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广交友、缓结社”
徐文立:
我母亲在我98年在监狱当中去世,去世的时候,快要临终的时候,她已经不能说话,但是她眼睛总在转着,总在找什么,我哥哥、姐姐后来讲大概是在等你啦,因为她的小儿子是她最挂记的。所以我没有能给母亲送终,这也算是我最不孝的一点,让她牵挂。所以我想呢,我出来头一件事情就是要为父母奉安。这个中国人很讲究慎宗追远,因为这个慎宗追远才能民德归厚,今天民德归薄就是因为没有慎宗追远,我也是通过给父母奉安这样一个做法可以回到自己的家乡,可以看到中国民间的一些情况。因为中国非常大,地域辽阔,地域性的差异也非常大,所以我就用种种的理由这个走遍了自己国家的很多地方。北面到过哈尔滨,西面到过西安,腹地到过四川,南面因为我小时候已经去过福建呀等等沿海地方,但是呢,我们这一次去了厦门,东面嘛像沿海城市上海啦,宜兴这一带都走到,我当时的对外口号就是广交游,缓结社,所谓缓结社是意味着不是不结社,是缓而已。重要的是一个是了解我们整个国家的经济状况,民情,还有就是说能够广泛的联系朋友。
第一次释放时徐文立一家
所以一直从93年到98年我广泛的走了中国的乡村、城市,了解了一些情况,另外的话呢,也的话呢用巧妙的方式到全国原来民主墙时期被打散的一些人再联系起来了,到了97年的时候,就开始了比较公开的这个活动,当时比较明确的提出要结束中国共产党的一党专制,这样一个政治纲领。
1993年7月4日徐文立一家在故乡
反对派
徐文立:
特别是和这个武汉的秦永敏先生进行配合,建立了空中民主墙,当时的所谓的空中民主墙就是原来民主墙的一种延续,只不过这时候的话更多的是用电话、传真,这个国外的媒体进行采访,用空中的这种方式来影响中国社会的变革,向外传递消息,另外的话呢,秦永敏先生,我呢和他合作,向他们提出要求,既然你们参加了这个人权公约,那我们就应该在中国建立人权观察,在他们不答复的情况之下,我和秦永敏商量可以在武汉正式建立起这种人权观察这样一个这种刊物,不断的的向外部发布消息,秦永敏先生是一个非常勤奋的人,虽然自己生活也很艰苦,那个时候已经是第二次坐牢回来了,他今天也说,民主墙是第一次,后来因为和平宪章又劳教了一次,但是还是痴心不改,自己办了个小铺子,那个铁皮房子,经常光了膀子在那里又卖东西一面又做这个中国人权观察的事情。在短短的半年当中他就做了三百多期。发布了各种消息,世界各国通信他都有当时中国人权观察的消息,以至于这个共产党内的一些受过迫害的一些人,对一些老案子,都要拿到人权观察来发表,希望我们能给他们主持正义。
所以当时在中国国内一方面已经把各方面的人士,在全国各地的人联系起来了,也通过空中民主墙还有这个中国人权观察已经初步的形成了一个中国政治反对派的这样一个力量,而且正式打出了政治反对派的这个旗帜,这个就距离反对党也只一步之差或者是半步之差了。其实建立反对党这个努力始终没有间断过,80年的春节呀秦永敏先生,这个傅申奇先生还有刘二安先生,还有一个叫杨某某的一个先生,因为他在国内他不大公开所以我不便于宣布他的名字,就已经在武汉召开一次组织反对党的会议,它名字就叫中国民主党,但是当时可能条件不成熟,他们到了北京向我介绍这种情况,我也认为条件不太成熟,但是等到1981年的6月10号到12号,我呢又借着王希哲先生到北京来看望我,我就联系了青岛的孙维邦先生也来,恰好当时刘二安先生也来,一起的话呢在北京甘家口举行了一次会议,会议也是讨论组织反对党的问题,到了98年的时候,我们打出中国政治反对派的旗帜,还在这种情况底下准备的话呢,就以这样的一种方式让他存在,把他固化下来,当然了这时候1998年6月25号浙江的这个王东海,王有才,还有一个叫林海吧这三个人代表了当时浙江的一些年青人以注册的方式要求成立中国民主党那时候正好那一天是克林顿总统到中国访问的,他们利用这个时机,所以我跟当时武汉的秦禾敏先生得知这个消息之后,就商量之后就决定,既然他们已经打出中国民主党的旗帜,我们全国范围内的异议人士要建立组党,拟定统一都叫中国民主党,使他形成一个全国性的规模,有声势,共产党不便于镇压,或者镇压了他也已经存在,这个全国性,所以有了这个决定以后各地就相继开始建立中国民主党,
徐文立女儿徐瑾在波士顿大学
第二次被捕入狱
徐文立:
当然了,因为走出这一步来共产党肯定是不能容忍,所以1998年的11月30号我们京津党部是11月9号建立的,11月30号就抓了我、王有才、还有这个秦永敏这三个人。当时很快就判了我们,分别判了我13年,所以加上前面的15年一共判了我28年,然后这个秦禾敏判了12年,王有才判了11年,这个过程一个是快,为什么快呢,因为他们要及时的扑灭这个政治反对党的这个出现,还有一个呢也跟我上一次的经验教训有关系,上一次的话呢,反复的跟他们辩,就费了很长时间,非常费精力,所以我第二次的话呢,对不起了,你问我什么都不答你,根本不理睬你,你就没有资格来审我,这次他们审判的话也真正下了大功夫,你们可能都去过北京,他们把北京从右安门一直到八宝山这条路整个全封了,真是五十步一个警察,五十步一个警察,这个,他,从后来看他可能是,主要是防止这个外国的记者和外国的使馆人员接近。所以四十天之后我就送到监狱,我就一直是关押在这个延庆监狱。
延庆监狱
“孟姜女”
贺信彤:
这次坐牢就我一个人去接见,而且要翻山越岭穿过八达岭,要坐,就是每天早晨天没亮就去,然后要去见一次的话,回来的时候,就已经这一天都过去了。然后当时我就感觉这一次他身体又不好了,又老了,我翻过那个长城的时候我就讲就说我写过一首诗就是孟姜女,我要去看丈夫的时候,要越过孟姜女哭倒过的墙,然后四季看着那个八达岭的变化,然后真不知道这个又是这幺一个漫漫的岁月,然后就传出来他得了肝炎,然后我就想第一次入监的时候,就他们这次入监的时候第一天就作了身体检查,当时都是正常的指标,那肝炎是一个挺正常的检查的一个常项,为什么没发现,突然让他得肝炎了,然后我就问那个律师,我就问那个莫少平,我说怎么会得肝炎,他说有些监狱的犯人为了自己提早出狱,就吃那个肝炎菌,我说徐文立不会有这种想法,他说他们可能让他得这种病,你不能不信那些事,所以我就特别担忧。然后国外的朋友和一些别的朋友都劝我就说让徐文立出来吧,保住命比什么都重要,所以我就一次次的去监狱,在那种情况下,交换的条件下,请他为了家,请他为了孩子,为了我,别死在牢里,接受那个…,他一开始不同意保外就医,就是他不愿意出国,他说我不愿意离开中国,
人质
徐文立:
这个过程当中,不知道为什么我突然得了肝炎,这个时候我的家庭也是很焦虑,怕我这个病呢由肝炎出问题,肝硬化或者肝癌。国外的一些朋友也一再强调,不能让徐文立在里头坚持,坚持的真是死在里头,垮了,那就不好了,所以他们一再的劝说,接受保外就医的安排,所以等于四年多,在美国政府呀在各国的压力之下特别是江泽民这个人他比较好虚荣,这一点上是布什呀,等于是玩了个小花招,布什911之后就到中国大陆的上海开了个APT的会议,在APT会议期间,他邀请了普京,到美国访问,而且到德克萨斯他的私人牧场去烤牛肉,这在外交领域上来说是比较高的外交礼遇,这个江泽民就想我也是个大国,你在我们国家邀请普京不邀请我他觉得很丢面子,他就一定要争取也要这样,另外一方面他知道他也快下台了,所以的话呢,这时候美国就提出来你要这样的待遇就把徐文立释放了,所以这个也是我释放的一个小因素。
出国
贺信彤:
那时候我每次去见徐文立,那个美国大使馆他们都要求见我一下,他们在一直关注徐文立的情况,就每个月他们都要见我,每次我见徐文立的第二天他们都要见我一下,他们一直在说有一个很长的名单徐文立是第一名,他说美国政府在争取这个徐文立的保外就医。我当时当然感谢啦,但是一次次的都不行,有时候因为中美南海撞机了,有时候因为出现高瞻的事件了,有时候因为什幺啦,反正是一拖再拖,然后这次我见美国大使馆的一秘的时候他用手做了一个OK,他就说好了,这次确定了徐文立。
那个美国人在国际俱乐部见我的时候说今天我们朋友很多啊,好多便衣跟着我去了,我知道这个事儿可能差不多了,因为他们跟了那么多人,这时候美国大使馆的一秘就跟我说你很高兴吧,徐文立马上出来,你们家快团聚了,我当时就突然哭了,后来我说徐文立是爱那个国家的,我说我们那个家庭,为了他的事业作了这幺大的牺牲,我说在今天好象就要离开这个中国的时候我突然觉得怎么那么奇怪,其实后来我就哭了,然后那个美国大使馆那个人他就说,我知道,我懂,我懂,他说,你们是爱你们的国家的,你们其实不想离开的。我当时就觉得挺奇怪,一个这么爱这个国家的人非要把他赶出中国,虽然我一直盼着家庭团聚,希望我丈夫离开那个监狱,但一旦要决定离开那个国家的时候,我有特别奇怪的感受,特别,觉得特别悲哀。我想那个国家爱他的人不会特别多,多少人想离开他,但当我决定离开那儿的时候,我突然发现我其实跟我丈夫一样还是挺爱那个国家的,就是因为为了他好,就我们家庭付出了这么高的代价,我有点不太懂这个事儿。
起飞
贺信彤:
在我离开中国大陆的那一天,那个我也觉得那个事儿也挺奇怪,是公安局给我送到那个国际俱乐部,然后在那之前他们就一直在那个严密的监视我,就是整天的几乎就到家里去,然后他们就说,贺老师外头特冷,让我上你们家暖和暖和去吧,我都跟他们弄得挺熟的,他们整天就是…,有时候要到家里跟我吃饭,然后就那么寸步不离的跟着我,然后到那天他们把我送到国际俱乐部,然后美国大使馆的这个一秘他拉我再送到首都机场,然后我的家里人,亲戚去送我他们都不让见,等我走到那个就那个绿色信道的时候,里边大概有二百多个人吧,我不知道都有些什么人,反正有些便衣啊,反正他们跟我说是有安全部、公安部、外交部、还有司法部四个部的人都去,然后我进去以后,他们就把我的箱子分成三处检查就每件东西每个药瓶全都打开,最后居然让我站在一个高台上穿着衬衣衬裤,把袜子都脱了,作那种检查,简直就一种污辱。已经参加我女儿毕业典礼我来到美国,我就是不可能,我知道他们怎么检查我,我那两次都这样检查,我不可能带东西,但他还要在你出国那一刹那,用这种方式,表示一下对你那种不友好。
然后那个美国大使馆陪着我那个官员最后他气的都叉起腰来了,检查完了,他就摸着我的背说,你还好吧,你还好吧, 那时候夕阳特别红,我坐在那里,真的我觉得一个外国人安慰我,我自己同胞那样对我,我真的感觉很奇怪的。然后,那个大使馆的人就是跟我说,你还好吗,你自已去登机,我去接徐文立。我这会都不相信徐文立会到,我就觉得也许就是撞上这么一个大的文章最后根本没有那事儿,所以我上到飞机上以后,然后他们让我坐在那个第二等舱那儿,坐着,这会有点相信这个徐文立能来,然后我刚坐下以后那个警察就上来了,就围着我的椅子转了两圈,等那位警察从飞机上下去的时候,然后那位空姐跟我说,你真正的坐位在前边,我们就知道他们要上来,然后我就坐在头等舱,这时候那个,那个机上让大家系好安全带,这个时候,那个,那个机组航班人员跟我说,祝贺你,说了,你先生就会上来,就会上来,就那飞机已经开始发动了,我还不相信我就傻看那个门,然后,这时候徐文立上来了。我真的当时就只是咬了咬舌头觉得是不是真的。然后那个美国大使馆陪同我们一起到美国来的人,把一个手指头放到嘴上跟我们说,现在都不要讲话,过了西伯利亚再讲话。就是大使馆都感觉在没飞出中国的时候都是不安全的。所以我就感觉好象经历了一个特别奇怪的那种感觉,
这时候是圣诞夜,然后我们在芝加哥下了飞机的时候,我不自觉的回了一下头,我的第一个感觉就是没有人跟着我了,就是在首都机场那么多警察和便衣,然后到了芝加哥以后我一回头,看到马路上只有鸽子,还有就是那种自由自在的行人,没有人跟我对我那个再注意了,那时候我才,当女儿、和丈夫我们三个人拥在一起的时侯,我才知道这个梦,不是一个梦,是真的实现了。
漫长的圣诞夜
徐文立:
这一天对我们家庭是度过了一个漫长的圣诞夜,因为圣诞夜中国大陆圣诞的时候,这边还没有,是吗,相差12个小时,加上到这儿来的话呢相差24个小时,我们等于度过了36个小时的圣诞夜,这一天的话呢也应该说是上帝让我们家得福了,当然得福的这一天的到来,我们等待了24年。孩子也长大了,从一个9岁的孩子变了这么大了,大学毕业了,已经工作了。我们就在美国在芝加哥团聚了,在这个过程当中我虽然有所付出,但是在我们的家庭当中付出最多是…,我觉得我这个人生虽然有所奉献,有所奋斗,但是是在很多的朋友的鼓舞特别是我父辈的影响之下做的,一个社会总是要有一些人为这个社会进步作出牺牲,对此我无怨无悔,但是只有更多的人去追求自由和民主中国才有希望。我相信更多的朋友会和我一样,年青的朋友可能比我们做得更好,谢谢大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