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4-14 01:42:30作者：
如果不是湖北襄樊官场腐败案发，高莺莺案也许永无被公开的机会。如果不是舆论的介入和其父母的坚持，此案同样无法得到彻查。2002年，湖北少女高莺莺非正常死亡，四年后引发了公众的强烈关注。尽管官方承诺办成“铁案”，但从技术层面得出的“跳楼自杀”结论，依然无法排除公众的持续怀疑。
在高莺莺死亡之初，官方草率结案，武警抢尸，政府出面赔偿，又申令家属不得追究，当地政府的一系列反常行动，事实上在日后已经取代高莺莺案本身，成为公众质疑的中心。一个平静家庭的生活，从此被彻底改变。在高莺莺死亡四年之后，其父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批捕起诉；从13岁到18岁，一个未成年少女在此案的阴影下度过了青春期；而心惧报复的母亲陈学荣，孤身漂泊异乡，不知何往。
高莺莺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高莺莺之死与一个家庭的离散五年
4月4日下午1时30分，湖北襄樊市襄城区法院，高玉枝站在门前的公告栏前焦急地跺着脚，不时探身向远处眺望。此时，离其兄高天虎“涉嫌诬告陷害罪案”公开审理只剩半小时。
10分钟后，一辆装着茶色玻璃的法院警车一个急转弯，出现在百米开外的街角处。人群一阵骚动，让出一条路来。高玉枝突然冲了出去，拍着车窗喊：“大哥，你为什么不请律师？这样会害死你的。”
4个小时前，高天虎最后一次拒绝了律师王才亮为其辩护，高家其他成员随后联名向法庭递交律师委托书，但未被接纳。
警车很快将高玉枝抛离。她踉跄了几步，随后在大门处跪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请求法庭给予公正的审判，二嫂王改英和弟媳王金凤上前扶住了她。
法院内，身穿蓝色看守服的高天虎在两位法警的押送下走进了第一审判庭。这个面无表情的46岁男子，除了是当天庭审的主角外，还是另一起震动全国的案件——“高莺莺案”中死者高莺莺的父亲。
2002年3月15日晚，湖北襄樊老河口市宝石宾馆19岁服务员高莺莺离奇坠楼死亡，当地警方认定其为跳楼自杀，高天虎夫妇则认为女儿死亡疑点重重，要求彻查。此案最终被揭开则是在四年之后，其时，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腐败案发，除连带出70余名官员外，传闻与孙楚寅有关的高莺莺案走到了公众面前。
然而此次，过去几年间一直为女儿奔走申冤的高天虎之所以受到指控，检方提出的有力证据却是：高天虎夫妇怀疑女儿生前曾遭受性侵犯的关键证物——高莺莺生前所穿内裤上检出的精斑，正是为高天虎所有。
“那不是事实。”在五个小时的庭审中，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高天虎不断重复这句话来自辩，数次激动的发言都被审判长以不合庭审规则而打断。
当天，高天虎之妻陈学荣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事实上，今年春节过后，她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逃离老河口
高莺莺去世时，妹妹高璇只有13岁，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学五年级学生。5年后的今天，她需要借助照片才能想起姐姐的样子。
现在的高璇是一名18岁的高二学生，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她姐。但高璇觉得姐姐比她文静。
对5年前改变他们家的那场变故，高璇已经印象模湖，只记得姐姐死亡当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在被窝里，她隐约听见父亲喊了句“莺莺出事了”便和母亲跑下楼去，而她自己随后又睡了过去。
父母一夜未归。第二天是星期六，高璇简单热了饭菜，吃过之后就去了同学家。后来，村里一位叔叔找到她并将她带回家，说她父母很快就回来。此时的高璇还不知道姐姐高莺莺已从宝石宾馆的9楼坠落身亡。
多年后，从父母、亲戚、村里长辈和媒体报道中，高璇大致拼接起了姐姐死亡后发生在他们家的一系列遭遇：
那天晚上，伤心欲绝的父母在姐姐冰凉的尸体前守了一夜；而姐姐高莺莺身上的一些奇怪伤痕和凌乱的衣服，让父母对第二天法医做的“坠楼自杀”的鉴定产生了怀疑；第三天，高家把姐姐的尸体抬到了宝石宾馆设灵；协商不成后，第四天，老河口市出动了警察，强行抢尸；第五天，高家接到“市委工作组”的通知：晚上10点必须火化尸体，高家无奈下还在“市委工作组”拟定的《关于解决高莺莺意外死亡有关补偿协议》上签了字。
离奇死亡、暴力抢尸、地方官员高调介入……当地政府的这些反常之举，为高莺莺的死亡披上神秘的色彩，并在日后成为外界关注和质疑的焦点。
而高璇第一次意识到与姐姐永别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3月21日，在高莺莺的葬礼上。那一天早上7点不到，高家已经围满了送葬的乡亲，院子里站不下，就在门外候着。一个黑色骨灰盒被摆在大厅中央。有大人告诉她，姐姐就躺在里面，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当天夜里，高璇看见母亲陈学荣一直在家里收拾衣物，一些家具电器也送到了叔伯亲戚家。母亲告诉高璇说，咱们要到别的地方去。第二天一早，高璇还来不及向同学们说一声，就被父母牵着坐上了出村的三轮车。这一别就是4年多。
“大哥说不还莺莺一个清白，就不回来。”高玉枝对当时高天虎一家的离开并不感到意外，高莺莺案轰动了整个老河口，到处都在谈论着，指点着。性格执拗的高天虎数次对家人说，找不到真凶，他没有脸面再在这里呆下去，而经过设灵抢尸等事件，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临走前，高璇拜别了爷爷高应忠、姑姑和叔叔，随后跟着父母登上了开往河南镇平的汽车，那里是父亲的老家。
高璇不知道那一程走了多长时间。一路上，两个大人都沉默不语，气氛很压抑。高璇不敢在他们面前提姐姐，虽然她很想知道姐姐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到了河南镇平，高璇被寄养在一位“二爷爷”家中，父母简单叮嘱了她几句“要听话”之类的话，就离开了。
“平静”生活
高璇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二爷爷”一家对她都很客气，还给她一个独立的房间住，但看着别人一家热热闹闹的，她心里就觉得孤单难受。
她不明白为什么姐姐走了，爸妈也不理她了。
高璇在镇平上了初一，天资聪颖的她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三名。每个星期五傍晚，家长都会把孩子从寄宿学校接回家过周末，她总是一个人绕路先走，怕同学们问起来不知道怎么回答。
盼了几个月，高璇终于盼来了母亲陈学荣。但母亲明显变老了，白头发多了，手也粗糙了，而且总显得心事重重。好几次，母亲与亲戚在交谈，看到她就互相打了一下眼色，岔开了话题。
高璇很久以后才知道，爸妈离开她后，先后辗转于陕西、上海、武汉、河南南阳等地，他们到处找短工，捡破烂，帮人家院子拔草都干过，挣来的钱一方面供她读书，一方面用于姐姐案件的上访。他们数次奔赴北京，还住进了“上访村”。
但在当时，没人会告诉高璇这件事，时间长了，关于姐姐的死，高璇也就不去想了。离开老河口一年后，奶奶中风去世，高璇哭着要回去，但爸妈没有答应——高玉枝兄妹劝阻高天虎说，回去危险。
2004年寒假，高璇在镇平迎来了父母亲，此时，他们已在河北新乐市开了一家小木工棚，准备接她过去。
高璇兴奋地随父母北上。木工棚坐落在新乐一条县际公路旁，1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堆满了废旧桌椅，旁边是两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高璇和母亲睡其中的一间。每天，高氏夫妇都要在这里将废旧桌椅拆卸，然后用锯木机锯成形状规则的木板或木条出售。这是高氏夫妇的老行当，高莺莺出事前，他们是赵岗乡一带有名的木匠。
北方的冬天奇冷无比。很多个早晨，高璇都被屋外一阵叮当声吵醒。水缸里的水一夜成冰，要把它们化开，就要先在冰面上凿开一个洞，再把开水倒进去。父亲每天起床都要先做这件事。下雨干不了活时，一家三口就窝在炕上整天不出门。日子过得相当平静。
但一天夜里，高璇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惹母亲生气了，但母亲只是摇头。自此以后，高璇开始注意父母私下的谈话以及他们打电话的内容，她隐约知道姐姐当年是跳楼死的。但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成了高璇的一个心结。好几次夜里，她都梦见姐姐，但在姐姐刚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就醒了，急得她直掉眼泪。
木工棚渐渐有了起色，接的活多了，拆桌椅时难免会漏掉一两根钉子，与锯片一碰就火花四溅，高璇看见爸妈的手为此掉了好几次皮。后来，他们家请来了一位叫张辉的帮工，刚开工不久，张就被夫妇俩的卖命吓了一跳，他们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还加班到深夜。
“他们把事情藏得很严。”张辉好几次和高天虎吃花生米下酒，聊到家里的事情，高总是闪烁其词。张辉只知道这个男人当过兵，打架坐过牢（高天虎1983年曾因流氓罪入狱服刑4年），直至后来看到报纸时，才知道老东家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大秘密。
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下，陈学荣两人并没有放弃上访，他们背着高璇把材料复印了一份又一份，有些以邮寄形式，有些则直接带到北京。2003年秋天，好友兼同乡陈克强曾接过高天虎的一个电话。高在电话中说，莺莺的案件没有一点起色，想请陈克强过去木工棚帮忙，好让他能分身。陈克强当时遭遇了车祸，无法前行。高天虎最后在电话里说：“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面了。”
不久后，高天虎的四弟高天有找到陈克强，说高天虎想把老家的房子便宜卖掉，凑点上访的路费。陈克强帮忙找过几个买家，但一听是高家的房子，忌讳得连屋都不愿意进。
2004年冬天，高天虎曾单独回过一趟老河口，在二弟高天成的家里住了两天。高天成记得大哥白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上出去，说是要找当年的证人。“但宝石宾馆的人全换了，他一个也没有找着。”
案中案
一家三口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6年5月。好像一夜之间，高璇觉得家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父亲的电话一天比一天多，并且三天两头往北京跑。父母时常背着她说话，好像在商量什么大事似的。就在那个月，父母对高璇说，他们有要事回一趟老河口。随后，他们把高璇带到一个邻居家，请求代为照看几天。
这次采访，一篇《高莺莺之死九问》让沉寂4年的高莺莺案得以重现在公众面前，其他媒体随后跟进报道，随着更多细节被公布，高莺莺案引起了全国关注。一些知名门户网站也各自制作了高莺莺案专题，众网友在上面以评论、诗歌、祭文等形式表达着各自的情感和看法，就连每次发布会、每一个新证据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两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璇在家中茶几上看到了《九问》。她半天回不过神来，原来姐姐当年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父母这些年所做的，就是要为姐姐讨公道。
随后，越来越多的记者来了。面对不同的媒体，高氏夫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四年前发生的事。媒体的介入迅速掀起外界关注的浪潮，中央有关领导及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随后批示，要求尽快查明真相。
2006年7月17日，几名警察来到了他们在河北新乐的家。在高璇记忆中，警察和父母谈了很久，后来，父亲从他房间里抱出了一个黑色小箱子。这个小箱子高璇在刚来新乐的时候就见过，只是父亲高天虎把它藏得非常严实，从来不让她碰。
这一次，父亲在警察面前打开箱子，都是一些破掉的、还沾着血迹的衣服。警察把它们分别装进证物袋里，写上编码后还摄像记录。高璇在不远处听着父亲向警方的交代，原来都是姐姐死时穿的衣服。
联想到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很多疑点，高璇有点明白也许这些衣物里隐藏着姐姐的真正死因。早在2002年6月19日，高氏夫妇托河南一律师将女儿的内裤送到武汉进行鉴定，结果检出了精斑。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条染有精斑的内裤成为高莺莺生前可能遭受性侵犯的一个佐证。
装好证物后，高氏夫妇跟着警察去了北京。高璇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了几天，结果却等来了4名警察，他们向高璇出示了高天虎的委托书，然后一路驱车9个小时，把她带到叔叔高天有的家中。
到了襄樊后高璇才知道，她的父母已因“涉嫌伪证罪”被拘留——父母送检的那条染有精斑的内裤上，精斑为父亲高天虎所留的可能性高达99.999999%。对外界和媒体来说，这消息如同一个重磅炸弹，让所有关注高案的人始料不及。
高家马上乱成一团，71岁的爷爷高应忠得知消息后心脏病复发，后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姑姑高玉枝和二叔高天成也随后赶到爷爷家，一家子说什么也不相信精斑是高天虎的。在随后的30多天时间里，高璇数次跟着姑姑给父母去送衣服和食物，但都见不到人。
2006年8月23日，家里来了一个穿西装、戴眼镜和提公文包的男人。这是姑姑高玉枝托朋友找到的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他已经答应免费代理高天虎案。
4天后，在姑姑的服装店里玩的高璇见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母亲，此时，父亲高天虎却被正式批捕。舆论一片哗然。
从看守所回来后，高璇发觉母亲沉默了不少，双脚也有点肿，走起路来不太灵光。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高璇大致了解到她在看守所里的一些片断——吃稀饭居多，5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隔几天才出来走动一下，还曾晕倒过一次。她常说，被关怕了。
等了几天，母亲见父亲好像还没有什么放出来的迹象，又惦记着新乐的工棚，就回去了。陈学荣后来帮女儿转了学，高璇就在湖北呆了下来。
新同学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平时听同学们谈论姐姐的案件，她也默不作声。终于有一天，高璇忍不住告诉了最好的朋友，对方惊讶得一把抱住了她。
而另一边，王才亮接手高天虎案后，先后5次赴襄樊调查收集材料，还在看守所见到了高天虎，交换了意见。
2006年12月，王才亮在河北第二次见到了陈学荣。当时陈的手指被电锯所伤，缝了九针。由于前段时间被关押，回来时发现工棚里部分木材和电机被偷，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处境艰难的她正准备将剩余的东西折价卖掉，换点钱暂且过冬。
张辉最后一次见老东家也就在那一段期间。2006年岁末，他坐车途径新乐时发现这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人家。听人说，陈学荣去了北京郊区一家工厂打工。
陈学荣在何处？
4月7日晚上，高璇和姑叔三家人在一家火锅店吃晚饭，大家心情沉重，举筷者寥寥。
高璇听大人们说，父亲的案件一审非常不乐观，他的脾气又犟，看来只有陈学荣才能说服他请律师。
而在庭审当天，高天虎的一句话也令全场哗然——他称，陈学荣曾亲口说过，去年7月22日在北京体检时，公安从她阴道内提取了高的精液，而后在内裤上做了手脚。
虽然检方当场给予了反驳，但高家兄妹认为这或许是帮大哥脱罪的重要线索。
然而，自今年春节过后，高璇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过母亲了。
高璇记得今年春节母亲就有点异样，昔日平和温顺的她变得焦虑不安。母亲不敢住在高家，而是搬到了20多公里外的小姨家。春节期间，高璇、高玉枝和高天成去看过她两次，每次陈学荣都不停地问，高天虎的案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陈学荣告诉高璇，她被无罪释放后，警察还是经常去找她，她很怕又被抓回看守所。正月十五刚过，母亲丢下一句“到外面找活”就走了。这次不同的是，她走后两个月都没有与家里联系，以前的手机也已经停用。
陈学荣走后，高家继续向王才亮求助，王安慰高家说，高天虎的案子也不是完全失去了希望，公诉方指控的内容还是有疏漏的，如高天虎是在何时在何地以何种手段把自己精液涂到了女儿的内裤上，这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此前的2007年3月9日，王才亮已向法院递交了《法律意见书》，里面提出若干条意见，其中有：高莺莺案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况，高天虎诬告陷害的主观故意理由不充分；再次，内裤仅取4处检材，不足以说明有无其他人的精斑，同时，也没有鉴定精斑的生成时间；最后，精斑是高天虎的，也不能视为高天虎所留，有可能是他人将高的精液弄上去。
这些内容正好与后来庭审中的一些争论焦点契合。
“高莺莺案一定会成为中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个‘标本’。”王才亮说，“起码在公权力如何尊重并保护个体生命上，它已让整个社会有了很好的共识。”
王才亮说，4月9日上午，他在办公室的助手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陈学荣的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现在躲在外省的一个朋友家，一直有警察在找她，平时都不敢出门。王才亮查了一下来电显示，是“未知号码”。
高璇仍然在期盼母亲回来看她。虽然母亲不在身边，但这个乐观理性的高二学生已经学会了照顾自己。她的学习成绩不错，还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一名全能型选手。
在父亲一审之后，高璇回了一趟已空置多年的位于赵岗乡的家。这幢曾经充满温暖的两层小楼，如今了无生气。高莺莺的黑白遗像静静摆在楼上的大厅里，相片已出现几道被潮气侵袭的凹痕。屋中央挂着两串用彩色礼品带编成的风铃，风吹过叮叮作响，那是高莺莺生前最擅长的手艺。
在高莺莺死亡之初，官方草率结案，武警抢尸，政府出面赔偿，又申令家属不得追究，当地政府的一系列反常行动，事实上在日后已经取代高莺莺案本身，成为公众质疑的中心。一个平静家庭的生活，从此被彻底改变。在高莺莺死亡四年之后，其父因涉嫌诬告陷害罪，被批捕起诉；从13岁到18岁，一个未成年少女在此案的阴影下度过了青春期；而心惧报复的母亲陈学荣，孤身漂泊异乡，不知何往。
高莺莺的母亲到哪里去了
高莺莺之死与一个家庭的离散五年
4月4日下午1时30分，湖北襄樊市襄城区法院，高玉枝站在门前的公告栏前焦急地跺着脚，不时探身向远处眺望。此时，离其兄高天虎“涉嫌诬告陷害罪案”公开审理只剩半小时。
10分钟后，一辆装着茶色玻璃的法院警车一个急转弯，出现在百米开外的街角处。人群一阵骚动，让出一条路来。高玉枝突然冲了出去，拍着车窗喊：“大哥，你为什么不请律师？这样会害死你的。”
4个小时前，高天虎最后一次拒绝了律师王才亮为其辩护，高家其他成员随后联名向法庭递交律师委托书，但未被接纳。
警车很快将高玉枝抛离。她踉跄了几步，随后在大门处跪了下来，泣不成声地请求法庭给予公正的审判，二嫂王改英和弟媳王金凤上前扶住了她。
法院内，身穿蓝色看守服的高天虎在两位法警的押送下走进了第一审判庭。这个面无表情的46岁男子，除了是当天庭审的主角外，还是另一起震动全国的案件——“高莺莺案”中死者高莺莺的父亲。
2002年3月15日晚，湖北襄樊老河口市宝石宾馆19岁服务员高莺莺离奇坠楼死亡，当地警方认定其为跳楼自杀，高天虎夫妇则认为女儿死亡疑点重重，要求彻查。此案最终被揭开则是在四年之后，其时，襄樊市委书记孙楚寅腐败案发，除连带出70余名官员外，传闻与孙楚寅有关的高莺莺案走到了公众面前。
然而此次，过去几年间一直为女儿奔走申冤的高天虎之所以受到指控，检方提出的有力证据却是：高天虎夫妇怀疑女儿生前曾遭受性侵犯的关键证物——高莺莺生前所穿内裤上检出的精斑，正是为高天虎所有。
“那不是事实。”在五个小时的庭审中，只有小学文化水平的高天虎不断重复这句话来自辩，数次激动的发言都被审判长以不合庭审规则而打断。
当天，高天虎之妻陈学荣没有出现在庭审现场。事实上，今年春节过后，她已经从人们的视线中消失。
逃离老河口
高莺莺去世时，妹妹高璇只有13岁，还是一个懵懵懂懂的小学五年级学生。5年后的今天，她需要借助照片才能想起姐姐的样子。
现在的高璇是一名18岁的高二学生，很多人都说她长得像她姐。但高璇觉得姐姐比她文静。
对5年前改变他们家的那场变故，高璇已经印象模湖，只记得姐姐死亡当晚她家突然响起一阵刺耳的电话铃声，在被窝里，她隐约听见父亲喊了句“莺莺出事了”便和母亲跑下楼去，而她自己随后又睡了过去。
父母一夜未归。第二天是星期六，高璇简单热了饭菜，吃过之后就去了同学家。后来，村里一位叔叔找到她并将她带回家，说她父母很快就回来。此时的高璇还不知道姐姐高莺莺已从宝石宾馆的9楼坠落身亡。
多年后，从父母、亲戚、村里长辈和媒体报道中，高璇大致拼接起了姐姐死亡后发生在他们家的一系列遭遇：
那天晚上，伤心欲绝的父母在姐姐冰凉的尸体前守了一夜；而姐姐高莺莺身上的一些奇怪伤痕和凌乱的衣服，让父母对第二天法医做的“坠楼自杀”的鉴定产生了怀疑；第三天，高家把姐姐的尸体抬到了宝石宾馆设灵；协商不成后，第四天，老河口市出动了警察，强行抢尸；第五天，高家接到“市委工作组”的通知：晚上10点必须火化尸体，高家无奈下还在“市委工作组”拟定的《关于解决高莺莺意外死亡有关补偿协议》上签了字。
离奇死亡、暴力抢尸、地方官员高调介入……当地政府的这些反常之举，为高莺莺的死亡披上神秘的色彩，并在日后成为外界关注和质疑的焦点。
而高璇第一次意识到与姐姐永别的时候，已经是2002年3月21日，在高莺莺的葬礼上。那一天早上7点不到，高家已经围满了送葬的乡亲，院子里站不下，就在门外候着。一个黑色骨灰盒被摆在大厅中央。有大人告诉她，姐姐就躺在里面，她哇地一声哭了起来。
当天夜里，高璇看见母亲陈学荣一直在家里收拾衣物，一些家具电器也送到了叔伯亲戚家。母亲告诉高璇说，咱们要到别的地方去。第二天一早，高璇还来不及向同学们说一声，就被父母牵着坐上了出村的三轮车。这一别就是4年多。
“大哥说不还莺莺一个清白，就不回来。”高玉枝对当时高天虎一家的离开并不感到意外，高莺莺案轰动了整个老河口，到处都在谈论着，指点着。性格执拗的高天虎数次对家人说，找不到真凶，他没有脸面再在这里呆下去，而经过设灵抢尸等事件，那些人是不会放过他们的。
临走前，高璇拜别了爷爷高应忠、姑姑和叔叔，随后跟着父母登上了开往河南镇平的汽车，那里是父亲的老家。
高璇不知道那一程走了多长时间。一路上，两个大人都沉默不语，气氛很压抑。高璇不敢在他们面前提姐姐，虽然她很想知道姐姐为什么突然就走了。
到了河南镇平，高璇被寄养在一位“二爷爷”家中，父母简单叮嘱了她几句“要听话”之类的话，就离开了。
“平静”生活
高璇过起了寄人篱下的生活。虽然“二爷爷”一家对她都很客气，还给她一个独立的房间住，但看着别人一家热热闹闹的，她心里就觉得孤单难受。
她不明白为什么姐姐走了，爸妈也不理她了。
高璇在镇平上了初一，天资聪颖的她成绩一直保持在班上前三名。每个星期五傍晚，家长都会把孩子从寄宿学校接回家过周末，她总是一个人绕路先走，怕同学们问起来不知道怎么回答。
盼了几个月，高璇终于盼来了母亲陈学荣。但母亲明显变老了，白头发多了，手也粗糙了，而且总显得心事重重。好几次，母亲与亲戚在交谈，看到她就互相打了一下眼色，岔开了话题。
高璇很久以后才知道，爸妈离开她后，先后辗转于陕西、上海、武汉、河南南阳等地，他们到处找短工，捡破烂，帮人家院子拔草都干过，挣来的钱一方面供她读书，一方面用于姐姐案件的上访。他们数次奔赴北京，还住进了“上访村”。
但在当时，没人会告诉高璇这件事，时间长了，关于姐姐的死，高璇也就不去想了。离开老河口一年后，奶奶中风去世，高璇哭着要回去，但爸妈没有答应——高玉枝兄妹劝阻高天虎说，回去危险。
2004年寒假，高璇在镇平迎来了父母亲，此时，他们已在河北新乐市开了一家小木工棚，准备接她过去。
高璇兴奋地随父母北上。木工棚坐落在新乐一条县际公路旁，100多平方米的院子里堆满了废旧桌椅，旁边是两间不足10平方米的平房，高璇和母亲睡其中的一间。每天，高氏夫妇都要在这里将废旧桌椅拆卸，然后用锯木机锯成形状规则的木板或木条出售。这是高氏夫妇的老行当，高莺莺出事前，他们是赵岗乡一带有名的木匠。
北方的冬天奇冷无比。很多个早晨，高璇都被屋外一阵叮当声吵醒。水缸里的水一夜成冰，要把它们化开，就要先在冰面上凿开一个洞，再把开水倒进去。父亲每天起床都要先做这件事。下雨干不了活时，一家三口就窝在炕上整天不出门。日子过得相当平静。
但一天夜里，高璇被母亲的哭声惊醒，她以为自己做错了事惹母亲生气了，但母亲只是摇头。自此以后，高璇开始注意父母私下的谈话以及他们打电话的内容，她隐约知道姐姐当年是跳楼死的。但好端端的一个人，为什么会这样做？这成了高璇的一个心结。好几次夜里，她都梦见姐姐，但在姐姐刚要开口讲话的时候就醒了，急得她直掉眼泪。
木工棚渐渐有了起色，接的活多了，拆桌椅时难免会漏掉一两根钉子，与锯片一碰就火花四溅，高璇看见爸妈的手为此掉了好几次皮。后来，他们家请来了一位叫张辉的帮工，刚开工不久，张就被夫妇俩的卖命吓了一跳，他们每天只睡五六个小时，有时候还加班到深夜。
“他们把事情藏得很严。”张辉好几次和高天虎吃花生米下酒，聊到家里的事情，高总是闪烁其词。张辉只知道这个男人当过兵，打架坐过牢（高天虎1983年曾因流氓罪入狱服刑4年），直至后来看到报纸时，才知道老东家原来还有这么一个大秘密。
在看似平静的生活下，陈学荣两人并没有放弃上访，他们背着高璇把材料复印了一份又一份，有些以邮寄形式，有些则直接带到北京。2003年秋天，好友兼同乡陈克强曾接过高天虎的一个电话。高在电话中说，莺莺的案件没有一点起色，想请陈克强过去木工棚帮忙，好让他能分身。陈克强当时遭遇了车祸，无法前行。高天虎最后在电话里说：“不知道以后我们还有没有机会见面了。”
不久后，高天虎的四弟高天有找到陈克强，说高天虎想把老家的房子便宜卖掉，凑点上访的路费。陈克强帮忙找过几个买家，但一听是高家的房子，忌讳得连屋都不愿意进。
2004年冬天，高天虎曾单独回过一趟老河口，在二弟高天成的家里住了两天。高天成记得大哥白天把自己关在房间里，晚上出去，说是要找当年的证人。“但宝石宾馆的人全换了，他一个也没有找着。”
案中案
一家三口平静的日子一直持续到2006年5月。好像一夜之间，高璇觉得家里的气氛突然变得紧张起来。父亲的电话一天比一天多，并且三天两头往北京跑。父母时常背着她说话，好像在商量什么大事似的。就在那个月，父母对高璇说，他们有要事回一趟老河口。随后，他们把高璇带到一个邻居家，请求代为照看几天。
这次采访，一篇《高莺莺之死九问》让沉寂4年的高莺莺案得以重现在公众面前，其他媒体随后跟进报道，随着更多细节被公布，高莺莺案引起了全国关注。一些知名门户网站也各自制作了高莺莺案专题，众网友在上面以评论、诗歌、祭文等形式表达着各自的情感和看法，就连每次发布会、每一个新证据都成为讨论的焦点。
两个月后，一次偶然的机会，高璇在家中茶几上看到了《九问》。她半天回不过神来，原来姐姐当年死得那么不明不白。父母这些年所做的，就是要为姐姐讨公道。
随后，越来越多的记者来了。面对不同的媒体，高氏夫妇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四年前发生的事。媒体的介入迅速掀起外界关注的浪潮，中央有关领导及湖北省委书记俞正声随后批示，要求尽快查明真相。
2006年7月17日，几名警察来到了他们在河北新乐的家。在高璇记忆中，警察和父母谈了很久，后来，父亲从他房间里抱出了一个黑色小箱子。这个小箱子高璇在刚来新乐的时候就见过，只是父亲高天虎把它藏得非常严实，从来不让她碰。
这一次，父亲在警察面前打开箱子，都是一些破掉的、还沾着血迹的衣服。警察把它们分别装进证物袋里，写上编码后还摄像记录。高璇在不远处听着父亲向警方的交代，原来都是姐姐死时穿的衣服。
联想到媒体报道中提到的很多疑点，高璇有点明白也许这些衣物里隐藏着姐姐的真正死因。早在2002年6月19日，高氏夫妇托河南一律师将女儿的内裤送到武汉进行鉴定，结果检出了精斑。在媒体的报道中，这条染有精斑的内裤成为高莺莺生前可能遭受性侵犯的一个佐证。
装好证物后，高氏夫妇跟着警察去了北京。高璇在家中焦急地等待了几天，结果却等来了4名警察，他们向高璇出示了高天虎的委托书，然后一路驱车9个小时，把她带到叔叔高天有的家中。
到了襄樊后高璇才知道，她的父母已因“涉嫌伪证罪”被拘留——父母送检的那条染有精斑的内裤上，精斑为父亲高天虎所留的可能性高达99.999999%。对外界和媒体来说，这消息如同一个重磅炸弹，让所有关注高案的人始料不及。
高家马上乱成一团，71岁的爷爷高应忠得知消息后心脏病复发，后来在医院躺了半个月。姑姑高玉枝和二叔高天成也随后赶到爷爷家，一家子说什么也不相信精斑是高天虎的。在随后的30多天时间里，高璇数次跟着姑姑给父母去送衣服和食物，但都见不到人。
2006年8月23日，家里来了一个穿西装、戴眼镜和提公文包的男人。这是姑姑高玉枝托朋友找到的北京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王才亮。他已经答应免费代理高天虎案。
4天后，在姑姑的服装店里玩的高璇见到了阔别一个多月的母亲，此时，父亲高天虎却被正式批捕。舆论一片哗然。
从看守所回来后，高璇发觉母亲沉默了不少，双脚也有点肿，走起路来不太灵光。从母亲断断续续的叙述中，高璇大致了解到她在看守所里的一些片断——吃稀饭居多，5个人挤在一个小房间里，隔几天才出来走动一下，还曾晕倒过一次。她常说，被关怕了。
等了几天，母亲见父亲好像还没有什么放出来的迹象，又惦记着新乐的工棚，就回去了。陈学荣后来帮女儿转了学，高璇就在湖北呆了下来。
新同学都不知道她的身份，平时听同学们谈论姐姐的案件，她也默不作声。终于有一天，高璇忍不住告诉了最好的朋友，对方惊讶得一把抱住了她。
而另一边，王才亮接手高天虎案后，先后5次赴襄樊调查收集材料，还在看守所见到了高天虎，交换了意见。
2006年12月，王才亮在河北第二次见到了陈学荣。当时陈的手指被电锯所伤，缝了九针。由于前段时间被关押，回来时发现工棚里部分木材和电机被偷，基本处于停产状态。处境艰难的她正准备将剩余的东西折价卖掉，换点钱暂且过冬。
张辉最后一次见老东家也就在那一段期间。2006年岁末，他坐车途径新乐时发现这里已经住进了另一户人家。听人说，陈学荣去了北京郊区一家工厂打工。
陈学荣在何处？
4月7日晚上，高璇和姑叔三家人在一家火锅店吃晚饭，大家心情沉重，举筷者寥寥。
高璇听大人们说，父亲的案件一审非常不乐观，他的脾气又犟，看来只有陈学荣才能说服他请律师。
而在庭审当天，高天虎的一句话也令全场哗然——他称，陈学荣曾亲口说过，去年7月22日在北京体检时，公安从她阴道内提取了高的精液，而后在内裤上做了手脚。
虽然检方当场给予了反驳，但高家兄妹认为这或许是帮大哥脱罪的重要线索。
然而，自今年春节过后，高璇已经两个多月没有见过母亲了。
高璇记得今年春节母亲就有点异样，昔日平和温顺的她变得焦虑不安。母亲不敢住在高家，而是搬到了20多公里外的小姨家。春节期间，高璇、高玉枝和高天成去看过她两次，每次陈学荣都不停地问，高天虎的案子什么时候才是尽头。
陈学荣告诉高璇，她被无罪释放后，警察还是经常去找她，她很怕又被抓回看守所。正月十五刚过，母亲丢下一句“到外面找活”就走了。这次不同的是，她走后两个月都没有与家里联系，以前的手机也已经停用。
陈学荣走后，高家继续向王才亮求助，王安慰高家说，高天虎的案子也不是完全失去了希望，公诉方指控的内容还是有疏漏的，如高天虎是在何时在何地以何种手段把自己精液涂到了女儿的内裤上，这三个问题一直没有解决。
此前的2007年3月9日，王才亮已向法院递交了《法律意见书》，里面提出若干条意见，其中有：高莺莺案存在不合常理的情况，高天虎诬告陷害的主观故意理由不充分；再次，内裤仅取4处检材，不足以说明有无其他人的精斑，同时，也没有鉴定精斑的生成时间；最后，精斑是高天虎的，也不能视为高天虎所留，有可能是他人将高的精液弄上去。
这些内容正好与后来庭审中的一些争论焦点契合。
“高莺莺案一定会成为中国法制进程中的一个‘标本’。”王才亮说，“起码在公权力如何尊重并保护个体生命上，它已让整个社会有了很好的共识。”
王才亮说，4月9日上午，他在办公室的助手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陈学荣的女人打来的电话，说她现在躲在外省的一个朋友家，一直有警察在找她，平时都不敢出门。王才亮查了一下来电显示，是“未知号码”。
高璇仍然在期盼母亲回来看她。虽然母亲不在身边，但这个乐观理性的高二学生已经学会了照顾自己。她的学习成绩不错，还是学校田径队的队员，一名全能型选手。
在父亲一审之后，高璇回了一趟已空置多年的位于赵岗乡的家。这幢曾经充满温暖的两层小楼，如今了无生气。高莺莺的黑白遗像静静摆在楼上的大厅里，相片已出现几道被潮气侵袭的凹痕。屋中央挂着两串用彩色礼品带编成的风铃，风吹过叮叮作响，那是高莺莺生前最擅长的手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