数打来饭菜往地下一放，众劳教立即团团围住，伸出饭碗，由组领导用漱口缸当量器均分。10多双眼睛像射电望远镜似地紧紧瞄着漱口缸，常常为满点、平点而吵嚷。我于是用四根麻线把漱口缸吊起来做称盘，用一根竹棍做称杆，用一块石头做称砣，反复测试了几次，仍很难分匀，最后剩下一小勺则一粒一粒地分。此时此刻，右派分子们再也清高不起来，一个个斯文扫地，挺身投入到与小偷、骗子、流氓、毒贩等人的“颗粒必争”之中!
餐后洗涮饭箩也在“必争”之列，因为缝隙中总会夹着一些饭粒，用水冲洗下来，虽不够一口，也能聊慰饥饿之苦。化解“必争”矛盾就容易了：轮流洗涮，机会均等，人人有份。
有句“饱汉不知饿汉饥”的俗话，在劳教队演示得很充分。队长听姜大组长汇报说众劳教都嚷嚷吃不饱时，他很不理解：“一个月35个斤咋还不够吃?他们居心何在?”姜大组长吓了一跳：“我哪敢说假话，真是吃不饱……”他不敢说他自己就吃不饱。队长问叫嚷“吃不饱”叫得最凶的宋连生：“你一顿要吃多少才饱?”宋连生猝不及防：“我……没试过，说不上来。”队长命令劳教厨房：“拿把称称给他，试试他能吃多少。”宋连生是个抡大锤打铁，敢骂厂长“王八蛋”的壮汉，此时刚下工，正饥肠辘辘，立马就试。饭里掺有大量萝卜条和菜叶，他一口气吃了4公斤还要吃。围观的劳教鼓励他再吃4公斤给队长瞧瞧，被队长制止：“再吃就撑破肚子啦!”
在席卷全国的“大跃进放高产卫星”、“大炼钢铁超英赶美”、“大踏步挺进共产主义社会”的三大浪潮中，劳教分子们也经历了一场史无前列的“肚子大革命”，每天劳动改造12个小时以上，体力消耗量空前绝后，更加感到“饿上加饿”，更加渴望吃一顿有大块肥肉的饱饭。由于营养极度缺乏，人人都患了水肿病，轻的双腿浮肿，一按一个窝；重的全身皮肤透明发亮，一碰即破，流淌脓液。病情无论轻重，都必须坚持劳动改造：创高产、放卫星、挖矿石、炼钢铁……挑灯夜战，你追我赶，争当先进，争插红旗……
饥饿使得劳教分子的人生观和世界观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人生最大的享受是吃!最大的快乐是不定量吃!最大的幸福是吃饱肚子!”“世界上任何珍馐佳肴都没有饥饿好吃! 皇帝、总统没啥了不起，在饥饿面前也会奴颜婢膝，低三下四。”于是乎，什么理想、信念、追求都统统抛到九霄云外，夜里做的梦都只是吃梦。巴望的不再是“光明前途”，而是家里人捎来食物饱餐一顿。然而，绝大多数家属们也都在“三年自然灾害”中食不果腹，自身难保，无力再接济亲人。吃了4公斤饭还不饱的宋连生多次表态说：“给我一只山东烧鸡吃吃，杀头我都心甘情愿，只要不做饿死鬼。”
胡建国就在我的领导之下，他父母双亡，哥嫂因受牵连与他划清界限，断绝了关系，没人捎食物给他。他常常梦吃红绕肉，醒来口水湿了一片枕头。我问他：“如果李县长没霸占你那位未婚妻，现在拿一碗红绕肉让你二选一，你选什么?”他毫不犹豫地回答：“红烧肉”。
饥饿把劳教分子们由人变为牲畜，什么都吃：萝卜叶，南瓜藤、马齿菜、包谷核和一些不知名的植物和野果；有人把牛马的粪便盛在撮箕里，淘洗出未消化的包谷、蚕豆吃；有人捕到老鼠剥皮吃，抓到毒蛇砍头吃；有人把老母猪流产的胎儿拣来吃……。倘若捕到青蛙，拾到野生菌，那就等于赴王母娘娘的蟠桃宴会了。拾到鸡枞则必须严密藏匿，以免被武装看守发觋“没收上缴部队”。烹饪这些“珍馐佳肴”十分简便：三块石头搭成灶，支上口缸加进水，点燃柴禾不停吹。往往尚未煮熟就迫不及待塞进嘴里，美中不足的是找不食盐调味。
煮吃老母猪流产的死胎被队长发现，一脚踢翻口缸：“你们这是丑化社会主义!以后不准煮任何东西吃。”不准熟吃就生吃：包谷秆当做甘蔗吃，洋芋当做水果吃，晒干了的蚕豆和包谷嚼碎吃，小鱼小虾囫囵吃……。毕业于川大的右派雷思明在水沟里摸到个田螺，敲烂外壳就吃，高兴地称“打牙祭”；拾到干部厨房丢在垃圾堆上的鸡蛋壳，边吃边解嘲说：“这东西好得很，既可充饥，又增加钙质。”
饥不择食的后果可想而知，雷思明患上肠梗阻，手术取出一大堆蛔虫。我自己腹泻时在包谷地里挖出几枚半夏，误认为大蒜当药吃，全赖右派医生杨尚志用肥皂水灌肠救了命……
饥饿撞开了地狱大门，死神频频光临，心狠手毒，不分场合，把一个个劳教分子从泥潭里、厕所里、炼铁炉旁拘了去。在劳教队里出生的“小右派”和“小坏分子”也被拘了去……
省政法干部学校教授《宪法》的右派分子朱文灿在上硼运大炼钢铁的树木途中，耗尽最后一丝精力，猝然倒地死亡；中学音乐教师李绿萍赖在床上不出工，组长叫不应声，掀开被子发现他已死了，可恶的老鼠吃掉了一只眼球，另一只还大睁着；曾任中学校长的段启照上山砍柴时，把斧头细绑在树干上，后退10多米低下头奔向斧口撞去，因体虚力弱，只把额头撞开一个大口子。同劳们把他抬到监舍百般劝慰，吃完饭回来，他已用刮胡刀片划开肚皮，肠子流出体外，血污满床，命赴黄泉：因 “历史问题”劳动教养的李元德、半夜悄悄起床偷吃晒场上的花生，被吊在梁上活活打死；年仅24岁、当过志愿军侦察排长的陈学诗，深夜潜入干部厨房偷吃冷饭被武装看守发观捅了他一刺刀，他打了看守一拳，被押到附近的陆东煤矿枪毙，农场和煤矿的右派分子都集中到刑场观看行刑……
吃别人呕吐出来的东西也并非希罕事。那个受到姜大组长尊敬的毛光书，得到家里捎来的一袋炒面粉，不停地用手抓着吃，边吃边喝水，突然发现面粉里埋藏着两根香肠，喜出望外，急忙塞进嘴巴里。由于面粉已经在肚里迅速发酵，再也容纳不了香肠，抑制不住张口呕吐出来。在一旁观吃的宋连生，馋涎早已“飞流直下三千丈”，看到地下未嚼碎的香肠，扑上去抓起来吃了个痛快。看守骂他苫“你他妈的真是条馋狗！”他振振有词回答：“你管不着，我又没偷。”
偷——不齿于人类的一泡臭狗屎，劳教分子们都已纷纷据为已有了。无论先前官位多大，学历多高，个个都不坐失偷机，能偷的食物都偷，并且偷起来都毫无羞耻感，只是没有预谋和手段，大都是“顺手牵羊”。尽管有入因偷丧命，仍忘乎所以地偷，不顾身家性命地偷。
花生、洋芋播种和收获时节，也是众劳教大偷特偷的时节，偷一把花生、偷两个洋芋装在衣袋里，假装大便就成了“自助餐”。涂上666杀虫剂的种子也偷，用事先淮备的烂碗片或剃须刀刮去泥土削去皮，照常下肚。果树组偷吃未成熟的果子，畜牧组偷吃饲料就方便多了。老倌组在晒场上脱粒时，连续不断吸烟斗，吸完一斗烟就能得到一二粒香喷喷的大豆或包谷。医务室的劳教医生把偷来的干包谷、干大豆放进
热水瓶里，晚上灌进滚开水，第二天就成了保健熟食……
我也偷。我不但自己偷，还领导组员集体偷，并且贼胆包天，敢在武装看守的眼皮底下作案。在包谷地里锄草时，专偷刚刚打苞的青苗，现偷现吃，生吞活剥。收割小麦时，互相掩护，折下一支麦穗，假装抽烟，擦着火柴，烧去麦芒，放在手掌上用力搓揉，吹去麸皮，瞬间就成为加餐点心……
我耽心无头麦秆太多被发现，目标转向山坡下一片附近村民种植的麦地，与组员约法三章：轮流去偷；如果被看守和民兵发现，打死也不供出别人；发誓永保守秘密，不对任何人透露。于是，大家能流着模仿电影里的侦察英雄，避开看守视线，从草丛中或猫着腰窜去，或匍匐着前进，将大把大把的小麦偷来烧了吃。
一天，因为风大，难以擦着火柴，我和三个组员紧挨在一起，把衣服顶在头上挡风，巧好被走来检查生产进度的姜大组长看见，他奇怪地问：“你们鬼鬼祟祟的，搞什么鸡巴名堂?”我把手中吹去了麸皮的麦粒递给他；“你尝尝，别有风味，好吃得很!”这种烧烤确实好吃，我后来在“文化大革命”中逃到一处矿山上做工，肚子不饿吃了它，仍感到很好吃。姜大组长—看情形就知道我们在做贼，但吃了后却说：“真他妈好吃，再整点来吃吃，我掩护你们。”偷机难得，我们一下就出动了四个贼。
姜大组长掩护我们的高招是走去与站在制高点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的武装看守聊天，以转移其注意力。看守们终日独自一人执勤，颇感寂寞，也喜欢与大组长们聊天。这次却大大出乎姜大组长的意外，这位看守没聊上几句，突然话锋一转：“他们偷麦子烧吃，我早就发现了，只不过装着没看见。他们只要不逃跑，咋偷我都不管。我的老家在河南徐水县，村子里大半数人都饿死了，有的全家人死光，连收尸的人都没得。”说到这里，他声音哽咽，眼泪簌簌落下，“我爹娘也饿死啦……” 末了又说，“他们偷的那片麦地，没人管罗，不偷也是烂在地里。”姜大组长问为啥?他说：“劳动力都去炼钢、修水库，剩下娃娃和老人，又都水肿，咋管得了。”
洋竽收获后，众劳教餐餐吃水煮洋芋，因其大小不匀，各小组打了来更难均分，于是每人发张卡，排着长队由伙房用标准称直接称给个人。一天，我吃完后姜大组长把他的卡拿给我，叫我帮他去打，打来后分了一半给我。我问他是不是病了吃不下去，他笑了笑说他已经吃了一份了。原来，卡上印有日期和早晚两餐的表格，每打一餐就在空格上盖上个“已”字，姜大组长在半厘米大的空格上涂了薄薄一层蜡，打了饭后再把“已”字轻经刮去，就可再打一份。从此，我俩就用此法轮流行骗。可有别人也行此骗术被发现，后来改用锥子戳个洞，我俩的骗术就此破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