替江泽民擦屁股的三年
江泽民时代已经过去，江泽民执政的十三年，留下一个风雨飘遥、百孔千疮的中国政治、经济制度，就像癌细胞扩散到人的全身，三年来，胡温拚命往其上面注射“激素”，缓解其苟延残喘。
江泽民时代的特权阶层蟥虫般凶猛地吞噬社会财富，官吏体制不断膨胀，行政管理机构相互重叠，机构越改越多，官吏越改越多，公职人员越改越多，吃财政饭的人挤满了各个不同级别、不同区域的衙门；官吏超编，公务员超编是一个普遍现象。行政政府机关、执法机关膨胀臃肿的官吏队伍为世界之最、历史之最。在许多贫困地区，一年的财政收入还不够发官吏队伍工资。
江泽民时代把“好事”先做了，成批成批地人员“上”了－－制造了空前绝后的“大政府、小社会”的格局，现在胡温来“做恶人”－－裁剪官吏队伍，牵一毫毛而动全身，那无疑于虎口拔牙，徒手打狼！三年来，胡温的改革无从下手，一筹莫展。裁剪政府机关工作人员是各地区、各单位最头痛的事情。由于官场上盘根错节的关系，每一个“进来”的人都是权贵们的亲戚朋友、抑或是亲戚朋友的亲戚朋友，更由于一个个地方官员屁股都不干净，谁也不敢叫张山下岗，李四留职，裁剪衙门冗员的举措不是半途而废就是流行于形式，“超编”的包袱一直困扰胡温体制。
在这种情况下，胡温体制实施了掩耳盗铃之术－－提前退休。多数部门采取按年龄“离职”的方法，即：男五十岁、女四十五岁一刀切－－提前退休，有关地区或部门即使采取了这些措施，也无法裁剪超编的职员，由此，各地开始灵活贯通，“降低标准”，按男四十五岁、女四十岁提前退休，全国县市大小“衙门”积极效仿，据有关部门统计，从2003年以来，全国享受提前退休的公职人员达两百万人之多。五十岁以下的两百万人口就由国家给“养” 了起来，是胡温体制悲哀？抑或是中国纳税人的悲哀？两百万人口是一个什么概念？是丹麦、新加坡等国家人口的三倍。国家要每年拿出至少290亿元为两百万享受提前内退的人员发工资。
四十岁左右的年龄是人生最为成熟的年龄，也是实际工作经验趋于丰富的年龄，在西方等民主国家，四十岁左右的公务员是政府机关的“宝贝”，是政府体制的中流砥柱，而在胡温体制下被视为“累赘”，这是一个多么荒唐的制度所制造的多么荒唐的政策！更有甚者，有些单位为了按指标裁剪人员，竟然不受年龄限制放宽内退政策。某市一个国税局，竟然有三个不到三十五岁的妇女都“批准”内退了，其中一个内退女职员只有二十八岁，每月享受各项待遇不变。人们都讥讽说：“这个社会制度太好了，三十岁享受退休待遇，中外绝无仅有，历史上绝无仅有。”
好大喜功的江泽民制造了无数的形象工程、面子工程。同时，也在留下了无数的豆腐渣工程及巨大的债务琏，结果，把国家折腾穷了，把人民折腾苦了。截止 2003年，投资总规模达32800亿元，到2005年年底共完成24600亿的工作量，“结转”工作量还有8000多亿元待摊；由此，造成中国欠世行贷款、欠各项外债达2000多亿美元，欠长期国债6600亿元人民币（有的国债为十五年的还本付息期）。三年来，胡温体制面对一堆又一堆债务焦头烂额，为了帮助江泽民“擦屁股”，他们实行负担转嫁的办法还债。一面在加重纳税人税收负担上下功夫，穷讨恶收，致使全国税收入达到 30866亿元（不包括关税和农业税收），比上年增长20%，增收5148亿元。另一方面在撤东墙补西墙上做文章，为了堵塞前期债务的窟窿，2003年发行国债6282、98亿元，比去年增加200亿元；2004年发行国债7022亿元，2005年发行国债7023.4亿元，即使这样，仍然堵不住过去遗留下来的巨大窟窿，财政部官员不得不承认，尚有10000亿的国债在建结转项目。“已经形成一批依赖性利益集体和利益机构，财政政策由宏观调控的主要手段转变为我国经济发展本身的一个常量，财政政策颇有‘骑虎难下’之势。”
江泽民时代，贪婪的官员们把工人、农民整穷了，把国库掏空了，把银行整垮了，金融黑洞越堵越大。2003 年，温家宝承认，中国四大家国有银行坏帐等不良资金占银行储备的百分之二十五之多。为了堵塞金融黑洞，四大国有银行拿出了1127亿元来消除坏帐，结果仅消除了460 亿元的坏帐，为什么拿出1100多亿元来仅消除460亿元的坏帐呢？其真正原因是：中国四大国有银行在消除460亿人民币坏帐的同时，又增加－－抑或说又新“发现”了700多亿元人民币的新坏帐，新增加坏帐竟然接近于消除坏帐的两倍。
据金融界权威人士透露，中国国有银行的呆、死帐达到14000亿元，不良资金占银行储备资金的百分之三十五，远远高于温家宝公布的数字，负债资产是个沉重的十字架，在泡沫经济的漩涡里滚动。随着一些国有企业的破产与转制，这一万多亿元资金已永远无法回收。要是全国占一半的储户拿着存款单到银行取款，中国四大银行将会在一夜之间就会关门停业。
江泽民时代，不该 “上”的人上了，留下了无穷的官吏膨胀的包袱；不该赊的赊了，留下天文字数的外债；不该借的借了，留下天文数字的国债等债务，现在由胡温来买单，胡温个人自然没有这个偿还能力，他们把包袱与债务都转嫁到工人、农民头上了。
为没落制度擦脂抹粉的三年
中共的一党专制早已无力解决体制内部的腐败和不断滋生的社会矛盾，“毛泽东思想”早已被官吏们扫地出门，邓小平理论早已对官吏们不灵，“三个代表”对官吏们来说只是茶余饭后的笑料。三年来，胡温不思世界民主改革的大潮，还在往发出腐臭味的理论上喷香水、抹胭脂。
胡锦涛当政后，首先炮制的是“保持共产党先进性教育”，声势越造越大。在2005年一年时间里，全国6600多万党员实行人人过关，个个写心得、谈体会；从上到下的官员们在大会、小会信誓旦旦地表态；各个衙门最为显眼的地方，都张贴着官员们的“学习心得”。似乎只有这样做，党员们、特别是握有实权的党员们一夜之间就“纯洁”了，觉悟就提高了，拒腐防变的能力就加强了，其实不然，因为这些披着共产党外衣的官员们嘴里叫喊的是一套，所做的又是一套，胡温心里已十分地清楚，自己所统治下的队伍是一些什么贺色。2004年4月份，胡锦涛在中央政治局常委会上不无焦虑地说：“治国人才队伍有断层危机，中青年干部素质、修养、理念的危机，在很大程度上，是全国、全党面对的最突出、最紧迫的危机”。
显而易见，所谓的 “三个代表”也好，还是“保先教育”也好，只不过是“做戏无法，请个菩萨”－－就像古时候的说书先生，说着说着没有词儿了，只好搬出一个菩萨来作几个躬，以此来延缓时间，等到想出新的词儿后再继续演下去。
实际上，从上到下的官员的贪污腐败早已渗透到社会组织的各个细胞里，已到了无官不贪的地步。正所谓盐碱地里如何长出优质的庄稼？一池臭水里如何能不长出水蚤、水螅与水蛭？胡温体制在 2003年到2005年，虽然揪出了28个省部级贪官，查处百万元大案3319件，涉及官员 29452人，县处级以上4670 人。但是，上下链接的贪污系统就像烈火一样炽烈，只赖一两杯冷水加到滚沸的锅炉里，根本无济于事。惩治越严厉，贪污越严重－－因为他们必须使用更多的贿赂去寻求保护。二00六年1月2日，《了望》刊载中央纪委法规室官员蔡晓的文章，蔡晓无可奈何地表示：“目前，中国的腐败现象的发生发展依然处于一个高发期；腐败现象随着公共管理职权的扩散而蔓延。体制制度的改革和转换是造成当前腐败易发多发的重要原因。”至此，所谓的“三个代表”、“保先教育”只不过是抹在中共独裁专制体制上的口红与胭脂而已。不管如何打扮，都掩饰不住其狰狞可怖的面目。
三年来，胡温抛出的第二个理论是“以人为本”，这一则“语录”不仅被悬挂在大小城市公共场所，而且悬挂在厂矿企业。但是，就是在这一则“语录”的背后，矿难事故一起接一起地发生了。 2005年辽宁阜新发生瓦斯爆炸，矿工213人死亡，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就在这个发生矿难事故井口上，高高悬挂着“以人为本”四个大字。2003年以来，正是在胡温粉饰的 “以人为本”的口号下，官商相勾结的利益团体制造了一起接一起地矿难事故。有关统计显示，2003年矿难死亡 6424人；2004年矿难死亡6027人，而到了2005年，全国煤矿共发生死亡事故3341起，死亡6233人，死难人数比2004年增加206人，平均每生产100万吨煤炭就有3、1个矿工付出生命。官商黑恶造成矿难事件频传。面对接二连三的矿难，胡温一筹莫展。2005年春节，温家宝考察煤矿灾难发生地区，在遇难者家属面前除了洒上几滴清泪之外，又解决什么问题？不该发生的矿难又接着发生了！
2005年1月14日，胡锦涛在中共中央政治局24日下午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时，进一步阐述了“以人为本”、“和谐社会”的理论，他说：“坚持以人为本，是坚持立党为公、执政为民的必然要求”。然而，在这些漂亮的口号掩饰下，从上到下的官员们，没有一个是真正的“以人为本”。2005年6月10日，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一场“从天而降”的洪水，可以说，使“以人为本”的谎言不攻自破。在那次洪灾中，104个孩子被“突然袭击”的洪水吞噬了生命，灾难发生后，人们看到墙上一双双幼小的手印。只有那些带血的手印，记录着高喊“三个代表”、“以人为本”的官员们的罪恶。
当时，成百上千的民众聚集在一起，要求惩治腐败官员。他们反映，镇政府在2003年改修教室时，市教育局拨款40万元，又强行个人集资、强行从几个村划拨数十万元。沙兰小学一位老师反映，学校原来的老砖瓦房拆掉后，新校舍是直接在原来的地基上打的梁，根本就没有垫高。而2000年在学校教室南面建成的五户平房，地基最低是1.6米高，最高达2米，面积达学校校舍一半，建设资金仅用了20余万元。其它大部份资金用到哪里去了？至今也没有公布这些查处的具体消息。
令民众最为愤怒的是，事发当时，有一些村民向沙兰镇政府打电话，而沙兰镇政府无人接听电话。村民又向当地派出所打电话，对方告知“正在办案无暇顾及”。据事后村民们反映，两个小时后，派出所警员与镇里的干部才“姗姗来迟”参加村民们的救援。而这时，村民们已奋勇地在洪水中救下的近二百个孩子，另一部份孩子已被洪魔吞噬。
为什么要将学校建于低洼处？为什么让孩子们在危房里上课？为什么对上游的堤坝的隐患没有预测？为什么低矮的危房的一侧是老师们住的高楼大厦？为什么高喊 “三个代表”的地方官员们在洪水卷走了数十条生命后的两个小时才赶往出事地点？不言而喻，这一切都与天灾没有直接关系，是人祸！是麻木而腐败的体制造成官员们麻木而冷漠的神经。明知道建于低洼下坡处的学校犯了自然环境之大忌，明知道是危房应该撤迁，明知道上游的堤坝应该加固，明知道多赶往出事地点可以多救回一条生命。然而，明知道该做的事，他们没有做。这就是“以人为本”的一面镜子。
如果说，黑龙江宁安市沙兰镇洪灾还有一些“天灾”的成份的话，那么，江西赣州市崇义县为了整顿城市市场容扔掉七个流浪乞讨人员的行为，将胡温“以人为本”的遮羞布撕的粉碎。2005年1 月21日－－胡锦涛1月24日主持中共中央政治局进行第十九次集体学习前三天，陈志文等七人在崇义县城北门附近被4名巡逻员强行拖上车。在民政局公职人员带领下，当天下午6时左右被扔至邻县－－大余县浮江路边，而被扔的浮江路边是一个荒无人烟的深山野岭。
崇义县民政局有关负责人在事情暴露后承认，2005年年初，县里发出红头文件，要求民政局牵头，公安局协助，整顿市容。根据县政府有关精神，2005年1 月21日，两家单位开始对县城里的流浪乞讨人员和精神病患者进行“收容遣送”。当地的民政部门解释说：“原本是要进行社会救助的，由于政府财力有限，我们县里还没能设立救助站，所以就按原来一贯的办法做了，各县都是这样送来送去处理的。”
“各县都是这样送来送去处理的。”这一句话透析胡温治下的官吏们不仅不能做到以人为本，而且冷酷无情，没有人性。因此可以说，这个政党不仅不能代表人民的根本利益，而且不配为文明人！
事情发展到这一步并没有结束，崇义县吴隆生的母亲正是在这次“遣送”事件中被扔掉的人员之一，问题暴露后，吴隆生向崇义民政局多次“索要”母亲无果，这个老实巴交的青年人喊天天不应，叫地地不明。崇义县民政局自知理亏，提出了“赔偿”要求，最初只答应赔偿3000 元，在三次协商后，赔偿金从最初民政局开出的3000元提高到5000元、8000元及最后签订协议的1万元。但民政部门要求他必须保持缄默：吴隆生要帮助他们掩盖丑恶嘴脸。
治国失策，贫富差距越拉越大
温家宝在2006年3 月6日人代会上的政府工作报告，最大的看点就体现在“数字”上，整个“报告”几乎就是数字垒起来的。这些数字最显著的特点就是：都增长了！工业增长了，农业增长了，国民经济增长了，一年比一年长的快。但是，这些数字有多少是真实的？胡温自己心里清楚！十三亿民众心里更清楚！
但是，真正的数字不可能在温家宝那份洋洋万语的报告上体现出来。根据《中华工商时报》的消息说，联合国权威机构的资料显示，上世纪80年代初，中国的基尼系数是0.29，在全世界处于第二平均的位置。到了2003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7，2005年，中国基尼系数已经到了0.49，是全世界第二不平等的国家。也就是说，在胡温执政的三年时间里，进一步加大了贫富差距，造成了富人越富，穷人更加落破。
全世界最不平均的国家是拉丁美洲，基尼系数为0.50.也就是说，在过去的28年里，中国由全世界第二平均的国家变成全世界第二不平均的国家，这个变化速度在全世界处于第一，其不平均状况变化了43％，是全世界变化最快的国家。这个数字代表什么？代表中国社会走到了大动乱的门槛！
三年来，由于胡温不肯进行深入的政治体制改革，对地方不断壮大的“诸侯经济”几乎失控，出台的各项关于土地补偿、国有、集体资产体制转换过程中的政策漏洞百出，对权贵阶层根本没有任何约束力，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助长了他们的胡作非为与黑恶，太石村事件与汕尾事件的诱因就是最好的说明。全国各地工人、农民不断暴发的抗争浪潮无不以铁的事实说明，胡温体制治国没有良策，他们的空乏说教只能是花拳秀腿的猫脚功夫，对地方官吏的恶习鞭长莫及。
应该说，太石村非暴力维权运动是中国的一面镜子，它通过和平、理性的方式要求公开帐务、罢免村官的举措开创了中国民主运动的先河。应该说，胡温可以藉此机会深化政治体制改革，大力弘扬太石村“乱石堆上的民主运动”，从而缩小或化解社会矛盾。但是，胡温坐失良机，由于他们对官吏黑恶行为的宽容与暧昧，造成地方势力更加嚣张的气焰，从而更坚定了地方官员进行镇压的信心。这才制造了震惊世界的动用武装警察枪击维权村民的事件。汕尾血案虽然遭遇镇压，但是，胡温体制在民众中种下了仇恨的种子。这个种子一旦发芽开花，再多的枪杆子都无法维持。
三年来，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三年来，胡温体制对媒体的管制更为严厉，对异议人士的打压更为残暴，手段更为毒辣。防民之口胜于防川。
在胡温执政的三年时间里，先是将报导孙志则事件的“南方周末”主编撤换，接着是将敢于仗义执言的“南方都市报”主编定罪；二零零五年，又将清新而意图焕发的“新京报”进行整肃；二零零六年一月二十四日，又强迫中国青年报“冰点周刊”停刊，在国内外强大舆论的压力下，“冰点”在三月份得以复刊，然而，复刊后的“冰点”已是“面目全非”，再不具有独立思想与个性，成为党魁们的摇尾系统。
三年来，胡温体制对异议知识份子、独立作家、敢于伸张正义的律师及维权人士一方面采取恐吓、威胁、跟踪、监视、电话窃听等等卑鄙下流手段，另一方面采取抓逮、关押、收审、精神与肉体双重折磨、罗列罪名、判刑等残暴行径。据大赦国际统计的数据表明，二零零五年，中国监狱里至少关押着二十三名记者。更为搞笑的是，湖北大学中文系教授涂怀章因发表长篇小说《人殃》被当地法院判“诽谤罪”，入狱六个月。
从杜导斌、罗永忠、师涛、张林、郑贻春等人因言获罪，判刑坐牢的事实表明，胡温不仅不具有民主制度下政治家的包容心，而且不具有现代政治元首的人格魅力，对异议的打压，只能证明他们不敢面对讲真话的知识份子，只能证明他们在谎言的包围之中不能自拔，只能证明他们的小肚鸡肠。
按照西方国家当选执政时间标准，执政三年已步入“黄昏期”，民众都要衡量当权者看得见、摸得着的政绩，然而三年来，民众期盼的“胡温新政”没有出现；三年来，胡温在专制与独裁的道路上越走越远，越走越窄。
－－首发《民主中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