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7-09 00:42:06作者：舞曼西楼
中学的概念对我一直模糊不清，夹在知与无知中间。原本想由无知变成知。可那时文化都已革命，知在一夜间变成无知，无知则变成知，孰知孰不知，孰知？
预备铃在那时完全被忽视，本是预备上课的信号，但无课可上，有什么好预备的？直到上课铃响了，我才四肢启用爬上一人高的墙，再翻过带刺的铁丝网，灵巧如同越过一百次狱的逃犯。猫一样轻轻落地，还是无法逃过红卫兵纠察队的小丽，她正好从墙下走过。小眼睛里竟然流露出兴奋，同谋般的将头朝侧面一点“快跑！ ”
我命里注定永远出现在老师背后，老鼠一样侧身溜进教室。混入伤痕累累的桌椅板凳，满目坑坑洼洼，像碑石刻着一代代的无聊。成为手感很好的文化遗迹。墙壁斑驳多彩，残破不堪。俩人一桌，选择窗户还是走廊？我永远喜欢窗户，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随时可以出出进进。北方冬天的西北风从硕大的窗缝呼啸而入，夹着黄沙，在我的脸上左右开弓。
教室中间就是温暖的南方了。两个烧红的铁炉子，使旁边的人春暖花开，打心眼儿热爱生活。炉膛底谁扔在里面的马铃薯发出烘烤的味道，使所有人都想起为什么来上学：学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人民给我马铃薯，我扔入炉膛烘烤，然后挤着向温暖靠拢，剥马铃薯的皮，吃马铃薯的肉，并且牢记人民。
日复一日都是意料之中的话题，培养出挤在桌子后面的腻烦心理，邻国的异性总是挑衅的偷越三八线。四十五分钟端端正正地坐在无聊中，还被一次次侵略而束手无策。
男女同桌是最无远见的计策。原以为男女授受不亲可给十几平米的世界带来太平，何曾想男人女人的天下从没有太平。不知 “男女授受不亲”是在怎样一种心态下说出口的，举而不落还是阳萎？计划生育？人类长远规划？不孕症的权宜之计？诚实从授受不亲那天开始，在基因里大大地突变了，男人和女人在一尺之遥繁殖大量谎言。女人还假装笑不露齿。
我和邻国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建交那天，他把建交协议小心翼翼的从三八线送过来，我竟然湿了眼睛。我把协议小心翼翼地送回了三八线。他从此和我授受不亲。一旦建交就是好事作尽，剩下的只有绝交可做了。
忽然想到数学老师，小矮个，他惋惜自己的个头不能像“pi”一样无限延长。当年他高举一个圆锥体，问大家它的名字时，全班有脑子的无聊人都叫，“圆锥体！”他狡猾一笑，将那圆锥体倒了过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不管有没有脑子。
无聊啊。于是就变出把戏，把戏就训练出猴子，这小矮个儿指着自己的胸口，痛心的问，“我是谁？”爱看戏的我们来了兴致，好像出人命的时候到了，全体扯起嗓子喊道，“陈老师！”训猴人冷不防来了一个头朝下脚朝天的倒立，大义凛然，脸憋得通红，下嘴唇盖着上嘴唇地喊道， “我是谁？”“陈老师！”群情激奋，一条条小腿们跪在桌上，小拳头挥在空中，小脸们红的像发情的猴屁股。圆锥体就这样家喻户晓了，填补了小脑袋的空白。从此后，无论你圆锥体以任何角度，摆任何姿势，带任何表情，在任何地方出现，我也能认出你丫来。
陈老师一生颠三倒四，该长个子的时候，他却去长脑子，他说宁愿自己是个傻大个。特别是当被大个子红卫兵拖到台上时。他就是不下跪，被一个傻大个从后背踢来，整个人栽倒在地。我们吓得小脸苍白，心想今后再不敢作坏事，决不能反对任何大人，做个最听话的孩子。我们扯着嗓子打倒陈老师，直到喉咙撕裂 。我们的泪水流在小小的苍白的愤怒的恐惧的脸上。我们害怕傻大个，害怕所有台上的大人。
陈老师说他宁愿我们这些小猴子批斗他。我们就把他要来，半夜教室里点着蜡烛，我们像傻大个一样腰间系着皮带，出出进进，每个教室都在轰轰烈烈干革命。陈老师坐在椅子上打盹儿，我们问他怎么犯了这么多罪，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问他啥时候开始学坏的，他说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问他眼皮上的疤怎么来的，他说小时候看人家杀羊，人家把羊肉挂在他的眼皮上。我们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天快亮时，傻大个突然冲进来，飞起一脚把陈老师的椅子踢翻，大骂反革命还敢坐着挨批斗。并在腰间狠狠补了一脚，陈老师呻吟了一下，再没有动。
女生们开始互相埋怨，是谁让陈老师坐的？如果陈老师没坐，也不会挨这一脚。大家吵成一团，旧恨新仇翻了出来，你借了我的东西没还，你那天翻我白眼，你是富农我是中农。。。最后哭哭闹闹得不欢而散。陈老师一直躺在地上。
有那么一天老师都销声匿迹，换成排长，连长。持枪实弹还带着真的刺刀。我们在烈日下一队一队的齐步走，向后转，正步走，小跑转大跑，向右看齐，稍息，解散。那些日子刹爽英姿地整天在操场上拼刺刀，傍晚一边原地踏步一边唱打靶归来。我记忆中最可怕的是投手榴弹，绝对不是我的强项，导火环套在小手指上，心惊肉跳地挥动细细的胳膊，用吃奶的劲投出去才几米远，然后呆呆站在那里忘了卧倒，排长扑过来盖在我身上。我头上一点小伤，他进了医院。从此也销声匿迹。我在梦里见他几次，他的头上一直在流血，他说他很好，别惦记。
我每天清晨早请示的时候，总会想到我的排长。希望他很好。
整个上午大家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走到讲台上，宣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接着小声地嗫嚅着今天早上迟到了几分钟的严重错误，留着眼泪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下午用来忆苦思甜，贫下中农们都不由得把身体转向我（旧官吏）和另一个女生（地主），控诉他们的祖父母怎样被我们剥削压迫，以至于最后莫名其妙地死去。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听力，没有视力。在周围立起一道防弹墙，躲在麻木中苟延。我本想恨我祖父，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在国民党里做官？可他是善良沉默的老教师，我想起他住的石头房子，夏天漫长的下午伏在桌上为我抄钢琴五线谱。他会包最精致的豆角馅山东饺子，清癯的面庞带着尊严，高高的鼻梁，瘦高的身体，我们祖孙俩每天下午到坡上的另一个老人的家里拿报纸，两个老右派默默地面对面坐着，一人抽着一个烟斗。吧嗒吧嗒的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我时而看看祖父，时而看看那个老人，心想怎么都在品烟？
一段时间全校都在烧砖，女生们赤脚在泥里搅和，碰到玻璃碴子，整个泥团都成了红色。五块砖的砖坯，端起来时咬着牙拱着腰，走出几米，扣在地上。晚上住在教室的桌子上，为了夜里照看砖窑，半夜下大雨，棉被都被拖出来盖在土坯上。我们湿淋淋地站在雨里，骄傲的心跳加快。出窑时整个窑口像个火山口，黑烟滚滚，任何东西掉下去就是一股浓烟。班里的体育委员，一个傻大个，端着撬砖的铁棍子，站在窑口的烟雾里威风凛凛，喊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跳了下去。那时他只有十三岁。懂什么呢？
仇恨，本来是无根的感觉，久而久之也会在心里找到土壤，扎下深深地根。人与人之间，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地主和贫农之间，中国和外国之间，挨斗和被挨斗之间，抄家和被抄家之间，面对面之间，肩并肩之间。。。，都在明里暗里的咬牙切齿。我那时不会恨，尤其不知怎样去恨陌生人。但我最恨的是填表。每天都填表，每个表都有家庭出身一栏。像一个脸上的疮疤，每天被人盯着看，无法躲开。我把填好的表折叠的很小很小，小得不能再小。等所有洋洋得意的交表人都离开，最后一个走过去把表递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作案现场，希望趁那人打开折了十八层的表之前，我已经没了踪迹。
当然，我们也学了很多革命道理。每天在日记本上写写写。星期六一个人站在椅子上，连写带画，把革命道理都写画在黑板报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没人搞得清谁是在革命，谁是在被革命。直到复课闹革命以后，我才觉得自己开始真正的革命。以前都是被革命。当然很快就被找去谈话，说我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并且在全班展开批判，领导批判的是我最尊敬的班主任 ，她说这是为了我好。我在革命与被革命，好与坏之间挣扎。头一点点没入水中。
宣传队员的身份有点像现在的高干。享有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不上的特权。早上第二节课时才慢吞吞的走进教室，脸的边缘还留着一圈没洗干净的油彩。下午无论开会还是政治学习还是自习，一律不参加，聚在大厅里排练，压腿劈叉，空中大跳，倒踢紫金冠。我一直演主角，刚作为喜儿见过大春，马上加入了娘子军连和党代表打成一片。脱下足尖鞋，两只脚血淋淋的，亮着两个黑黑的淤血的大脚趾盖。当然，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那是个疯狂而模糊不清的岁月。甚至我的记忆也是疯狂而模糊不清的。
预备铃在那时完全被忽视，本是预备上课的信号，但无课可上，有什么好预备的？直到上课铃响了，我才四肢启用爬上一人高的墙，再翻过带刺的铁丝网，灵巧如同越过一百次狱的逃犯。猫一样轻轻落地，还是无法逃过红卫兵纠察队的小丽，她正好从墙下走过。小眼睛里竟然流露出兴奋，同谋般的将头朝侧面一点“快跑！ ”
我命里注定永远出现在老师背后，老鼠一样侧身溜进教室。混入伤痕累累的桌椅板凳，满目坑坑洼洼，像碑石刻着一代代的无聊。成为手感很好的文化遗迹。墙壁斑驳多彩，残破不堪。俩人一桌，选择窗户还是走廊？我永远喜欢窗户，处在两个世界的边缘，随时可以出出进进。北方冬天的西北风从硕大的窗缝呼啸而入，夹着黄沙，在我的脸上左右开弓。
教室中间就是温暖的南方了。两个烧红的铁炉子，使旁边的人春暖花开，打心眼儿热爱生活。炉膛底谁扔在里面的马铃薯发出烘烤的味道，使所有人都想起为什么来上学：学一技之长，为人民服务，人民给我马铃薯，我扔入炉膛烘烤，然后挤着向温暖靠拢，剥马铃薯的皮，吃马铃薯的肉，并且牢记人民。
日复一日都是意料之中的话题，培养出挤在桌子后面的腻烦心理，邻国的异性总是挑衅的偷越三八线。四十五分钟端端正正地坐在无聊中，还被一次次侵略而束手无策。
男女同桌是最无远见的计策。原以为男女授受不亲可给十几平米的世界带来太平，何曾想男人女人的天下从没有太平。不知 “男女授受不亲”是在怎样一种心态下说出口的，举而不落还是阳萎？计划生育？人类长远规划？不孕症的权宜之计？诚实从授受不亲那天开始，在基因里大大地突变了，男人和女人在一尺之遥繁殖大量谎言。女人还假装笑不露齿。
我和邻国的战争一直持续到建交那天，他把建交协议小心翼翼的从三八线送过来，我竟然湿了眼睛。我把协议小心翼翼地送回了三八线。他从此和我授受不亲。一旦建交就是好事作尽，剩下的只有绝交可做了。
忽然想到数学老师，小矮个，他惋惜自己的个头不能像“pi”一样无限延长。当年他高举一个圆锥体，问大家它的名字时，全班有脑子的无聊人都叫，“圆锥体！”他狡猾一笑，将那圆锥体倒了过来，竟然没有一个人认出这是什么东西。不管有没有脑子。
无聊啊。于是就变出把戏，把戏就训练出猴子，这小矮个儿指着自己的胸口，痛心的问，“我是谁？”爱看戏的我们来了兴致，好像出人命的时候到了，全体扯起嗓子喊道，“陈老师！”训猴人冷不防来了一个头朝下脚朝天的倒立，大义凛然，脸憋得通红，下嘴唇盖着上嘴唇地喊道， “我是谁？”“陈老师！”群情激奋，一条条小腿们跪在桌上，小拳头挥在空中，小脸们红的像发情的猴屁股。圆锥体就这样家喻户晓了，填补了小脑袋的空白。从此后，无论你圆锥体以任何角度，摆任何姿势，带任何表情，在任何地方出现，我也能认出你丫来。
陈老师一生颠三倒四，该长个子的时候，他却去长脑子，他说宁愿自己是个傻大个。特别是当被大个子红卫兵拖到台上时。他就是不下跪，被一个傻大个从后背踢来，整个人栽倒在地。我们吓得小脸苍白，心想今后再不敢作坏事，决不能反对任何大人，做个最听话的孩子。我们扯着嗓子打倒陈老师，直到喉咙撕裂 。我们的泪水流在小小的苍白的愤怒的恐惧的脸上。我们害怕傻大个，害怕所有台上的大人。
陈老师说他宁愿我们这些小猴子批斗他。我们就把他要来，半夜教室里点着蜡烛，我们像傻大个一样腰间系着皮带，出出进进，每个教室都在轰轰烈烈干革命。陈老师坐在椅子上打盹儿，我们问他怎么犯了这么多罪，他说他也不知道。我们问他啥时候开始学坏的，他说七八岁的时候。我们问他眼皮上的疤怎么来的，他说小时候看人家杀羊，人家把羊肉挂在他的眼皮上。我们把这些都记录下来。天快亮时，傻大个突然冲进来，飞起一脚把陈老师的椅子踢翻，大骂反革命还敢坐着挨批斗。并在腰间狠狠补了一脚，陈老师呻吟了一下，再没有动。
女生们开始互相埋怨，是谁让陈老师坐的？如果陈老师没坐，也不会挨这一脚。大家吵成一团，旧恨新仇翻了出来，你借了我的东西没还，你那天翻我白眼，你是富农我是中农。。。最后哭哭闹闹得不欢而散。陈老师一直躺在地上。
有那么一天老师都销声匿迹，换成排长，连长。持枪实弹还带着真的刺刀。我们在烈日下一队一队的齐步走，向后转，正步走，小跑转大跑，向右看齐，稍息，解散。那些日子刹爽英姿地整天在操场上拼刺刀，傍晚一边原地踏步一边唱打靶归来。我记忆中最可怕的是投手榴弹，绝对不是我的强项，导火环套在小手指上，心惊肉跳地挥动细细的胳膊，用吃奶的劲投出去才几米远，然后呆呆站在那里忘了卧倒，排长扑过来盖在我身上。我头上一点小伤，他进了医院。从此也销声匿迹。我在梦里见他几次，他的头上一直在流血，他说他很好，别惦记。
我每天清晨早请示的时候，总会想到我的排长。希望他很好。
整个上午大家都在批评和自我批评。人人走到讲台上，宣布“四海翻腾云水怒，五洲震荡风雷激！全国形势一片大好，不是小好。”接着小声地嗫嚅着今天早上迟到了几分钟的严重错误，留着眼泪说自己对不起党，对不起毛主席。
下午用来忆苦思甜，贫下中农们都不由得把身体转向我（旧官吏）和另一个女生（地主），控诉他们的祖父母怎样被我们剥削压迫，以至于最后莫名其妙地死去。那一刻我真希望自己没有听力，没有视力。在周围立起一道防弹墙，躲在麻木中苟延。我本想恨我祖父，干什么不好为什么非要在国民党里做官？可他是善良沉默的老教师，我想起他住的石头房子，夏天漫长的下午伏在桌上为我抄钢琴五线谱。他会包最精致的豆角馅山东饺子，清癯的面庞带着尊严，高高的鼻梁，瘦高的身体，我们祖孙俩每天下午到坡上的另一个老人的家里拿报纸，两个老右派默默地面对面坐着，一人抽着一个烟斗。吧嗒吧嗒的一个小时就这么过去。我时而看看祖父，时而看看那个老人，心想怎么都在品烟？
一段时间全校都在烧砖，女生们赤脚在泥里搅和，碰到玻璃碴子，整个泥团都成了红色。五块砖的砖坯，端起来时咬着牙拱着腰，走出几米，扣在地上。晚上住在教室的桌子上，为了夜里照看砖窑，半夜下大雨，棉被都被拖出来盖在土坯上。我们湿淋淋地站在雨里，骄傲的心跳加快。出窑时整个窑口像个火山口，黑烟滚滚，任何东西掉下去就是一股浓烟。班里的体育委员，一个傻大个，端着撬砖的铁棍子，站在窑口的烟雾里威风凛凛，喊道，“为了胜利，向我开炮！”然后跳了下去。那时他只有十三岁。懂什么呢？
仇恨，本来是无根的感觉，久而久之也会在心里找到土壤，扎下深深地根。人与人之间，造反派与保皇派之间，地主和贫农之间，中国和外国之间，挨斗和被挨斗之间，抄家和被抄家之间，面对面之间，肩并肩之间。。。，都在明里暗里的咬牙切齿。我那时不会恨，尤其不知怎样去恨陌生人。但我最恨的是填表。每天都填表，每个表都有家庭出身一栏。像一个脸上的疮疤，每天被人盯着看，无法躲开。我把填好的表折叠的很小很小，小得不能再小。等所有洋洋得意的交表人都离开，最后一个走过去把表递上，然后以最快的速度离开作案现场，希望趁那人打开折了十八层的表之前，我已经没了踪迹。
当然，我们也学了很多革命道理。每天在日记本上写写写。星期六一个人站在椅子上，连写带画，把革命道理都写画在黑板报上，花花绿绿一大片。没人搞得清谁是在革命，谁是在被革命。直到复课闹革命以后，我才觉得自己开始真正的革命。以前都是被革命。当然很快就被找去谈话，说我有走白专道路的倾向。并且在全班展开批判，领导批判的是我最尊敬的班主任 ，她说这是为了我好。我在革命与被革命，好与坏之间挣扎。头一点点没入水中。
宣传队员的身份有点像现在的高干。享有想上课就上，不想上就不上的特权。早上第二节课时才慢吞吞的走进教室，脸的边缘还留着一圈没洗干净的油彩。下午无论开会还是政治学习还是自习，一律不参加，聚在大厅里排练，压腿劈叉，空中大跳，倒踢紫金冠。我一直演主角，刚作为喜儿见过大春，马上加入了娘子军连和党代表打成一片。脱下足尖鞋，两只脚血淋淋的，亮着两个黑黑的淤血的大脚趾盖。当然，一切都是为了革命！
那是个疯狂而模糊不清的岁月。甚至我的记忆也是疯狂而模糊不清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