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5-01 04:22:35作者：齐家贞
五七年，我在重庆市第一中学读高一下，那是我生命中一个大转折年。之前，他们老说我“只专不红”，真的太抬举我，“不红”是事实，“只专”完全名不副其实。
我的“只专不红”几乎与反右运动同步，反右越高潮，我“只专”越深入。所以，学校放映什么反右纪录片，林希翎穿着褪了色的军装，在台上慷慨陈词，章伯钧给愤怒的群众吐了口水，狼狈躲进屋里，语文课加了一篇“不平凡的春天”强调学生要认真阅读，我根本没有其他同学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要不是后来听说我读初中的二十一中，好几个老师成了右派，这场扼住知识分子咽喉、打断知识分子脊梁的反右运动，真的是掠我而过了。
令我震惊的是，当右派的全是我们最敬爱的最优秀的老师。
二十一中是新办的初级中学，老师从四面八方调来，调来了不少全市最优秀的教师。
老师好是学生的幸运，但这一次，对老师而言，恰恰是大难临头。因为，二十一中是重庆教育系统反右的重灾区。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校长王增庆。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说话很斯文，冬天经常穿一件黑呢长大衣，脸色不正常，可能有病。有同学说他参加革命很早，是南下的党员干部，他教我们政治。他的太太姓宋，长得漂亮穿得阔气，在二十九中教俄语。那时我觉得这对夫妻好象有问题，出身“资产阶级”。
和王校长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还有几何老师易冠九，历史老师张理，地理老师吴启承，音乐老师阮永昭。我只知道教过我的老师，其他班也有老师成了右派，详情我不清楚。
个子高大的历史老师张理，上课时声音宏亮，不由得任何耳朵开小差，下课后他留在黑板上的一手极其流利规范的板书，很不舍得擦掉。五七年初，我们结伴回校，张老师看着长高了的我们说，唷，我怎么长矮啦？打成右派后不久，张理给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死在里面，具体原因不详。我后来也是进的这个看守所。
音乐老师阮永昭，她五二年被提名选拔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因为几粒有点发灰的假门牙影响面容而落选——想不到无產阶级也吹毛求疵讲漂亮。五七年她当了右派，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丈夫同她离婚，带走了两个只有两、三岁的女儿。事隔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我和阮老师在街上一个大碰头，她还不是我想象中那么老。或许，她年龄不见得比我大多少。我从不谙世事的初中生，变成坐过十年牢还在为每日生活奔忙的中年人。这突然的会见，两人都有点茫然，不知话从何处讲起，加之匆匆忙忙有事，没多聊几句。阮老师问，齐家贞，你还唱歌吗？我答，很少了。我曾经是阮老师最喜爱的学生，每学期音乐考试，她都给我全校最高分，表演独唱或是歌舞剧，她总是安排我演主角，我很受鼓励。
吴启承教我们地理，没几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他当过一期我们班主任。年轻潇洒，仪表堂堂，有点刚愎自用。一次，我去交表给陈为君老师，什么父母政治面貌、受过何种惩处等等。吴启承也凑过脸来看表。他说，哈，你的爸爸是齐尊周？我们是革大（西南革命大学）的同学，你爸爸挑米抬炭，做（装）起这么积极。我当时对他这句侮辱我父亲的话，心里很不满。他嘴巴有点打人，当右派大约由此而来。
我最想说的是易冠九老师。
我们初中二班进二十一中第一学期，就创造了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几何考试全班五十四个学生，没有一个及格，我算好的，五十八分。学校把宓广斌老师换下来，易冠九接替。
易冠九来教我们时已经超过六十岁，那是五四年初，张理是他的女婿，孙儿孙女都有了。易老师一口湖北腔，宽皮大脸，剃光头，穿中式长袍、布鞋，讲课时元气十足。相信他演过京剧，课堂上经常有京剧舞台动作，舞袖闪腿等，他挥舞直尺像在挥马鞭。
从易冠九第一堂课开始，我们这个班所有的调皮蛋，包括本人在内，全部收疯。不光是因为他凶——他是有点很特别的威风，而是他精彩的讲课和难以抗拒的幽默。
易老师似乎不费力就把一个如此糟糕，对几何完全丧失兴趣的差班提了起来。
我矮小，坐第一排，经常得非常专心地看着他，不然，他的“马鞭”就可能从头顶上挥舞过去，吓我一大跳。我还不得不一改回家从不复习功课的懒病，起码是几何，第二节课我才不至于开黄腔。我已经因为开黄腔被易老师取了一个外号，不好意思再犯。那次，易老师问，三角形全等定理，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我长声幺幺吼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没——有——！没有？你站起来！是不是没有？我看到他的脸很严肃，想起讲过了的一些影子。我答，“低低嘎嘎（一点点）”。从此，易老师就叫我“低低嘎嘎”，直到我初中毕业离校，他未必记得我的真名。
易冠九老师匠心独运，他把极其枯燥的几何，魔术般地变得非常有趣。他常常把几何定理，证题步骤等教学内容放进歌谣、顺口溜里，使我们容易记。比如，他讲用等量代换（甲等于乙，乙等于丙，甲就等于丙）定理证题时，他唱，“这一代，真可爱，把要证的事儿代出来”……上课时有人放屁，大家会乘机放肆地笑，易老师就唱，“笑人屁，莫志气！”笑声马上就忍住了。搞惯了易老师的唱，有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也不自觉地唱出了几何定理。
从此，我们盼着上几何课，大家屏气凝神一节课，倒更像是在津津有味看一出戏，戏没看够，课已经上完，老师要我们理解的东西已经刻进脑子里。二班的几何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连那个发育过份、有人说外面有男朋友的张姓女生，也得过一次六十一分。我后来对数学一直兴趣浓厚成绩很好，就从那时开始。
易冠九一眼看上去就有一股正气，正直的人讲真话，这就是为什么他当了右派。听说，他给开除出二十一中，全家放回原籍农村。记得他的太太在家没上班，生活靠易老师。一介书生，年纪离七十不远，到农村种地能拿几个工分？接着是“自然灾害”，种田的人没粮食吃。我猜想，易老师和他太太不大可能闯过这场席卷全国的饥饿，他们可能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念及此，我就想流泪。
我们这些二十一中的第一批毕业生，是该校最优秀的学生，是二十一中的骄傲，以后的学生一批不如一批。反右运动把学校最优秀的教师驱尽赶绝，知识的圣地变成扼杀知识的场所。
下面我引用2000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书《自由神的眼泪》第七章上的几行字：
“廿一中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驛站，在那裡我得到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导。唯一讨厌甚至瞧不起的，是不知从哪裡调来的校党支部书记，不是他的官衔，而是他的业务水平和举止。这位姓张的书记教政治，口齿迟钝，心神不定，翻来復去讲不清，抠了鼻子，鼻屎擦在讲台下面。五七年反右，二十一中是重灾区，包括校长王增庆到一大批最优秀的老师中箭落马，与这位不学无术权大无比的书记有直接关系。”
这个宽腮帮戴眼镜的张书记，名字我当时就没兴趣记，永远不知道，来了不久就替代王增庆教我们政治，王校长倒台后，张书记反右有功官运亨通，当了校长。好事成双，他春风得意，还娶了我们少先队总辅导员当老婆，她来我校时才十八、九岁，中专毕业，小张书记近二十岁。我们听说后，都有一种癩蛤蟆吃到了天鹅肉的感觉。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玩的，孩子的是非概念最早从家庭和学校而来。对于十二、三岁调皮捣蛋的孩子，老师的优劣实在太重要，他常常决定孩子的提升或沉沦，这方面我的体会非常深。在我书里的第七章，我还写了：
“廿一中座落在石灰市菜市场裡，教室外嘈杂喧嚣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吵架打架声令我难以抗拒，同时，老师们勾魂摄魄的精彩的讲课又令我神驰心往。我的心经常在两者之间徘徊，跑来跑去……老师们杰出的讲课把我往学校裡拽，我想做个好学生；外面世界强烈的诱惑，令我脑子裡只想吃、只想玩，不想读书。各种力量拉扯的结果，合力为零。我原地不动，既未变好，也没有沉伦。”
没有沉伦，就意味着我不会永远在吃肆店门口守嘴，站就站个坑，坐就坐个凼，我不会永远把时间花费在看猴戏耍官刀上，或者像同我住一条街的有的女孩，早恋、早孕、早婚……
没有以易冠九为首的那一批重庆市最顶尖的老师们，吸引我在教室里坐得住，我就不可能考进重庆最好的市一中高中部，哪怕我后来坐了十年牢，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我没有沉沦。
我絮絮叨叨讲老师对孩子有多重要，讲孩子离不开好老师，是为了说明老师们的恩德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老师们的辛苦应该获得全
但是，反右的恶行在中国大地发生，在毛泽东的操纵下，张书记这样的人像苍蝇一样会繁殖，全国到处都是，越优秀的老师越受他们的迫害，二十一中只是个缩影，易冠九只是个典型，五十万、一百万右派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由五七年始，中国孩子的悲剧也由五七年始。
我们要控诉反右运动的罪行，就要从一个人一个人的遭遇开始；我们要求政府对右派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就应该把一个人一个人过去的付出，和以后可能但是被早早扼杀的奉献，彰显出来，公诸于众。
我的“只专不红”几乎与反右运动同步，反右越高潮，我“只专”越深入。所以，学校放映什么反右纪录片，林希翎穿着褪了色的军装，在台上慷慨陈词，章伯钧给愤怒的群众吐了口水，狼狈躲进屋里，语文课加了一篇“不平凡的春天”强调学生要认真阅读，我根本没有其他同学所谓“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感觉。要不是后来听说我读初中的二十一中，好几个老师成了右派，这场扼住知识分子咽喉、打断知识分子脊梁的反右运动，真的是掠我而过了。
令我震惊的是，当右派的全是我们最敬爱的最优秀的老师。
二十一中是新办的初级中学，老师从四面八方调来，调来了不少全市最优秀的教师。
老师好是学生的幸运，但这一次，对老师而言，恰恰是大难临头。因为，二十一中是重庆教育系统反右的重灾区。
首当其冲的是我们的校长王增庆。一个瘦高的中年男人，说话很斯文，冬天经常穿一件黑呢长大衣，脸色不正常，可能有病。有同学说他参加革命很早，是南下的党员干部，他教我们政治。他的太太姓宋，长得漂亮穿得阔气，在二十九中教俄语。那时我觉得这对夫妻好象有问题，出身“资产阶级”。
和王校长一起被打成右派的还有几何老师易冠九，历史老师张理，地理老师吴启承，音乐老师阮永昭。我只知道教过我的老师，其他班也有老师成了右派，详情我不清楚。
个子高大的历史老师张理，上课时声音宏亮，不由得任何耳朵开小差，下课后他留在黑板上的一手极其流利规范的板书，很不舍得擦掉。五七年初，我们结伴回校，张老师看着长高了的我们说，唷，我怎么长矮啦？打成右派后不久，张理给关进了石板坡看守所，死在里面，具体原因不详。我后来也是进的这个看守所。
音乐老师阮永昭，她五二年被提名选拔参加国际青年联欢节，因为几粒有点发灰的假门牙影响面容而落选——想不到无產阶级也吹毛求疵讲漂亮。五七年她当了右派，发配到遥远的苦寒之地，丈夫同她离婚，带走了两个只有两、三岁的女儿。事隔二十多年，八十年代初，我和阮老师在街上一个大碰头，她还不是我想象中那么老。或许，她年龄不见得比我大多少。我从不谙世事的初中生，变成坐过十年牢还在为每日生活奔忙的中年人。这突然的会见，两人都有点茫然，不知话从何处讲起，加之匆匆忙忙有事，没多聊几句。阮老师问，齐家贞，你还唱歌吗？我答，很少了。我曾经是阮老师最喜爱的学生，每学期音乐考试，她都给我全校最高分，表演独唱或是歌舞剧，她总是安排我演主角，我很受鼓励。
吴启承教我们地理，没几个学生对这门功课有兴趣。他当过一期我们班主任。年轻潇洒，仪表堂堂，有点刚愎自用。一次，我去交表给陈为君老师，什么父母政治面貌、受过何种惩处等等。吴启承也凑过脸来看表。他说，哈，你的爸爸是齐尊周？我们是革大（西南革命大学）的同学，你爸爸挑米抬炭，做（装）起这么积极。我当时对他这句侮辱我父亲的话，心里很不满。他嘴巴有点打人，当右派大约由此而来。
我最想说的是易冠九老师。
我们初中二班进二十一中第一学期，就创造了一个很轰动的新闻，几何考试全班五十四个学生，没有一个及格，我算好的，五十八分。学校把宓广斌老师换下来，易冠九接替。
易冠九来教我们时已经超过六十岁，那是五四年初，张理是他的女婿，孙儿孙女都有了。易老师一口湖北腔，宽皮大脸，剃光头，穿中式长袍、布鞋，讲课时元气十足。相信他演过京剧，课堂上经常有京剧舞台动作，舞袖闪腿等，他挥舞直尺像在挥马鞭。
从易冠九第一堂课开始，我们这个班所有的调皮蛋，包括本人在内，全部收疯。不光是因为他凶——他是有点很特别的威风，而是他精彩的讲课和难以抗拒的幽默。
易老师似乎不费力就把一个如此糟糕，对几何完全丧失兴趣的差班提了起来。
我矮小，坐第一排，经常得非常专心地看着他，不然，他的“马鞭”就可能从头顶上挥舞过去，吓我一大跳。我还不得不一改回家从不复习功课的懒病，起码是几何，第二节课我才不至于开黄腔。我已经因为开黄腔被易老师取了一个外号，不好意思再犯。那次，易老师问，三角形全等定理，我们上节课是不是已经讲完了呀？我长声幺幺吼出了一个不同的声音，没——有——！没有？你站起来！是不是没有？我看到他的脸很严肃，想起讲过了的一些影子。我答，“低低嘎嘎（一点点）”。从此，易老师就叫我“低低嘎嘎”，直到我初中毕业离校，他未必记得我的真名。
易冠九老师匠心独运，他把极其枯燥的几何，魔术般地变得非常有趣。他常常把几何定理，证题步骤等教学内容放进歌谣、顺口溜里，使我们容易记。比如，他讲用等量代换（甲等于乙，乙等于丙，甲就等于丙）定理证题时，他唱，“这一代，真可爱，把要证的事儿代出来”……上课时有人放屁，大家会乘机放肆地笑，易老师就唱，“笑人屁，莫志气！”笑声马上就忍住了。搞惯了易老师的唱，有的同学站起来回答问题也不自觉地唱出了几何定理。
从此，我们盼着上几何课，大家屏气凝神一节课，倒更像是在津津有味看一出戏，戏没看够，课已经上完，老师要我们理解的东西已经刻进脑子里。二班的几何成绩一下提高了许多，连那个发育过份、有人说外面有男朋友的张姓女生，也得过一次六十一分。我后来对数学一直兴趣浓厚成绩很好，就从那时开始。
易冠九一眼看上去就有一股正气，正直的人讲真话，这就是为什么他当了右派。听说，他给开除出二十一中，全家放回原籍农村。记得他的太太在家没上班，生活靠易老师。一介书生，年纪离七十不远，到农村种地能拿几个工分？接着是“自然灾害”，种田的人没粮食吃。我猜想，易老师和他太太不大可能闯过这场席卷全国的饥饿，他们可能很早就离开了人世。念及此，我就想流泪。
我们这些二十一中的第一批毕业生，是该校最优秀的学生，是二十一中的骄傲，以后的学生一批不如一批。反右运动把学校最优秀的教师驱尽赶绝，知识的圣地变成扼杀知识的场所。
下面我引用2000年香港明报出版社出版的我的书《自由神的眼泪》第七章上的几行字：
“廿一中是我生命中一个重要的驛站，在那裡我得到许多一流老师的教导。唯一讨厌甚至瞧不起的，是不知从哪裡调来的校党支部书记，不是他的官衔，而是他的业务水平和举止。这位姓张的书记教政治，口齿迟钝，心神不定，翻来復去讲不清，抠了鼻子，鼻屎擦在讲台下面。五七年反右，二十一中是重灾区，包括校长王增庆到一大批最优秀的老师中箭落马，与这位不学无术权大无比的书记有直接关系。”
这个宽腮帮戴眼镜的张书记，名字我当时就没兴趣记，永远不知道，来了不久就替代王增庆教我们政治，王校长倒台后，张书记反右有功官运亨通，当了校长。好事成双，他春风得意，还娶了我们少先队总辅导员当老婆，她来我校时才十八、九岁，中专毕业，小张书记近二十岁。我们听说后，都有一种癩蛤蟆吃到了天鹅肉的感觉。
孩子的天性是喜欢玩的，孩子的是非概念最早从家庭和学校而来。对于十二、三岁调皮捣蛋的孩子，老师的优劣实在太重要，他常常决定孩子的提升或沉沦，这方面我的体会非常深。在我书里的第七章，我还写了：
“廿一中座落在石灰市菜市场裡，教室外嘈杂喧嚣的叫卖声、讨价还价声、吵架打架声令我难以抗拒，同时，老师们勾魂摄魄的精彩的讲课又令我神驰心往。我的心经常在两者之间徘徊，跑来跑去……老师们杰出的讲课把我往学校裡拽，我想做个好学生；外面世界强烈的诱惑，令我脑子裡只想吃、只想玩，不想读书。各种力量拉扯的结果，合力为零。我原地不动，既未变好，也没有沉伦。”
没有沉伦，就意味着我不会永远在吃肆店门口守嘴，站就站个坑，坐就坐个凼，我不会永远把时间花费在看猴戏耍官刀上，或者像同我住一条街的有的女孩，早恋、早孕、早婚……
没有以易冠九为首的那一批重庆市最顶尖的老师们，吸引我在教室里坐得住，我就不可能考进重庆最好的市一中高中部，哪怕我后来坐了十年牢，我仍然念念不忘我的老师们教给我的做人、做学问的道理。我没有沉沦。
我絮絮叨叨讲老师对孩子有多重要，讲孩子离不开好老师，是为了说明老师们的恩德应该获得社会的尊重，老师们的辛苦应该获得全
但是，反右的恶行在中国大地发生，在毛泽东的操纵下，张书记这样的人像苍蝇一样会繁殖，全国到处都是，越优秀的老师越受他们的迫害，二十一中只是个缩影，易冠九只是个典型，五十万、一百万右派就是这样制造出来的。
中国知识分子的悲剧由五七年始，中国孩子的悲剧也由五七年始。
我们要控诉反右运动的罪行，就要从一个人一个人的遭遇开始；我们要求政府对右派公开道歉、赔偿经济损失，就应该把一个人一个人过去的付出，和以后可能但是被早早扼杀的奉献，彰显出来，公诸于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