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的高考太轰轰烈烈了，它从一个很特殊的角度，向世界展示着现代中国。对中国高考的很多批评属于浅层的不理解，比如，很多外国人的第一感觉就是“残酷”，因为这样激烈的竞争他们过去没见过。韩国庆熙大学中国工商管理科主任教授姜栽植深有感触地说：“我在中国看过高考，简直就像一场‘战争’。”
美联社6月7日挑了个极端负面的例子，描绘中国考生在高考前承受的巨大压力，标题触目惊心：《自杀：中国学生的压力标志》。从委内瑞拉来北京留学的埃雷娜常听中国同学说起他们中学时的生活，觉得“太辛苦了”。在委内瑞拉，很多人从幼儿园到高中都是在同一所学校上的，中间不用升学考试。高中毕业后也有一个申请高校的全国性考试，但通常他们只用不到半年的时间为这场考试做准备。
埃及爱资哈尔大学中文系主任阿齐兹告诉记者，跟中国学生比起来，埃及学生太幸福了。他们没有高考制度，理论上任何一个中学生都可以上大学，只要通过在高中最后一学期的统一考试；如果通不过，还有三次补考机会，再不济也可以上比较差一些的大学。
美国教育部官员介绍，美国也没有统一的高考，仅有一项全国统一的水平测试SAT，这项考试在上中学时就可以参加，而且一年可以考7次，学生选择自己最满意的一次成绩寄送大学。在美国的SAT考场上，看不到像中国那样硝烟弥漫的紧张气氛。一位定居美国休斯敦的华裔母亲日前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说，她的女儿参加 SAT考试时，怎么报名，怎么准备，甚至她哪天参加了考试，“我这个做母亲的根本就不知道！”
但是，一位曾留学美国的中国学者并不觉得这样的差别值得大惊小怪。因为世界上没有完美无缺的考试制度，压力大了固然会出现一些问题，但压力与成绩往往是成正比的。论基础知识的功底，中国学生就总体而言无疑是世界上最优秀的，美英学生难以望其项背。至于委内瑞拉、埃及那样的国家，他们的学生水平更无法与中国学生相比。
还有一些批评是带有分析的，但分析的材料显然离中国的现实太远。英国工程院院士、布鲁内尔大学副校长宋永华教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认为中国高考制度存在以下不合理之处：
第一，一次统考定终身。他说，中国大学只按分数线取人。在英国高考分两次，而大学申请表上还有初中毕业会考的9门成绩，此外，还有学生自传，包括为什么对所选专业感兴趣，有什么业余经历等；另附老师的推荐信，这样可以较好地考核学生的整个中学阶段。
第二，中国现在实行的是统一试卷，文、理科分别是3+X，科目设置太单一，无助于多种人才的培养。英国学生高考有很大的选择，一般从27门课中选出3门主课，再选2门不相关的副课。3门主课的组合很灵活，个别艺术类的甚至可以不选数学，选择IT、音乐、美术等。虽然每个学生只学3门，但集合起来，适应了不同学科广泛的专业需求，同时，学生的个人兴趣和能力也得到了重点培养。
第三，在填报志愿上，中国学生压力很大，因为如果第一志愿不保，就会差别很大。英国申请大学时可以报5─6个志愿，可能会同时接到好几所大学有条件录取的通知，学生再从中挑选。
这位教授的话不无道理，英国高等教育体制确实有值得借鉴之处。不过，这些体制要搬来中国很困难，因为中国每年的考生也许是英国的几十倍，如今一场高考就需要动员全中国几乎所有的中学和大学教师力量来组织，如果要实施英国式的细致的录取程序，短期内并不现实。
高考不改，应试教育就不可能有大的改观。宋永华教授说，中国发展需要多种多样的人才，现在中国的中小学教育都围绕着高考指挥棒转，培养的都是应付考试的能力，不能满足社会需求。曾在北京教过英语的美国人克里斯也说，在中国的学校里，最常用的一个词就是“记住”，学生要记住单词、公式，老师要记住模范教学法……这限制了学生的思维，很多学生的才气早在他们走入高考考场之前就被抹杀得一干二净了。
高考制度对人格成长的负面影响，也是学者们不约而同提到的一个问题。姜栽植教授认为，分数第一，容易造成人性的扭曲。中国的年轻一代几乎都是独生子女，家庭“望子成龙”和“社会只讲高学历”的氛围，助长了学生“以我为中心”和“分数至上”的心理，容易自私自利，成为“有头脑，但无感情”的人。
曾在武汉当过英语老师的美国人杰夫说得更重，他认为高考的压力使学生们“灵魂上的伤口非常深”，结果是中国学生考试作弊的现象非常严重。很多中国学生，其中包括很小的孩子，都有一种要“成为人上人”的想法，而这种过度的自我中心主义使他们无法成为真正的人才，因为现在绝大多数跨国组织都需要团队合作的精神，中国学生恰恰缺乏这一点。
耶鲁大学管理学院金融学终身教授陈志武说，他刚刚看到一则新闻，说中国七成高考学生为提高成绩而服药：“这说明他们承受的压力太大了。通过这种模式培养出来的大学生只能是某个专业的机器人，而不是健全的社会人。”宋永华教授也说，在这种压力下追求升学的过程，造成这代人长期处于焦虑状态，一些大学生失恋或遇到小挫折就自杀，反映了他们心理的脆弱。
尽管有种种弊病，但接受采访的不少学者也认为，作为一种施行了多年的制度，高考的存在有其合理之处。宋永华教授说，千军万马过独木桥的大背景，就在于中国高等教育资源的短缺不可能在短期内解决。新加坡教育界一位人士也认为，因为人口多，中国高考的竞争激烈是很难摆脱的实际国情。他介绍说，跟亚洲许多国家一样，新加坡的教育也是典型的“精英教育”。
与中国不同的是，新加坡在中小学就实行分流制度，学生们根据考试成绩的优劣，分为几个等级，小学时的分班在一定程度上就决定着人生走向。他说，这种方法的好处是能够重点培养优秀学生，普通的学生可及早学习一技之长，但相比之下，中国的高考更人性、更公平，因为18岁是更成熟而有能力决定自己命运的时期，过早的“分流”，对学生的心理易造成不良影响。
陈志武教授认为，中国目前的高考制度之所以难以改变，是由中国的现实大环境决定的。因为目前中国社会的诚信度不高，公办大学受监督的程度不够，所以一旦放开高考制度，降低分数在录取中的重要性，就很难避免徇私舞弊、弄虚作假或通常所说的“走后门”的情况。高考的分数线虽然很“刚性”，照顾不到考生的方方面面，但毕竟这是一个可以严格遵循的“标准”，给来自不同家庭、不同背景的学生带来了可贵的“刚性”的公平竞争机会。
阿齐兹教授说，中国的高考制度尽管很残酷，但从另一个角度说，中国学生往往会珍惜这样来之不易的机会。埃及学生进了大学后就是在“混日子”，相比之下，中国多数大学生真是在学习的。
比别国更多的升学就业压力，独生子女家庭的焦虑，以及传统的金榜题名的情结，这些也许都是造成高考这项制度在中国长盛不衰的原因。宋永华教授说，其实，要改革高考制度，首先应该改变整个社会对人才评价的标准。这得从根上做起，首先应着眼改变中小学的教育制度和理念，致力于培养有独立思考、创新思维的、自信的、对自己和社会负责的人，从而彻底摆脱追求升学率的怪圈。
环球时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