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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燕博客：今天去医院

发表：2006-08-17 04:09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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金燕

August 16

《高三》

今天看海客电影俱乐部的活动预告，才知道周浩的纪录片《高三》。坦率地讲，活动预告提到《高三》获得第三十届香港国际电影节“最佳人道奖纪录片奖”，并没有引起我很大的关注。被电影俱乐部推出的作品，大多是得奖或得到全球认可的。当读到《高三》的内容简介中的时间、地点、人物和故事，我重新看了一遍邮件，像小孩子一样在书房蹦跳。《高三》讲述的是2004-2005年，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7）文科班78个学生和他们的老师从走进高三到走进考场的故事。

2000-2001年，我在福建省武平一中高三（9）文科班念完高中最后一年并走向高考战场。2006年春天我的丈夫失踪时，我还一再梦见自己正在高考考场答卷，交卷后发现未写答题卡。武平一中，背靠小山面临小河，校园苍翠，各个建筑拾级而上依山建筑，显得很有层次。她是美丽而又残酷的一座学校，一座高考备战的“军营”！

当我重新平静地坐在电脑前，发现“高三”两个字带来的，竟不是所谓的“残酷竞争、黑色高考的紧张情绪”，而是代表青春和纯洁的美好回忆。尽管我在武平一中生活可称得上“不人道”：每周从周日傍晚5点多开始在学校上自习，食宿在学校，学习，直到下个一礼拜日的上午的11：45；我记不清自己晕倒过几次，只记得几次被同学背着狂跑向医疗室或宿舍……可是如果生命可以重来，我还是愿意在武平一中再读一次高中。

L校长上任后，同学戏称我们生活在“铁血统治的黑幕”下。不近人情的校规和高考的压力，让同学们喘不过气来。连我们这些“乖女孩”都开始偷偷反抗。每个礼拜六下午，只要老师不能出现在自习课上，我们几个女孩就一起逃课进学校后山，躺在林荫杂草中，听风吹过山林的声音，一边聊天一边背课文，说着说着睡着了，嘴里还念念有词“资本主义制度和社会主义制度……”或者轻轻地“嗯”一声在半睡半醒间回答同伴的问话。秋天是最宜人的。阳光温暖又温柔，透过树叶轻轻地围绕着我们。天空到了一年中最蓝的时候，树林很明亮，草丛不再潮湿，风也不凛冽，轻轻地摇晃树枝，整个山林发出一阵阵沙沙的声浪，非常好听。这个时候躺在草丛里，是最能安然入睡的。山林里人很少，偶尔经过的同学，呼呼地甩着柔软的细树枝，打弯两边的野草，踏出一条新的路来。最常惊醒我们美梦的，反而是山上的大蚂蚁，比黄蚂蚁大出两倍的个头，沿着手指爬上我们的手臂，毛毛痒痒的。倘若迅速起身抖落蚂蚁，是最理想的，否则惊扰了它们赶路，被咬一口，会有奇怪的痛感。再有就是淘气的铁芒萁，风吹过的时候，它摇晃着柔软的叶子，抚过脸庞，让人痒痒的不能安睡。醒来只要你愿意，就可以躺在山坡上打几个小滚，或者滑下某段小陡坡。

那时一切为了高考，曾经一度所有的课外书不准带入教室。奇怪的是，就在最紧张的复习阶段，我几乎看完了当年所有的《小小说》、《微型小说》、《读者》、《青年文摘》以及各种各样的言情小说和大部头。从书中看见丑和恶，但总是觉得遥远，认为绝大部分只出现在小说中。爱情和诗歌是高中生活不可少的旋律，不知写了多少首诗给想象中的情人，不知写了多少酸溜溜的文章偷偷投稿给《梁野》，梦中还在赞美着自己苦苦为之奋斗的“伊甸园”——大学。

还没有看纪录片《高三》，只是内容简介，就让太多的人和事涌上心头，说不完道不尽。它带给你的，也许和我的很不一样，但一定是关于青春、梦想、爱情、叛逆和迷惘的酸甜回忆。

陈光诚案8月18日下午2：30开庭

礼拜一晚上，李劲松律师接到山东省临沂市沂南县法院的电话通知，陈光诚案件定于8月18号下午2：30开庭。

陈光诚的3岁儿子高烧三天。陈光诚的妻子袁伟静看着发高烧以致眼睛发红的孩子焦虑万分，担忧高烧夺去孩子的视力，担心孩子像父亲一样失去光明。袁伟静冲不出软禁她的重围，只好竭力向“政府”“争取要求”带孩子去医院。软禁袁伟静的政府当局工作人员亲自触摸孩子高烧达40度的额头后，向“上级申请袁伟静带孩子去医院的权利”。终于昨天下午，袁伟静在5大汉的护卫下，“获准”带发高烧的孩子去医院就诊。

陈光诚儿时发高烧导致眼盲。

山东政府没有发高烧，但是眼盲耳聋心黑。活生生地让一个年幼的孩子在失去眼盲父亲照顾、不得不和母亲一起被便衣警察软禁的情况下，忍受高烧的病痛的折磨。

这是遭受软禁一年多来，袁伟静第一次去医院。在过去的一年多里，袁伟静几次身体不适要求去医院，但“未获政府上级允许”，因此只能忍受病痛，被软禁在家。

August 14

今天去医院

今天去医院，胡佳复查并取新的抗病毒药。早上6点半之前离开家，在楼下被便衣拦阻，软禁胡佳的通州国保来了5个骨干和两辆便衣警车，必须接受“护送”，否则无法去医院。我们没有其他选择，这是胡佳软禁28天来，第一次有几个小时看到外面的世界。早晨很意外并没看见平时跟踪我的北京市国保和另两辆车，后来才明白我们早出他们迟到，上午才匆匆赶到医院执行跟踪命令。

医院的病人很多，排队等候的时间长，好不容易抽完血，我们坐在地坛医院门诊楼前的小亭子里休息等待化验结果，国保以我们为中心呈不规则的多边形，离我们三四米的地方盯着。很多人时不时朝我们看，看我们穿的T-恤——胡佳穿着“盲人·陈光诚·自由”的T恤，我穿着“跟踪·盯梢·可耻”的T恤。

不久一个陌生男子和我们说话，问我们“为什么”。这个男子看起来三十岁左右，皮肤白皙身材微胖，手里拿着一个高级的诺基亚滑盖手机。胡佳很详细地介绍了我们的工作、陈光诚的处境和跟踪的国保。旁边的人也竖起耳朵听。那年轻男子频频点头，说他不清楚国保和国安究竟怎么分，但大概也知道“国家安全局”是怎么回事，说他知道国家安全局的权力凌驾于法律、公安之上，说国家安全局想干任何事情都不需要解释，只要给人安个罪名就可以把人害了。然后他提起自己身边亲戚也有因为计划生育房子被拆掉的经历。不久他接了电话，和我们匆匆道别进了门诊大楼。

我起身伸腰活动手脚，看见国保杨春滔和一个从未见过面的黑衣男人说话。发现我朝他们看，那两人马上分开了。于是我走下凉亭，走向那黑衣人，看他是谁、干什么。结果发现斜对着黑衣人，有另一辆上周才开始跟踪我的车，车牌号“京GT5696”，我心一下明白了。那黑衣人看见我，很不安，不敢回到“京GT5696”，而是慢慢地走到医院门口。我玩心又起，也不紧不慢地跟在黑衣人身后走到医院门口。他向南走进地坛公园的侧门，我跟着；他又向北走出地坛公园侧门，我也跟着。如此反复几次，我不慌不忙地跟在他身后，看他干什么，还往东往西多走了几米，把停在地坛公园门口的车全部看了一遍，是否有熟悉的车牌号。黑衣人不知何去何从，只好站在地坛公园侧门口，也就是地坛医院正门口的马路崖子上。我和他并排站着，相隔不到一米，我拿出我的英语口语材料朗读。大概过了几分钟，他犹豫着慢慢地从公园侧门进去，走向大街。我紧紧地跟在他身后走着，看见他穿着黑色上衣、米色裤子、黑色皮鞋，手拿棕黄色皮包，脚步缓慢迟疑，偶尔轻轻回头看四周，中途拨打了几个电话。到了大街上，他又开始犹豫，走向报刊亭，我也走到报刊亭，大声地向老板说“买《环球时报》”，结果他也拿了《环球时报》，哈哈。

无处可去，黑衣人只好从另外一个小胡同往回走，经过体校，他进去买了饮料坐在露天茶座却不喝，我直直地盯着他，满面笑容。胡佳给我电话，说可以取化验结果了，我往医院走，那黑衣人也起身往医院走。还没到医院门口，国保杨春滔和另一国保已经在半路上等着，杨春滔讪笑：买报纸啊，我们多的是，直接向我们要就行了。我不搭理他，狠狠地盯着他。看见黑衣人就要走到杨春滔身旁了，我闪身站在路边，看他们两人是否说话，果然不敢再打招呼，装着不认识的样子。黑衣人以为我直接进医院，结果我没有，我又跟在他身后看他是否上那“京GT5696”。到了医院门口的黑衣人，只好又站在地坛公园的侧门口，犹豫着，开始打电话。

我走进医院大门，发现“京GT5696”已经换了一个车位，车的商标被摘了，我笑着慢慢走到车后，低头盯着车尾看，终于看见是一辆日产尼桑系列的车，后来丈夫告诉我，那车是蓝鸟。车里坐着一个大汉司机，拿着杂志假装没发现我。我又走到车前，他已经弯腰低头了。

离开医院的时候，数了数跟踪和护卫的车，只发现了四辆。它们分别是蓝鸟“京GT5696”、桑塔纳2000“京AJ7753”、桑塔纳2000“京GL1193”、现代“京G24758”。

好玩极了，如果我有花不完的钱又有太好的心情，我也可以雇一批狗仔队，让他们每天拿着相机和DV或者更大的机器，跟踪这些执行肮脏任务的秘密警察。那情景一定比狗仔队跟踪生孩子的王菲还壮观。而我不是政府，全球规模最大的一个可以任意掠夺占有纳税人的血汗钱并挥霍一空的“组织”。

August 13

一个公民的宣言

昨夜惊雷骤雨，终于驱走了连日难耐的闷热。BOBO自由城里不知名的紫色小花在空气中湿漉漉地微颤，我弯腰细看，仿佛闻到花儿的清香。我抬头起身，看见国保紧紧地跟在我身后，好心情一扫而光。他们威胁协助我在艾滋病地区工作的志愿者，一再恐吓胁迫甚至使用毁坏志愿者家庭的方式，以至恐惧弥漫，这些在艾滋病地区的善良人们连外地电话都不敢接听；他们威慑与我见面朋友；他们骚扰到我家吃晚饭的邻居；他们再一次不允许我的丈夫走出家门已经整整26天——明天该是他去医院复查的日子……

这些国家公安系统的便衣警察，用各种各样阴暗、卑鄙、无耻的方式，慢慢地剥夺我工作的权利、剥夺我和朋友一起享受快乐的权利、剥夺我的丈夫维持身体健康的权利，还用最丑恶的方式干扰我享受自然的美和愉悦。我不是任何一个能被提起的人物，可我是一个人，有尊严的生命体！我不需要有几辆车十几个人怀着不好的动机，随时随刻监视着我的生活。我更不需要一群丑陋的国家机器，在我买菜的市场、在我回家的路上、在公共厕所门口，举着摄像机对着我！

110不起作用，市长信箱没有任何回音，我们国家的执政者日益丧失人性，在逐渐地沉默腐烂走向死亡。有多少次我想，我只是一个妻子，我要好好地爱护并维护我的家；我也可以为社会做贡献，那就是好好地帮助那些面临失学的孩子。多少次我忍受委屈和眼泪，相信会有一个美好的明天。多少次我控制自己疯狂的念头，借口是为了油盐米醋，我不可以成为可能的那个人。可是为什么，我这么不开心！

人越接近出生或死亡，就越接近生命的本质。我们生来为了追求幸福和快乐，而不是屈辱地活着。勇气再一次撞击我的心，让我热泪盈眶。我可以放弃一切，但不可以放弃追求幸福。我害怕什么？我也可以成为那个人，在一个肮脏政权统治下，勇敢地捍卫个体生命的自由、尊严和快乐并打破肮脏政权的冷酷、残忍的那个人。

D写信来，提及他还记得我在初中时说要做一个高尚的人；而如今，我才发现，做一个纯粹的人都如此艰难，更何况高尚的人！再也不要犹豫了，勇敢地坚持，用我自己的方式，更好地活着。

明天，全新的一天，多么美好多么令人期待的一天！每天我都会把追求自由的故事和大家分享，如果没有新的文字出现在博客，那么一定是政府公安的功劳。

爱你们的金燕 2006年8月13日于BOBO自由城

August 12

我看李喜阁取保候审

2006年7月20日，李喜阁被公安部门以“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的罪名刑事拘留；8月10日，李喜阁获得取保候审，回家和丈夫女儿待在一起。两年前的今天，李喜阁和她的两个女儿被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明天是李喜阁大女儿的忌日，她的大女儿在检测出感染艾滋病的第二天，永远离开了人世。明天更是一个重要的日子，世界艾滋病大会将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

2006年8月11日，李喜阁家热闹非凡，前后来了8批客人。其中有河南省商丘市宁陵县卫生局艾防办、县邮政局（其工作单位）、县城关派出所、市公路局（其丈夫单位）、市邮政局和县邮政局、县卫生局等单位的领导和工作人员，另有一批特殊的客人是当地艾滋病感染者。来自政府部门的客人关心慰问李喜阁的身体，主动示好要求送药上门，对李喜阁的丈夫许诺恢复并发放每月的工资，卫生局局长还当场告诉李喜阁：县委和政府已经研究好方案了，输血感染和母婴感染儿童以后每人每月（补助）300元生活费；最有意思的是，关押李喜阁这个“犯罪嫌疑人”的派出所所长亲自到李喜阁家看望慰问“犯罪嫌疑人”。

多么急剧的转变！气势汹汹抓人并且“准备过几天批捕”政府，突然允许李喜阁取保候审回家并几乎出动所有相关的政府部门领导上门慰问，意味着什么？

联合国艾滋病规划署一再表示关注李喜阁的状况，唤起了国际社会更大程度的关注，给李喜阁及其家人，以及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者极大的信心和鼓励。表明我们不是孤立地奋斗，中国的艾滋病工作者的正当权益，更进一步地受到联合国机构的关注和保护。

为什么选择在8月10日晚让李喜阁取保候审回家，并在8月11日组织大量领导拜访李喜阁？因为8月13日世界艾滋病大会在加拿大多伦多开幕，全世界政府的、民间的艾滋病工作代表都将出席。与会者还可以在展厅展示艾滋病工作的各种材料。李喜阁案件的材料和图片已经被中国民间艾滋病工作者翻译成英文并做成印刷品准备在大会现场发放。试想想，中国政府的官员代表如何回答记者在艾滋病大会的提问：艾滋病妇女感染者李喜阁女士至今被关押在拘留所，您有何看法？

无论如何，李喜阁可以暂时回家了，我们很高兴；希望卫生局长许诺的宁陵县输血感染和母婴感染的儿童每月300元补助能够在艾滋病大会结束后仍然有效并被兑现；同时也希望艾滋病大会结束后，李喜阁不用再次被投入监狱。

如果当地政府，在没有出现李喜阁其人、李喜阁上访其事之前，就着手调查宁陵妇幼保健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事件的受害者，就不会那么多孩子在出生时也感染艾滋病，也不用如此消耗警力财力千方百计阻止感染者上访。如果当地政府一开始就坦诚当地艾滋病感染的现状，并及时为感染者解决吃药和生活问题，就不会有那么多妇女过早地死亡。生命如此宝贵，为何总被白白地牺牲？

不要让“履行承诺”成为空话

曾金燕 2006年8月10日晚于被便衣警察软禁监视的BOBO自由城

2005年12月1日世界艾滋病日的主题是“遏制艾滋，履行承诺”。对于每个公民来说，政府责任是诸多履行承诺主体中最关键的一方。2006年3月1日，国家开始实施《艾滋病防治条例》，把政府对艾滋病感染者、患者及其家人的关心和保护用法律形式确定下来。无论人们对《艾滋病防治条例》的内容如何贬褒，政府用立法形式来表达履行承诺的决心，值得赞赏。溢美之词永远不会太多，在第19个世界艾滋病到来之前，让我们看看，除了承诺，政府还做了什么。

一方面，国家各个政府部门联合发表声明，表示党和政府“对女童和艾滋病致孤儿童给予特殊的关爱”；另一方面，2006年夏天在政府主办的孤儿院，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的女孩美美，由于检测出感染了艾滋病，被孤儿院“要求”尽快离开孤儿院，越快越好。理由是：美美是艾滋病感染者，孤儿院不想让别的孩子因此感染艾滋病。孤儿院应该比任何一个公民都清楚，艾滋病病毒只有三种传播途径：性、血液和母婴，日常生活不会传播艾滋病病毒。但孤儿院还是拒绝了美美这个感染艾滋病病毒的女孩。试想想，一个读小学的女孩，没有父母无亲无故，又被政府的孤儿院拒绝，她能去哪里呢？无独有偶。2005年夏天，世界闻名的艾滋病县城上蔡某农村小男孩强强，因为艾滋病失去父母被送到孤儿院，不久被检测出感染了肺结核，因此被孤儿院驱逐，要求其马上离开。不幸中的万幸，强强还有一个年逾七十的老奶奶可以依靠，他们还有一只猫，一起生活。上个世纪80年代末至90年代后期，许多农村居民参与了政府组织的有偿献血活动而感染上艾滋病病毒。几年以后，他们进入发病期，紧接着是死亡高峰期。目前中国正开始经历艾滋病患者死亡的高峰期，随着家庭的中间、中坚阶层——大多感染者是青壮年劳动力，是家庭的支柱——断绝，越来越多的孤儿和孤老产生，怎么办？兴办孤儿院和老人院不是最好的办法，但不失为一个过渡时期的方法，孩子和老人总得有屋可住、有衣可穿、有饭可吃啊！可是，和美美与强强一样，目前有孤儿院的艾滋病农村地区，失去父母的孩子们，就算孩子本人没有感染艾滋病，也只有被挑选进孤儿院的可能，以及被孤儿院拒绝的可能，而没有任何真正稳定的保障。法律条文在孤儿院的管理者眼里，成了苍白的纸片。

2006年值得关注的，还有艾滋病工作者的遭遇。智行基金会的负责人被河南上蔡政府部门工作人员通知：“我们已经有两免一补政策，请你把孩子的资料还给我们，你走吧。”爱源的工作人员被政府部门的工作人员面对面告知：“我们有两免一补政策了，不需要你们了，你走吧。”并在村庄“搜查”刚刚进村的艾滋病工作者。两免一补政策真的全面执行了吗？现实离理想还差得远。村民告诉我们：如果没有帮助，孩子们面前可以支持上小学，可是初中就不行了，紧紧因为每个星期无法掏出10元买早中晚饭。孩子们告诉我们：因为没有钱，所以无法和别的孩子一样购买练习册和暑假作业。希望深入高中、职业学校、大学求学的孩子们，因为经济困难，还在观望。失去亲人的孩子们、青春期的孩子们，人生困惑和心理阴影，“两免一补”能解决吗？坚持“血液是中国最主要的艾滋病传播途径”观点的高耀洁医生，尽管享誉世界，却被社区警察进家门“欺压”，赶走正要采访的凤凰卫视节目主持人，并收到官方的命令“必须马上离开郑州”，不准采访。政府仅仅因为不同意高耀洁医生的观点，就穷极手段，滥用政权，从舆论等方面孤立高耀洁医生这位年已80的老太太。乡村基层的志愿者，由于参与了慈善团体的具体救助工作，一再受到当地政府部门的威胁和压制，工作和家庭生活遭到毁灭性的破坏，到处弥漫着恐惧的气氛。艾滋病社会活动者胡佳被绑架失踪41天，事后证明是国家公安局的便衣警察所为。7月20日，妇女艾滋病感染者李喜阁，由于上访卫生部，和另外两名妇女感染者一起被控告“涉嫌聚众冲击国家机关”而被刑事拘留。李喜阁生产孩子时输血感染了艾滋病，大女儿由于艾滋病去世，小女儿是艾滋病感染者。她不辞辛苦，自费多次深入乡村调查取证，找出在同一家妇幼保健医院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其他妇女及家人。为了解决输血感染艾滋病的问题，她一次一次找到政府的相关部门，协商，协商不成只好上访。她是一个优秀的母亲，也是一个努力学习并随时帮助他人的妇女艾滋病感染者、农村工作者。强权和压制，能解决众多输血感染艾滋病的家庭的具体问题吗？我不这样认为。

顺带一提，6月份媒体报道了河南上蔡县一批政府官员被捕，这些政府官员还包含学校的校长，他们“买官卖官收受贿赂”、“渎职”和“滥用职权”，其中县委书记杨松泉涉案金额多达千万。而当地农村感染者获得的生活补助，大部分每月不足10元。

不得不承认，我们面对的，是一个既脆弱又强大的政府。这个政府有庞大的机构、众多的人手、丰厚的资源，却因为既得利益者的贪婪本性、统治集团的腐化以及警察系统频繁使用暴力和强权压制，而陷入低效率低执行能力的泥沼。它对贪污遍布、地方政府政权黑社会化、贫困、疾病、污染等问题素手无策，只好不停地用高涨的经济指数来安慰自己；另一方面却不得不配合既得利益者的贪婪，拒绝民间尝试自主解决问题的力量，出台一些奇怪的统治人民的掠夺性的方针政策或具体措施。然而，在这样一个脆弱的政府统治下，尽管比起以往，草根的力量在成长，但是这些分散的力量，实在是弱小。他们只有被选择的可能，而不足以和政府坐在圆桌上一起谈话，表达按自己的方式解决社会问题的愿望。荒诞地说，履行承诺的主体是政府，政府同时决定社会各界是否“能够”履行承诺，当政府无法履行承诺时，又把问题抛给了社会。与其如此低效率消耗，不如政府、民间、企业抛弃前嫌，坐在圆桌上，痛痛快快地商议计划，政府做一个有责任、有效率的政府，民间和企业有自由自主的权利保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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