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良知的媒体这一次提醒我们－－那些我们故意要去忽视、去遗忘，甚至引为羞耻的数百万性工作者，其实很多都是中国底层民众中的母亲、妻子。她们有着和我们一样的人格、尊严、追求和爱。作为妻子和母亲，她们的悲惨人生也必将深刻影响中国的未来。她们有着和我们不一样的命运，只不过是因为一个因素－－贫穷。
这些性工作者，和作为凶手的那个民工一样，都生活在这个社会最底层。实际上，这部分人口不是这个社会的少部分，而是这个社会的大多数－－清华大学社会学专家李强教授近期发表研究论文指出，通过对60余万人的抽样，大陆的社会结构是“倒丁字形”，即人口的 64.7％处于下层，其余人口阶层呈柱状分布。显然，这种贫富差距正是“苟丽”式悲剧的直接缘由。
一部分人比另外一部分人先富起来，是一件正常的事情，即使贫富差距较大，也没什么大不了的。但如果先富起来的那些人剥夺了贫困者发展的机遇、堵塞了贫困者发展的路径，那就会出大问题。贫穷不是罪恶，制造可持续的贫穷才是一种罪恶。而我们目前所面临的贫困，恰恰就是这种结构性的可持续贫困。
农民问题专家李昌平认为，贫困源于主流社会设计的不合理制度，并例举了导致农民和农村贫困的18种制度。如土地产权制度、财政制度、金融制度、社会保障制度、教育、医疗制度等等，都是在某种程度上将农民处于社会资源分配上不利的位置，也同时剥夺了他们再发展的机遇和能力。其结果就是财富的极度不合理分配－－目前我国10％的最低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不到2％，而10％的最高收入家庭财产总额则占全部居民财产总额的40％以上。
何况这种由制度设计所造成的差距是动态存在的。也就是说，那不是一个固定的差距，而是随着制度的动能不断增加，贫富之间的距离也会呈几何级数扩大。如同一场没有终点的比赛，只不过这是一场自行车和汽车之间的悲剧性赛跑。不同阶层之间发展能力、发展机遇和发展环境上的差距每一天都在拉大。底层农民即使付出再多努力也无法改变自身的命运。
那些和苟丽一样有着温情幻梦的女子，在其还没有进入到发廊之时，她们的人生就已经是悲惨的了。苟丽和她老公分别挣到每月 300元或350元。显然这无法维持一个上有老下有小的家庭的基本生活。在一个商业社会中，每个人都必须要出卖一些东西才能交换到自己的生存。但他们有什么可出卖的呢？想出卖自己的劳动力－－那不值钱；想出卖自己的知识－－却早已因贫困无法享受到基本的教育；最后只能靠出卖自己的肉体和人格为生。卖淫、偷盗、抢劫，这绝不是一个普通人最初的爱好，而是在试过了所有其他路径都被堵死之后的无奈抉择。
我因此而理解这些由体制所造成的绝对贫困者的抉择－－因为他们身无长物，只好贱卖自己的肉体、安全、尊严等代表了人类高贵特性的一切事物。而那些有幸没有落到如此地步的其他阶层，则用冷漠的灵魂面对这一切，并且时刻警惕着、远离着那些绝对贫困者。其实，要拯救一个发廊女，这个国家不需要《复活》中聂赫留朵夫高贵的自我牺牲，只需要给他们一个像其他人一样平等的发展机遇。
(作者系华南师范大学教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