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者关注的是在中共生涯中其性质和形态的重大变迁。
在我看来，中共从成立至今，经历了四种主要形态：
（一）1921——1927年：初期的意识形态秘密集团
（二）1927——1949年：农民武装暴力集团
（三）1949——1978年：党-国一体的极权集团
（四）1978年——今日：权力与资本的神圣同盟—社会之巅的垄断性利益集团
追本溯源，今天竭力鼓噪民族主义的中共，自其呱呱坠地，其实就带有很深的外国胎记。它本身是俄国人列宁操控的共产国际(Comintern)的直接产物，1920年秋天，共产国际的特工人员维丁斯基(Voitinsky, 中文名吴廷康)来华帮助陈独秀等人组成了中国共产主义者的核心小组。在这之后，共产国际又派了自己的代表荷兰人史尼夫列特[Sneevliet，即马林(Maring)]接替维丁斯基来到中国。于是，在马林指导下，1921年7月，上海召开了中国共产党的建党会议，由十二名知识分子或半知识分子出席，北大教授陈独秀为其精神领袖。他们办刊物、开书店、搞翻译、办研究会、组织工会农会，是一个典型的以激进知识分子为主的意识形态小集团。过了一年，他们才通过了其党章。但当时，最初的十二位代表中近半数已经离开。这预示了该党的成分的一个急剧演变的过程。
中共由知识分子意识形态秘密集团变成武装暴力集团，溯源于两个主要因素：就外部因素而言，是国民党因其“党内有党”、与中共恩怨纠结，遂于1927年实施武力清党所致。就中共内部而言，则是导源于“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所致。
当年，孙中山领导的中国国民党，经历了「二次革命」的失败。从1922年起，由于苏联宣布废除俄中一切不平等条约，由于列宁当时的「世界革命论」有很强的反帝国主义色彩，相当符合落后国家民族主义者的口味，因此四面碰壁的孙决定转向苏联求援。于是，孙中山与列宁的共产国际合作，重组国民党。并请苏联的鲍罗廷(M. Borodin)担任顾问，鲍罗廷帮助国民党开办政治学校，起草党章，并按苏联的模式发展了很多基层组织。孙先生还派遣蒋介石去苏联考察了三个月，在蒋1924年归国后任命他为新成立的黄埔军校校长，组建自己的武装力量。从此，国民党也染上了列宁主义的色彩。
在孙中山改组国民党后，确立了“联俄联共，扶助农工”的政策。共产党部分党员在国民党同意下，以个人身分加入国民党。这是共产国际的“内部集团”策略：“在国民党内发展中共，从内部控制国民党。”孙中山当时觉得如此并无不妥，因为中共党员少，没有力量。而国民党通过“容共”，可借此号令一个多阶级合作的全国运动。孙并不认为共产党会对国民党构成威胁，实际上，中共当年也的确不过是一群想垄断俄国的援助的“愤青”，孙认为不足为患。当时，中共处于“婴儿期”。1922年其党员不到300人，1925年仅1,500左右，而国民党1923年已有5万人了。
于是，国、共两党从一开始，就起于各有所图，相互利用，相互赴莫斯科争宠。不过孙在世时尚能驾驭国民党右翼，故并无彻底摊牌的危险。但到1925年3月孙去世后，情势陡变。1926年，国民革命军挥师北伐，攻占上海后，阵营内部的左翼和右翼的矛盾终于公开化。北伐军总司令蒋介石于1927年4月在上海清党，逮捕并处决共产党员，国、共两党第一次公开分裂。中共的周恩来、贺龙等在当年发动南昌武装兵变，毛泽东等也在秋收时节起兵暴动，从此，中共迅速转化成一个农民武装暴力集团。
在中共内部，由于枪杆子压倒笔杆子，由于它进行血腥的武装暴动，这一玩命游戏使它的内部成分就有一个重大的“换位”过程。即开初的那批知识份子逐渐边缘化，逐步退出共产党的核心，像陈独秀、瞿秋白等，凡是知识水平较高，受现代文明熏陶较多者，在中囯共产党的残酷运转过程中，都逐渐被整肃，逐渐走向边缘，最后被淘汰。中共一大的代表，大部分被淘汰了，退出中共了，或回到书房，或投向国民政府，有的投向汪精卫政权。
但是另外一些边缘人，历史上称之爲落第秀才的，一些边缘化的半知识份子，以及地痞流氓等，在玩命式的搏斗中挤入核心。这个中共内部的“知识份子边缘化，边缘人物中心化”的“换位”过程，导致像毛泽东这样心黑手辣的半知识份子或地痞流氓成为中共的主要掌权者，这个重要的演变决定了其历史后果，铸造了中囯共产党的残酷与血腥。
自此，国共两党，恩恩怨怨，分分合合，占据了现代中国的主要政治舞台。中共，伴随着血腥的长期武力搏杀，借助于日本侵华的机会而坐大，在苏联的支持下，1949年，这一农民武装暴力集团终于颠覆了国民政府，夺得了中国政权。
1949年中共掌握政权直至毛泽东去世，塑造了一个“党-国”体系。“党即国家，国家即党”，这是一个典型的极权主义政党。在毛时代，社会已经不存在了。
中共按照其意识形态原则，在中国这个人口众多的大国进行了清理和重新组织。中国原有的民间社会在这一过程中逐步消失，而以党为中心的“党-国”体系象一个巨大无边的蜘蛛网，笼罩了一切，它消灭了中层的结构，消除了大大小小形形色色的中间组织，只剩下一个单一的控制中心全权独揽，统摄全国。
中共利用垂直性的各级政权机构，特别是富于中国特色的政教合一的“单位制”、“公社制”和“户口制”，“一杆子插到底”地包管了中国的广袤疆域和庞大人口。其严酷程度，可谓空前绝后。这种控制，建政之初主要是通过“单位制”及“户口制”进行的；1958年之后，在农村，则通过“人民公社”这一组织形态进行控制。
中国大陆的“单位”与一般国家的企业、公司等经济组织完全不同。它实质上是政权体系的延伸，它对在职或退休职工及其家属进行包管和监控，从经济生产、政治灌输、行为管束、道德训导、文化教育、恋爱婚姻、生老病死，包罗万象，无所不至。它是代表国家机器垂直监控个人的最基本的执行机构。在中共毛时代，政权的意志，实际上就是各个单位党组织的意志。
中共的“户口制”，则是政权对全社会所有人口进行监督、限制和划分等级的对于“单位制”的补充性体制。特别是，“户口制”对中国人口作了等级森严的划分，划为“农村户口”(非商品粮户口)和“城市户口”(商品粮户口)两大类，二者几乎是世袭的。「龙生龙，凤生凤，老鼠生儿打地洞」。农民实际上成了现代中国的“贱民”，受到严重盘剥欺压，其地位十分卑下，世世代代毫无指望，是一种明目张胆的现代世袭式“贱民制度”。
独立的新闻媒体被取消，所有报刊杂志都成了共产“党的喉舌”。大学及其他教育科研学术机构落入共产党党委管辖之下，甚至连居住区街道也被中共派人管理了起来，监视着居民的日常生活。可以说，整个中国，社会的各个层面，没有共产党的触角伸不到的角落。
中共，成为一个奥威尔所描绘的《1984年》式的“老大哥”党。中国，成为《1984年》式的“新世界”：士绅阶级与中产阶级悉数被灭，土地与产业悉归“国有”，百万知识精英被废弃武功，流离失所，几千万农民饿殍遍野，满目哀鸿。中共“党-国”，犯下滔天大罪，至1966-1976的的“文化大革命”臻于颠峰。
物极而反。至文革末期，败象毕露，经济破产，天怒人怨，意识形态已成皇帝之新衣，油彩剥落，发条松弛，该“党-国”一元化的极权体系已经无法支撑下去。于是，共产党孕育着另一次重要转型。
1976年毛去世，北京发生宫廷政变，毛氏中共夭折，邓氏中共君临。邓小平牌号的“改革开放”，驱使中国经济走向市场化，这是中共的一个重大转折。实质上是极权国家不得已的权力收缩和意识形态弱化的过程，是从国家与社会一体化的“党-国”体制到国家与社会逐渐分离的过程。这一过程产生了日益强大的内部张力，中共极权控制的国家结构已经难以承受这一沉重压力了。于是，这一张力促使中国产生一系列变化。其中重要的一个方面，是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民间社会逐渐复活。
这一国家与社会分离运动的关节点，是1989年以天安门为焦点的全国抗议运动。该运动震撼中南海，遂被中共悍然用坦克车划下血红句号。不数月，东欧狂飙突起，柏林墙倒，苏联解体。中共之胎出的圣地——克里姆林宫红星熄灭。共产党丧失意识形态合法性，面临存亡继绝之危机。中共遂在上世纪九十年代之后，被迫在实践上迅速拥抱资本主义，全面启用权力去兑换金钱，并向国际主流社会示好。
在中共权力寻租的历史过程中，为减少阻力，扩大自己的统治基础，巩固高压下的社会秩序，权力精英调动资源，分一杯羹给部分企业家和部分知识精英，从而结成了所谓权力精英、经济精英和知识精英三利益集团的神圣同盟。中共所谓“三个代表”就是这种联盟的政治宣言。但是三精英集团在联盟中地位并不平等，权力精英高踞其上，予取予夺，知识精英无非是被赏一碗饭而已。所以，称之为权力与资本的神圣同盟是较为合乎实际的。
在这一政治变迁中，中共赖以夺权的意识形态招牌——工农大众，被牺牲掉了，他们被压在社会底层成为上告无门绝望愁苦的边缘人群。实际上，‘精英联盟’也就是‘掠夺联盟’、‘分赃联盟’，就是‘精英勾结，掠夺大众’。它对社会公平的颠覆孕育了躁动不安的地底岩浆，随时可能喷涌而出。
(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来源:观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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