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 月12号耶鲁大学东亚系教授康正果在纽约的美洲华人博物馆介绍他的已经翻译成英文版的书《我的反动自述》。他文革期间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开除学籍，因为想看《日瓦戈医生》而被劳教，以及之后在中国大陆大半生陷入的一种荒谬。
图片：耶鲁大学教授康正果（中）在纽约介绍《我的反动自述》，左:英文翻译苏珊，右:普林斯顿大学教授林培瑞 (RFA照片)
康正果首先解释了书的名字《我的反动自述》里面的“反动”一词在中国的含义。他上大学的时候就成了反动分子，那个时候，如果你喜欢读1949年以前的书，或者欧美的书，即使没有反对共产党，也会被称为反动。1964年，康正果在陕西师大中文系读书，校领导号召同学“向党交心”，要求他交出日记以及和朋友的来往信件，他拒绝，结果被扣上“思想反动”的罪名开除学籍。1967年，他从报上读到苏联批判“反动小说”《日瓦戈医生》，就用俄文写了封信给莫斯科大学，想要一本《日瓦戈医生》来翻译，这信被中国政府截获，给他定下“妄图与敌挂钩”的罪名判处劳动教养三年。后来去西安郊区农村落户，当了农民。
他给自己定义为性情上的反动。
康正果：“也就是说一个人天性上，或者他从小受的教养上，这个人总是喜欢说真话， 比较诚实，喜欢对现实中看不惯的东西、不公平的事情发表一些批评的言论。也不愿意盲从权威，就是说党让我们干什么我就去干什么。”
他说这种性格在美国顶多是老板不喜欢，还不至于有FBI找你麻烦，但是在中国，很多他这样性格的人，比他的遭遇还悲惨。
康正果：“我并没有在自己的书中，象章贤亮、吴宏达这些人写的回忆录或者小说，给自己去喊冤。也没有给自己辩解，说我不反动，我还爱党，或者什么。我坦然的承认， 我就是和那个现实格格不入的，一直不接受教训，不思悔改。”
1994 年康正果到耶鲁教中文。2000年回中国看望母亲的时候，被国安扣留问话。罪名是他给国内的朋友邮寄了北京之春民主中国等所谓的“反动”刊物。他则表示，出于对国内朋友渴望外界消息的理解。国安在释放他之前嘱咐：要维护国安的形象，他还有老母亲在国内，现在不听话，将来回国奔丧可能就有麻烦。他在沉寂了一段时间之后，仍不甘心，于是写出《恶梦还在恶》一文，讲述事件详细经过。后来干脆一不做二不休，把酝酿了二十年的想法，写成《我的反动自述》一书。
康正果在书中描述了自己在农村收听境外广播时的紧张和渴望的心情。以及父亲发现他 收听广播后担心家人被牵连而大发雷霆。他总是想起《永不消逝的电波》那部电影中， 在搜索发报电波的汽车。
康正果：“我每夜收听短波，总担心被人发现。有时越是听到夜静时分，那个搜索车寻 找电波的画面便越容易出现在我的眼前。若突然听到几处近处的狗叫，悚然一惊中，那 辆搜索的汽车就象真的开进了兴旺村，眼看着就要开到我家门口。”
这本书的英文翻译苏珊说，她跟一些中国朋友一说这本书的名字，对方的反应就很强烈，说你不打算去中国了是不是？而她跟一些西方人提起这个书名，对方就没有什么反应，她还追问，你知道反动是什么意思吧，对方说知道，但是依然没有什么反应。
康正果说，《我的反动自述》，中国大陆的编辑一看书名就不肯给出版。在场的普林斯顿大学林培瑞教授说，编辑本人也许很欣赏这本书，但是他们出于政治环境的考虑不得不自律。
这本书先后在香港和台湾出版。康正果说，很多是大陆去香港的人购买，真正关心那一段历史的还是大陆人。他把书中的章节通过电子邮件传给在中国的朋友，在中国也印了2千册，分发送人。
康正果：“这也说明，现在在中国，官方禁止所谓的反动言论的出版和流传，他们的力量已经不像毛泽东时代那么大了。就是说你堵了这里，那里又有漏洞。你堵了这个漏洞，另外的地方又出了漏洞。可以说是禁不胜禁，防不胜防了。”
这是自由亚洲电台特约记者紫荆发自纽约的报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