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黄继光堵枪眼”故事从粗假走向细假，从一假走向多假。虚构的故事有个常见的问题，就是不但每个人说的不一样，同一个人每次说的也往往不一样。“黄继光堵枪眼”的故事的各种版本也是这样。几个人对同一事件的叙述互相矛盾，甚至单个人自己的几次叙述也互相矛盾。单单新华社就不知一次地否定改写。加上其它他方面文献的否定。这个故事到现在已经被否定得不可收拾了。
“各方仔细核查”版维持了几十年。２０００年前后中国开始纪念朝鲜战争５０周年，一些黄继光的战友纷纷出面叙述当年情况。把“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所说的一些情节否定了，一些过程也再度被改写。新华社自己也于２０００年后出了不止一个新版本。对照起来看，１９５２年的“各方仔细核查”版实际上已经没有几行字能存活下来。一个被新华社言之凿凿地声称“这是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的故事，已被证明既没有经过核查，更不是“最后”的情节。兹举数例：
该地堡里有“三挺重机枪四挺轻机枪”的说法基本没人再提了。有的文章减少了机枪的数目（不知依何根据），有的使用含糊的“多挺”，还有的干脆不提数目。
黄继光在地堡前“胸膛上被射穿了五个洞”的情节也被去掉。现在多半改为“左臂负伤”或者简单地说“负伤”带过。没有人再提“五个洞”这个“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了。这个情节为假，现在已经毫无疑问。那么当初新华社的石、王两记者是怎样“仔细核查”到这个情节的？我比较感兴趣的一个问题是，见证者是怎样数出黄继光堵枪眼之前胸口不多不少中了五发子弹的？这种在夜间捕捉８５０米/秒飞行弹丸的超级眼力，是怎样炼成的？
堵住“两挺机枪”。也被现在的文章放弃。现在的文章，有的明确说是“一挺机枪”，有的则只说“机枪”。
再如黄继光出发前掏出母亲来信一节。两位记者曾有鼻子有眼地摘引该“信”内容。其中“母亲”问“光儿”说：“告诉我你杀死了多少敌人？”。这种“母亲”，听起来更像“政委”。而这封信现在何处？按理说它应当被收入纪念馆或者博物馆并且反复宣传。但现在别说宣传，连提都懒得提了。志愿军当局后来发现黄继光的真名是“黄继广”。是记者把人家的名字给写错了。因此，如果真有“母亲来信”的话，信上也应该是“广儿”而不会是“光儿”。由此可见当时根本没有这样一封 “母亲来信”。又是两位记者的凭空捏造。
“黄继广”被误写成“黄继光”。这本来应该在发现后加以改正并向家属亲友道歉。但中共当局却以蛮横无理的方式处理了这个错误。他们不但没有改正道歉。竟索性将错就错用假名字替代了人家的真姓名。从此就没了“黄继广”，只有“黄继光”了。全中国在几十年中没有人知道黄继光的真名字。直到近些年这件事被披露出来后，当局也没有歉意，更没有打算改正。李明天等人的书中提到了这个问题，还用１９５４年黄继光母亲的话替当局的蛮横行为辩护。书中引用说“黄妈妈笑笑说‘过去有时写黄继光，也有时写黄继广，这两个字都好。’”问题是“过去”并没有别人，只有中共当局用错误名字进行宣传，造成了既成事实。如果黄妈妈不接受，党愿意登报声明给改回来吗？而且既然黄妈妈说“两个字都好”，为什么从此再也不使用人家的本来姓名？更为什么当时以及此后的几十年里不让公众知道这件事？明摆着是中共当局拒不改正错误，反而欺负家属，将错误强加于人。中共一贯毫不客气地支配被统治者的一切。不但随意利用黄继广的的生命为党的利益服务，也随意剥夺他的姓名权。党叫你姓啥名啥你就得姓啥名啥。搞错了也要你接受下来。
新华社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至少写错了两个。黄继广被写成“黄继光”，肖登良被写成“肖德良”。再对照近年来的一些资料，还发现另一个人物的名字可能是“吴三洋”而不是“各方仔细核查”版里所写的“吴三羊”。如果这也属实的话，则新华社这篇报导中把三位主要人物的姓名全都写错了。这样胡乱写出来的东西也敢自称“各方仔细核查最后判明的情节”？他们还有一点点羞耻心吗？
毫无疑问，这两位新华社记者当时根本就没有进行什么“核查”。种种离奇荒谬的情节都是他们俩人关在屋子里瞎编一气搞出来糊弄老百姓的。他们干这种缺德的事驾轻就熟，肆无忌惮，不是一般的无耻。这两位记者的恶劣文风甚至连中共宣传体系内的人也不敢恭维。１９５０年代反右前有一阵子言论比较宽松，有人就以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为例批评新闻报导中的“合理想像”。批评者引用两位记者在文章中描写雨落在黄继光脖子上，他呼吸时“刀割样疼痛”还有“祖国人民在望着他，他的母亲也在望着他，马特洛索夫的英雄行为在鼓舞着他。”等等描写。然后问道：黄继光牺牲前的这些感觉，你们怎么能知道？可见当年就有人看出这个假故事里的毛病。如果不是中共当局严厉压制的话，这个“各方仔细核查”版早就成为各界同声声讨的“过街老鼠”版了。
十九、万福来、肖登良发表颠覆性的新回忆资料
万福来、肖登良是最重要的两个现场见证人。他们在最后的时刻里和黄继光在一起。他们的说法对黄继光故事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但这两人近年来的回忆资料出现了新的情节。这些情节不但否定了“各方仔细核查”版的主要说法。其中一些情节更对整个“黄继光堵枪眼”故事具有颠覆性的作用。
按“各方仔细核查”版所描绘的战地情况，黄继光、肖登良、吴三羊三人请战去炸敌堡。从此“壮士一去不复返”。出发后不久吴三羊牺牲、肖登良负伤。黄继光继续前进炸地堡然后堵枪眼，志愿军部队遂“海涛一样卷上山头”，胜利大捷。整个过程典型、简单。但后来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资料却表明事情并非这么简单。
《党史文汇》１９９７年４期上刊登万福来的文章《黄继光献身的一刻》。文章中却说出了一个很不同的情节：黄继光他们三个人出发后还有指导员前去加入。不但有人前往加入，还有人中途回来了一趟。万福来说，他们三人出发后先炸了若干地堡。还用手榴弹追着攻击溃逃的敌人。然后前进受阻。这时指导员冯玉庆前去指挥。不久后“肖登良拖着一条腿爬回来了”。报告吴三羊牺牲并要求补充手榴弹。肖登良得到手榴弹返回。黄继光得到手榴弹补充，和指导员以及肖登良说些什么，然后再去炸最后的地堡。
现场的另一个见证人肖登良透露出更多情节。《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发表了了刘邦琨写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的情况更出人意外：他们三人出发后，不单是肖登良回来了，而是三个人全都回来了。肖说他们三个出发后炸了几个暗堡，消灭一些敌人后，“手榴弹、手雷全用完了”。于是三个人在阵地上捡手榴弹，捡完弹药就“被迫退至四号坑道”。此时山头上的敌人“好像发现了捡弹药的３个战士，几发机枪子弹射来，吴三洋头部中弹，血流如注，英勇牺牲了”。吴三洋阵亡后，“３位首长过来问了一下”。再稍后，指导员说要找一挺机枪来打掩护，肖登良很快就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的机枪。尔后他和黄继光一起摆弄安置这挺机枪。先是琢磨怎样把机枪架起来。尔后研究怎样开火射击。接着肖登良进行试射。第一次试射并没有引起敌人反应，到第二次试射时引起敌人注意。敌人机枪朝他们开火。肖登良中弹负伤倒在坑道里。黄继光替他包扎。然后再出发去炸地堡。
这两个见证人的新回忆资料不但完全颠覆了经典的“各方仔细核查版”故事，更披露出重要的情况。现在我们知道：他们三个人中至少有两个人的伤亡与“炸敌堡”无直接关系。这两个人不是在去“炸敌堡”途中阵亡或者负伤的，而是回到在四号阵地坑道后，在做其他事情的时候伤亡的。而黄继光在这个过程中始终和他们在一起。这使人觉得当时他们几个人的任务并不是去对付敌人地堡，而是在干别的事情。
另一个情节也印证了这一点。那就是敌军地堡也不像是在他们跟前５０米处，以７挺轻重机枪猛烈扫射的样子。５０米是在夜间能看见路灯下老鼠活动的距离。更何况是几个大活人？且当时“照明弹照得如同白昼”。大部队都被敌火死死压住不能动弹。而他们三、四个人倒像持有特别通行证一样来回运动。这是很反常的。他们先出发去扔了一阵手榴弹，一直扔到手榴弹不够用。于是回来补充，而后再出去。他们不但来回地运动，还在附近的地上寻找和捡拾手榴弹。直到捡了不少后，敌人才“好像发现了”他们而朝他们射击。这些显然都不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距敌人强火力点５０米范围内应有的活动。如果现场情势真的如此宽松，允许志愿军士兵来回运动的话，那么大部队也可以运动上去。那早就把该地堡炸个稀烂了。根本轮不到黄继光出手。
肖登良和黄继光架设和试射机枪的情节也显示出他们当时有一种远离敌火时的松懈。如果敌人机枪就在５０米外猛烈射击的话，他们怎敢随意试射机枪？他们俩人头一次试射打出七发子弹，并不在意敌人会发现自己而立即严密隐蔽自己。还接着再打第二次试射。这次引来美军还击，数挺机枪开火打伤了肖登良的腹部和脚部。从肖登良受伤的部位可知肖登良的当时下身也暴露在外,体位很高。基本是全身暴露。如果他们是在照明弹强光照耀下、在敌七挺机枪组成火力点５０米前被“压得抬不起头”的话，怎么可能这样暴露地摆弄和发射机枪？这一切告诉我们黄继光们当时并不在“敌堡”前，而在离敌方阵地较远的后方。这是非常重要的情况。值得我们进一步探讨当时现场的情况。弄清黄继光们当时离敌阵地有多远，到底在什么位置上？在那里�F�ⅶ礴H
二十、黄继光阵亡在什么地方？
１、从四号阵地坑道攻击零号阵地山头？
国内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在攻占零号阵地时献身。而上面万福来、肖登良两人的回忆都表明，他们在当时的位置在四号阵地坑道。四号阵地和零号阵地是两个山头。从四号阵地不可能直接攻击零号山头，部队必须先下山进抵零号阵地山脚，再组织向零号山头发起进攻。因此，进攻零号的志愿军部队应该比他们的位置更靠前些才对。或者说，当时攻击零号山头的部队里没有黄继光。此点提示，黄继光阵亡之处不在零号阵地前，而极有可能像吴三洋那样就在四号阵地坑道附近。
２、四号阵地坑道是位于进攻部队后方的指挥所。
前面已提到，黄继光们活动的四号阵地坑道显然离敌人火力点稍远。敌人火力虽够得着，却不经常往这里打。他们没有“被敌人火力压得抬不起头”的感觉。再根据其他资料，还可知这里实际上是进攻部队的指挥所。连长万福来、指导员冯玉庆以及后来到达的营参谋长张广生都在这里指挥。张广生还从这里和师部通电话。这些都说明了指挥所的性质。按照正常的设置，指挥所不会与进攻部队同样靠前，它应该在进攻部队后部。
从黄继光等三人获取手榴弹补充以及肖登良轻易拖出一挺“包着抢衣，子弹未用”机枪的情况来看，这里还囤积着一些武器弹药。虽然肖登良声称那些都是“美军丢下的”的武器。但在万福来回忆文章中，肖爬回来第一句话就说“连长，快拿手榴弹来！”。表明肖登良已知坑道里有弹药。从以上情况判断，这个坑道兼作指挥所和部队进攻的出发阵地。
进攻出发阵地通常都在进攻部队的后部。这是步兵进攻时常见的设置。在出发阵上，预备梯队在这里待命，运输民工送来的武器弹药先存放于此，火线上转下来的伤员也从这里由担架队后送。当时战场上伤员大部份抢不下来。而肖登良多处中弹伤势严重，却还能得到及时救护。这也说明他们当时所在位置比较靠后，负伤后才得以及时被后送。
３、大部队在哪里？
“各方仔细核查”版说在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过程中，志愿军大部队在等待。当黄继光扔出手雷后，部队一度发起冲锋，随即又被压住。当黄继光堵住枪眼后，部队便“海涛一样地卷上山头，很快就占领了阵地。在激烈的近战中，守在上面的敌人的两个营--一千二百多人被全部歼灭了”。然而这能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的“海涛”，到了２０００年１２月２９日万福来接受新华社记者采访时，只剩４个人。万福来说，当黄继光等到达时，现场剩１６人。万福来把这１６人中的９人组成三个爆破组去炸敌堡，结果全部牺牲。然后他们又派出黄继光等三人去爆破。结果二死一伤。这样，到黄继光堵住枪眼时，现场就只剩４人能战斗了：万福来，指导员、营参谋长、还有一个报务员。三个光杆连营干部外加一个报务员，算什么“海涛”？怎么能攻上山头去歼灭“一千二百多”美军？万福来所说根本是天方夜谭。他肯定没有说实话。
近几年来有一些志愿军官兵现身，声称当时在场。证明万福来没有说实话。《解放军报》、《中国青年报》等报刊上就发表过“黄继光的班长”吴书印，“黄继光的排长”钟仁杰等人的文章，声称他们当时也在场。此外还有湖南的陈发华也声称在场。作为连长的万福来，从不提起吴书印、钟仁杰等本连的班排干部，此点尤其反常。他可能忘记一般的士兵，对自己手下的几个班排长怎么能忘记？看来万福来不是忘记忽略，而是有意隐瞒了现场的一些情况。
现场到底还有多少志愿军？据刘云魁的回忆，２０日早上他在坑道里见到了“不到３０个”存活的六连官兵，而不是万福来说法中的４个。“不到３０个”即２０多人。考虑到这是部队与美军对峙到天亮，并且持续遭到美军炮火猛烈轰击、遭受严重伤亡后剩下的人数。合理的估计，当黄继光们抵达４号阵地坑道时，现场志愿军１３５团几个连组成的进攻部队应该还在百人以上。
这么多的官兵不可能都挤在指挥所里。也不允都躲在这里。他们只能到前面去。万福来所称的“只剩１６人”，应当只包括当时在指挥所位置上的人。更多的部队在他们的前方与美军对峙。黄继光到来后就和万福来们在一起，在指挥所位置附近一直呆到吴三洋阵亡和肖登良负伤。也就是说，此时黄继光没有和进攻大部队在一起。
现在，我们基本可以确定，黄继光们当时处在离敌人阵地较远的指挥所位置上。在他们与美军阵地之间，还有一支较大的志愿军进攻部队。班长吴书印、排长钟仁杰等人就在那支部队中。黄继光则和连营干部一起在指挥所附近，在“我军”背后。我们基本可以认定黄继光并非阵亡于与敌军阵前，而很可能阵亡于“我军”背后。这一情况，不但排除了黄继光炸地堡堵枪眼的可能性，更令人怀疑黄继光当时执行的真实任务是什么。处在这个位置上的黄继光们不可能直接去攻击敌人地堡。他们更有可能做的事是和连营首长一起督军压阵，驱赶前方的部队与敌军战斗。换句话说，黄继光们可能是“督战队”。
二十一、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
本节根据前面的推测黄继光阵亡前在执行督战任务。当然，这个推测还需要经过更多资料的验证。它也可能被证明不正确。我希望这个推测也起到抛砖引玉的作用，促进大家一起努力探讨真相。
１、他们是不是督战队成员？
每支军队都有执行战场纪律的单位。解放军也有。这本来不奇怪。只是解放军羞于提起，甚至企图否认，这才有点奇怪。根据一些志愿军官兵透露出的情况看，当时志愿军部队各级都有由首长直接掌握的特别单位。其名称不一，目前已知的有“特别尖兵排”、“搜索排”、“侦察排”、“前哨排”等名称。听名称好像这些排打仗时都冲在前面，其实正相反。他们平日紧随首长周围，执行警戒通讯等任务，战时则在部队后面执行“特别任务”。目前国内的各种资料都说黄继光、肖登良、吴三洋是“通讯员”。没有提到他们的其他身份。而肖登良的回忆资料中，却两次提到他是“前哨排”的成员。一次是在解放军报组织的《纪念抗美援朝５０周年》大型专题中，发表了郭凯、张大森、朱志刚采访报导《“上甘岭三勇士”惟一幸存者肖登良深情追忆上甘岭战斗》，报导中说：“１９日拂晓散会时，团长让熟悉前哨情况的肖登良留下，带领某师的一个连队换防六连守卫的阵地。”另一处是《党史纵横》２０００年第１０期上的《肖登良与黄继光联手炸暗堡纪实》一文。文中肖登良回忆黄继光和他一起摆弄机枪的时候，黄继光对他说：“你在前哨排那么久，枪打得好，”。由此可以确认肖登良的“前哨排”成员身份。黄继光和“前哨排”成员们一起行动，位置又是在“我军”背后，他们能干什么呢？
２、严厉的崔建功，绝望的张广生。
张嵩山书中透露出的营参谋长张广生在２０日凌晨抵达四号阵地坑道后，与师长崔建功通过电话。其情形很值得注意。书中承认，张广生抵达时进攻部队实际上已经无力再前进。而当张广生向崔建功请示时，崔严厉命令道：“你们要不惜一切代价打下零号阵地！执行吧”。崔口气十分生硬，毫无商量的余地。其原因之一，是我在前面也已指出的，即那天的战斗事关重大“政治任务”，各级都向下施加了最大的压力。四十五师连“战斗到死”这样的命令都出来了。这是目前可得到联军资料中唯一提到志愿军下达如此无情命令的记录。
崔建功如此严厉，还有一层原因。那就是他自己的作战部署错误，战局陷入严重困境。他要极力挽救。此时他已经山穷水尽，除了孤注一掷硬干到底外别无选择。说崔建功作战部署失误，在于他对１３４团夺取主峰的部署。他安排１３４团提前于１９日夜间潜入主峰下的坑道中。意图缩短攻击距离、增加进攻的突然性。这个想法不错。但用此时再用却犯了兵家忌讳：老套重复。美军与志愿军交战近一周，已经多次经历志愿军依托坑道反击。必然加强对各山头下的志愿军坑道的清剿与防范。前面提到美军曾在主峰下的金矿洞中发现了志愿军部队并将洞口炸塌。对于其他坑道，美军也加强了封锁。前面提到的张震于１９５３年１月１０日给志司及军委的《上甘岭地区情况及对作战问题的几点建议》一文中指出，志愿军部队修建坑道时为了追求洞口厚度而把坑道口修在山体凹陷部。这给美军监视封锁志愿军坑道提供了有利条件。美军在洞顶以及洞口两侧高处设置阵地，从三面居高临下监视坑道口。志愿军一出洞口即遭敌三面交叉火力以及大量手榴弹的打击。瞬间伤亡殆尽，很难冲出发起进攻。因此，崔建功当晚部署１３４团从坑道发起进攻是严重失策。总攻开始后部队基本打不出坑道，更何谈进攻主峰？至此，两端夹击的部署一端失效，崔建功只能把所有筹码都压在１３５团这一路进攻之上。不但指望他们夺取主峰西北山梁，还指望他们完成１３４团没有完成的任务，即夺取主峰。为此，他除了催战催战再催战外，还有什么办法？
因此，无论张广生如何同情第一线的官兵，崔建功都不会允许他把部队撤出战斗。崔建功此时必定要求严厉督战。张广生别无选择，只有执行。但是眼前的部队伤亡惨重士气十分低落，他怎么执行崔建功的命令呢？攻也攻不上去，退也不让退，除了硬硬把部队拦住之外，还有别的选择呢吗？而当一般的催战阻拦手段不灵的时候，他只能加码，祭出更厉害的手段。
３、连续投掷手榴弹与谁“战斗”？
怎么拦住部队？用枪当然可以。但手榴弹可能更好。东一颗西一颗，远一颗近一颗的手榴弹在部队后面不断爆炸。分太不清是我军手榴弹还是敌军炮弹。但不断的爆炸声毫无疑问可以阻止部队轻易地后退。当然，这样的方法对手榴弹的需求比较大。时间稍长一些就需要补充。这恐怕就是万福来肖登良的回忆中都有手榴弹用光后再返回补充，或者从地上捡拾“美军丢弃的”手榴弹等情节的原因吧。万福来肖登良们当然不能说他们用手榴弹阻止战友后退。他们只说他们用手榴弹炸毁多处“美军暗堡”，还把“黑压压”朝他们冲来的“美军”给炸了回去。通过前面的分析，我们知道他们此刻身处“我军后方”。此地不会有“美军暗堡”可炸。甩手榴弹把 “黑压压”的人群轰回去倒是比较可行的。但是那“黑压压”的人群，不会是美军，应该是本军的战友。
二十二、结论
上一节里的推测正确与否，尚待验证。但它并不妨碍我们否定“黄继光堵枪眼”这个故事。
光是几十年里国内出版资料N遍地修改否定，加上不同说法间无法调和的矛盾冲突，早已使得“黄继光堵枪眼”故事破绽累累，无法自圆其说了。这个故事的时间没有保障、地点模糊不清、地堡难以建造、枪眼无处设置、人身强过钢锭、手雷弱于炮仗、一人遗下多尸、多方排斥一人、我军不像军人、敌军更像我军。等等等等。套用有关朝鲜战争的一个著名的句型，我们可以这样下结论说：
黄继光的事迹，是在编造的时机、编造的地点、向着编造的地堡、堵了一个编造的枪眼。
(连载之七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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