发表时间： 2007-01-01 00:57:18作者：吴庸
盘古乐队推出新曲《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只一句歌词：“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嘞，出了个高智晟喽，出了个高智晟哪，出了个高智晟噢……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哟，出了个高智晟哎……”仿佛置身陕北崖畔，面对黄土高原的丘陵沟壑，纵情一曲《天下出了个高智晟》，高亢的旋律和沙哑的乐音传向遥远的天边，引发人们无限的思念和不尽的感怀。当高律师被秘密抓捕、秘密审讯并被非法地、野蛮地惩罚时，社会上迸发出一曲荡气回肠的《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实非偶然的巧合。在高律师被秘密审讯的第二天，“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就反复在人间歌咏起来，这是民众对他的感念之情的高声呼唤。“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而永歌之”――我们的先人就是这样说的。
是的，高律师曾被同行骂为“疯狗”：“你图什么呢？就让老百姓说你个好？知道有多少人讨厌你吗？”他拍着那人肩膀说：“我这条疯狗可没有咬普通老百姓啊。”说罢呵呵一笑。他不会忘记，16岁时带弟弟到离家300多公里的小煤窑挖煤，弟弟腿被砸伤，两人被矿主轰走。幸亏遇到一位好心农民以当时最高工价（每天7分钱）雇他干了一月农活，才把弟弟腿伤养好，又预支20天工钱送弟弟到太原亲戚家。回到雇主家，那位农民说：“你完全可以不回来呀……”他说：“那还叫人吗？”于是又为农民挖了一个月窑洞。离开农民后，一路上遇到免费让他搭车的司机、慷慨资助他路费的老汉。他深深体会到弱者的艰难和救助的高尚。他说：“我出身很穷，我知道穷人的苦楚，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不会把帮助别人看成是对别人的施舍。我的目光很长远，我要用我这一辈子拯救我的下一辈子。”多么朴实的观念！这样的人会把那种“疯狗”的攻击放在眼中吗？思想境界不在同一层次嘛！
1994年，他通过自学考试获取法律大专文凭，第二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可以执业了。他对记者坦然陈述：“我是一个普通律师，每位当事人第一次找我时，我的确希望这可能是一个商业机会。但很多案子是要由良心来考虑接不接的。”良心的判断使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免费的。从此，他坚持将自己的关注和服务向社会贫弱阶层倾斜，坚持对其中1／3的穷人免收一切费用，有时还负担其路费及食宿费用。
且看其中一例：1993年3月，辽宁省丹东市仅5个月的婴儿邹炜毅就医时因过量的庆大霉素注射导致失聪，这项医疗事故经丹东第二医院、沈阳医大第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诊断，都排除先天性缺损的可能，最后确定为药物性致聋。这一事故成为孩子父母的沉重负担：父亲白天在车间上班，晚上到车站扛麻袋挣钱给孩子治疗，母亲辞去工作，抱着孩子到沈阳、长春、北京、内蒙等地看病。为了孩子，家中除吃饭用具和木床外，一无所有。但孩子就医的医院不承认是医疗事故。丹东市和辽宁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虽然都出具证明，确认超剂量药物注入导致重度耳聋，事故医院却拒不执行。后来，该院上级责令医院支付孩子医疗费和一次性经济补助费6000元。区区的“经济补助”，难道就把医疗事故搪塞了吗？高律师从《中国律师报》知道此事后义愤填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棘手案件。这时孩子己经5岁，所戴助听器由于买不起调频系统，接听非常吃力，幼儿园拒收。他的一生如按70岁估计，需要更换16次助听器，以时价每只8600元计，共需137600元；助听器调频系统，一生保守估算需更换13次，每只时价14900元，共需193700元；耳膜每年需换5个，时价每只50元，共需17500元；助听器电池每月需换10筒，时价每筒2元，共需16800元。不计算物价上涨因素，这4项即需365600元。接听的人工校正影响孩子对一些事业的选择造成的损失也未计算在内。事故医院企图用“经济补助”名义、以6000元代替事故赔偿费至少365600元，这就是高律师接受这一案件的诉讼代理时面临的难题。他和助手投入繁忙的取证工作，证人的证言，票据的清点，合理赔偿的计算，追加赔偿的处理，代理讼词的撰写，他们日以继夜地忙碌起来。
高律师从新疆赶到丹东市见到当事人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这里，不吃你们一顿饭，不要你们一分钱，唯一需要的就是信任。”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为当事人免费代理诉讼，仅医疗事故的免费代理已有14起。他坚信，这次也能取得胜诉。正如他为医疗致聋的儿童周成汉争取到一审判决获赔48万余元，这次使邹炜毅获得83.7万元赔偿，是东北地区人身损害获赔最高的一例。这一事例引起的轰动，在《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新疆政报》、《北京日报》均有披露。
高律师的义举通过媒体介绍而引起大众赞扬。出租车司机拒收他的车费，饭店老板只收他的饭菜成本，一位残疾姑娘只收他一半复印费，高律师带小炜毅去公园玩，售票员表示免费，给孩子买玩具被摊主认出，执意送孩子一只望远镜。人心所向是一股估不透的巨大力量，它甚至将炜毅的小姨的决绝心态感化。小姨由于嫌母亲对姐姐偏心而远离老人，这次因高的义举而感动，回到老人跟前跪请原谅。高律师在法庭陈述时说：我们的万里之行是为需要而来，即受害儿童的需要，追求我们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可以不夸大地说，高律师代表的这种正义力量使社会的一角为之融化。
他不仅为小炜毅打赢了这场官司，临别时还与助手留下200元，因为这家实在太穷了。以后，高律师每年都给孩子寄些钱。事态发展说明，这已超出免费代理的范围，他已超脱律师的身份，表达的是忠厚者的慈善之情而与炜毅一家结成友谊之侣。他牢记，劳动者在他困难时曾伸出援助之手，他明白，即使报答再多也不足以抵偿过去受到的民间支持。没有想到，炜毅家把他送的钱一一复印、保存，以示对这种深情厚谊永志不忘。高律师知道后感动得哭了，自己的微薄贡献换来的竟是如此厚重的感激能不令他激动吗？他与这个普通一家凝成的患难与共的亲情，是一般律师的维权生涯享受不到的。这就是高律师的纯朴的劳动者的气质和博大的知恩必报的情怀在人间写就的动人篇章。
由此可知，高律师的依法维权之路由于向社会贫弱阶层倾斜而显示了不一般的特色。他开始收到大量各地冤民求助和控诉来信。通过来信，他的视野从个案观察扩展为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他应邀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批判违宪的暂住证制度和对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与盘剥制度，以后则扩及官商一体非法拆迁行为、对城市私产房及农民土地的野蛮掠夺，更进一步则批判公权力对公民所有人权和社会文明的严重侵害。这样，他所代理或参与的重点案件，如广州市几起重大拆迁侵权案，陕北油田侵权案，太石村侵权案，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被迫害案，由于触及当局核心权益而引起权力者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根本无视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一切专政措施皆是无法无天的，直到秘密抓捕、秘密审讯乃至刚刚宣布的专横的惩罚。官府的倒行逆施揭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从而教育高律师彻底清醒。记者问他：“您的力量和勇气是从何而来呢？”他答：“应该说，看透中共，彻底地看透中共，这是一个核心的价值问题。彻底地看透它，对它不再报任何的希望。”
高律师所受的种种磨难是邹炜毅全家以及其他免费代理胜诉的受益者所不知道的，因为对高律师的迫害是封闭的、绝缘的。不难想象，当邹炜毅全家和那些社会平民知道高律师因维护百姓权益而遭到野蛮和非法惩罚时，他们会怎样的不满、愤怒、指责和反抗。不要以为眼下社会是无声的、驯服的，潜在的社会心声是捂不住、盖不严的。社会的不满、愤怒、指责和反抗曲折地转化为一曲《天下出了个高智晟》而四处传扬：“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嘞，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喽，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哪，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噢……”让我们一起传唱：“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哟，出了个高智晟哎……”
是的，高律师曾被同行骂为“疯狗”：“你图什么呢？就让老百姓说你个好？知道有多少人讨厌你吗？”他拍着那人肩膀说：“我这条疯狗可没有咬普通老百姓啊。”说罢呵呵一笑。他不会忘记，16岁时带弟弟到离家300多公里的小煤窑挖煤，弟弟腿被砸伤，两人被矿主轰走。幸亏遇到一位好心农民以当时最高工价（每天7分钱）雇他干了一月农活，才把弟弟腿伤养好，又预支20天工钱送弟弟到太原亲戚家。回到雇主家，那位农民说：“你完全可以不回来呀……”他说：“那还叫人吗？”于是又为农民挖了一个月窑洞。离开农民后，一路上遇到免费让他搭车的司机、慷慨资助他路费的老汉。他深深体会到弱者的艰难和救助的高尚。他说：“我出身很穷，我知道穷人的苦楚，所以我知道我要做什么。”他满怀深情地说：“我不会把帮助别人看成是对别人的施舍。我的目光很长远，我要用我这一辈子拯救我的下一辈子。”多么朴实的观念！这样的人会把那种“疯狗”的攻击放在眼中吗？思想境界不在同一层次嘛！
1994年，他通过自学考试获取法律大专文凭，第二年通过全国律师资格考试，可以执业了。他对记者坦然陈述：“我是一个普通律师，每位当事人第一次找我时，我的确希望这可能是一个商业机会。但很多案子是要由良心来考虑接不接的。”良心的判断使他代理的第一个案子就是免费的。从此，他坚持将自己的关注和服务向社会贫弱阶层倾斜，坚持对其中1／3的穷人免收一切费用，有时还负担其路费及食宿费用。
且看其中一例：1993年3月，辽宁省丹东市仅5个月的婴儿邹炜毅就医时因过量的庆大霉素注射导致失聪，这项医疗事故经丹东第二医院、沈阳医大第二医院、北京同仁医院诊断，都排除先天性缺损的可能，最后确定为药物性致聋。这一事故成为孩子父母的沉重负担：父亲白天在车间上班，晚上到车站扛麻袋挣钱给孩子治疗，母亲辞去工作，抱着孩子到沈阳、长春、北京、内蒙等地看病。为了孩子，家中除吃饭用具和木床外，一无所有。但孩子就医的医院不承认是医疗事故。丹东市和辽宁省医疗事故鉴定委员会虽然都出具证明，确认超剂量药物注入导致重度耳聋，事故医院却拒不执行。后来，该院上级责令医院支付孩子医疗费和一次性经济补助费6000元。区区的“经济补助”，难道就把医疗事故搪塞了吗？高律师从《中国律师报》知道此事后义愤填膺，勇敢地接受了这一棘手案件。这时孩子己经5岁，所戴助听器由于买不起调频系统，接听非常吃力，幼儿园拒收。他的一生如按70岁估计，需要更换16次助听器，以时价每只8600元计，共需137600元；助听器调频系统，一生保守估算需更换13次，每只时价14900元，共需193700元；耳膜每年需换5个，时价每只50元，共需17500元；助听器电池每月需换10筒，时价每筒2元，共需16800元。不计算物价上涨因素，这4项即需365600元。接听的人工校正影响孩子对一些事业的选择造成的损失也未计算在内。事故医院企图用“经济补助”名义、以6000元代替事故赔偿费至少365600元，这就是高律师接受这一案件的诉讼代理时面临的难题。他和助手投入繁忙的取证工作，证人的证言，票据的清点，合理赔偿的计算，追加赔偿的处理，代理讼词的撰写，他们日以继夜地忙碌起来。
高律师从新疆赶到丹东市见到当事人时，第一句话就是：“我在这里，不吃你们一顿饭，不要你们一分钱，唯一需要的就是信任。”这不是第一次更不是最后一次为当事人免费代理诉讼，仅医疗事故的免费代理已有14起。他坚信，这次也能取得胜诉。正如他为医疗致聋的儿童周成汉争取到一审判决获赔48万余元，这次使邹炜毅获得83.7万元赔偿，是东北地区人身损害获赔最高的一例。这一事例引起的轰动，在《丹东日报》、《鸭绿江晚报》、《新疆政报》、《北京日报》均有披露。
高律师的义举通过媒体介绍而引起大众赞扬。出租车司机拒收他的车费，饭店老板只收他的饭菜成本，一位残疾姑娘只收他一半复印费，高律师带小炜毅去公园玩，售票员表示免费，给孩子买玩具被摊主认出，执意送孩子一只望远镜。人心所向是一股估不透的巨大力量，它甚至将炜毅的小姨的决绝心态感化。小姨由于嫌母亲对姐姐偏心而远离老人，这次因高的义举而感动，回到老人跟前跪请原谅。高律师在法庭陈述时说：我们的万里之行是为需要而来，即受害儿童的需要，追求我们这个社会公平和正义的需要。可以不夸大地说，高律师代表的这种正义力量使社会的一角为之融化。
他不仅为小炜毅打赢了这场官司，临别时还与助手留下200元，因为这家实在太穷了。以后，高律师每年都给孩子寄些钱。事态发展说明，这已超出免费代理的范围，他已超脱律师的身份，表达的是忠厚者的慈善之情而与炜毅一家结成友谊之侣。他牢记，劳动者在他困难时曾伸出援助之手，他明白，即使报答再多也不足以抵偿过去受到的民间支持。没有想到，炜毅家把他送的钱一一复印、保存，以示对这种深情厚谊永志不忘。高律师知道后感动得哭了，自己的微薄贡献换来的竟是如此厚重的感激能不令他激动吗？他与这个普通一家凝成的患难与共的亲情，是一般律师的维权生涯享受不到的。这就是高律师的纯朴的劳动者的气质和博大的知恩必报的情怀在人间写就的动人篇章。
由此可知，高律师的依法维权之路由于向社会贫弱阶层倾斜而显示了不一般的特色。他开始收到大量各地冤民求助和控诉来信。通过来信，他的视野从个案观察扩展为普遍性和规律性的认识。他应邀发表演讲或撰写文章，批判违宪的暂住证制度和对出租车行业的垄断与盘剥制度，以后则扩及官商一体非法拆迁行为、对城市私产房及农民土地的野蛮掠夺，更进一步则批判公权力对公民所有人权和社会文明的严重侵害。这样，他所代理或参与的重点案件，如广州市几起重大拆迁侵权案，陕北油田侵权案，太石村侵权案，家庭教会牧师蔡卓华被迫害案，由于触及当局核心权益而引起权力者的强烈反弹。这种反弹根本无视所颁布的法律法规，一切专政措施皆是无法无天的，直到秘密抓捕、秘密审讯乃至刚刚宣布的专横的惩罚。官府的倒行逆施揭示了自己的本来面目，从而教育高律师彻底清醒。记者问他：“您的力量和勇气是从何而来呢？”他答：“应该说，看透中共，彻底地看透中共，这是一个核心的价值问题。彻底地看透它，对它不再报任何的希望。”
高律师所受的种种磨难是邹炜毅全家以及其他免费代理胜诉的受益者所不知道的，因为对高律师的迫害是封闭的、绝缘的。不难想象，当邹炜毅全家和那些社会平民知道高律师因维护百姓权益而遭到野蛮和非法惩罚时，他们会怎样的不满、愤怒、指责和反抗。不要以为眼下社会是无声的、驯服的，潜在的社会心声是捂不住、盖不严的。社会的不满、愤怒、指责和反抗曲折地转化为一曲《天下出了个高智晟》而四处传扬：“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嘞，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喽，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哪，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噢……”让我们一起传唱：“你晓得，天下出了个高智晟哟，出了个高智晟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