移民劳工金贵连(Jin Guilian，音)因为心脏病问题被家人从广东带回500哩远的安徽老家阜阳，医生看了他一眼，说道：“你们怎么敢对他做这种事，他随时可能都会有生命危险的。”可这医生下一句话话锋一转马上就问到钱的问题，他问这移民劳工家人究竟能够付得起多少的医药费用呢？而且是要先付的。
亲戚们七拼八凑设法凑出来的钱也只够让他住4天医院，可36岁的金贵连4天后病情并没有好转的迹象，院方于是将他转移到阜阳郊外一间没有空调、设备不全的诊所，而这间肮脏的、没有照明设备的诊所大厅里没人看管的流浪狗儿四处晃荡。
中共社会医疗体系的崩溃以及摇摆不定的医疗费用不断上涨，拉大了城乡之间医疗保健的差距。以前所谓的自由诊所也形同瓦解。
过去几年在中共的所谓改革时期，曾将目标设定在改善农民的医疗保健。其最主要的一环就是农民保险，参加农保的农民每年只要大约缴一元多人民币的保费，就可享有基本医疗保险的保障。
可对大多数农民来说，就算是一块多钱的年缴保费对他们来说都是极大的经济负担，更何况保障内容太过于理论，根本不切实际。
其结果就是，根据中共政权自己的估算，约仅仅不到10年的光景，原本投保普及率极高的乡镇地区，现在基本上有79%的人民是没有医疗保险的。
在中共政权下绝大多数的中国乡镇都极度缺乏充分医疗保健，中国农民们求助无门，心里有苦无处诉！这也加速了肝炎以及肺结核这类疾病的传播，且将全中国乃至于全世界都暴露在类似SARS以及禽流感这类极具威胁的呼吸道感染的危险之中。
中共政权无法提供农民适当医疗保健的结果将造成中国城乡的两极化：城市里的人们日子看似一天好过一天，而乡镇地区里中国人民的日子却越来越艰难，人们更加迷惘了。
每年，有数以万计的像金贵连这样的中国农民家庭，在治病与贫穷的边缘不断的挣扎着，算计算计着如果把仅有的收入拿来治病，那结婚、教育怎么办呢？那还有三餐的问题呢！日子该如何过呀？
直到80年代初期，中共所谓的改革期间，中国社会医疗系统以“赤脚医生”为核心，让人以为公共卫生就要出现一线曙光了。
新英格兰医学学报最新发表的一期研究中指出，1952年到1982年，婴儿的死亡率从千人中的200人一路降到每千人中有34人，而寿命也从35岁提升到68岁。
就在这个时候，中共竟来了个重大政策大逆转，撤销对乡村农民们的承诺、将公共保健资源从乡村转移到都市。而且不管是新药或者是医疗疗程，公立医院都被要求要以市价来收费。造成今天这些医疗人员的薪水与他们对医院的外快贡献度有多少是被紧扣在一起的典型现象。
相较之下，几乎有一半以上的都市居民是享有雇主负担某些医疗保险的福利。
同时，利益导向也使得医生以及一些受过良好训练的医护人员弃乡村于不顾，这造成的结果就是，农民们被抛下并丢给那些不合格的医护人员、庸医去照顾，而这些庸医对农民们的收费根本就是敲诈，而且开的处方也不对，甚至用的还是假药。
由于无法负担昂贵的医药费，更为了要缓减病痛的痛苦，农民们只好急病乱投医，随便购买他们所能买到的成药来吃。当然，这只会使病情更加恶化，而且如果他们的病是具有传染性的话，还会传染给他人。一旦农民的病情恶化，他的家人将遭受双重浩劫：不仅仅主要养家糊口的人没了，昂贵的医药费更将拖垮整个这个家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