7月31日，河南省汝州市寄料镇一煤矿突发矿难，就象中国每月发生的矿难一样，事故发生后矿主逃得不见踪影，也与各地发生矿难时的情形一样，当地政府要封锁新闻，有意隐瞒。但到了8月13日，发生矿难的消息终于被知情人透露给了该省多家媒体。次日得知这一消息的众多媒体的记者陆续来到汝州市。于是，各大宾馆、饭店，甚至小旅社都住满了闻讯而来的记者。可见他们的积极性多么高涨。而宾馆的工作人员则喜称，他们就希望发生矿难，因为一有矿难，宾馆就会住满记者，宾馆的生意就会突然好起来。也就是说，死人对他们而言是个好消息，而对记者更是个好消息。
一位稍有正义感的记者于8月15日来到汝州大厦宾馆。当时镇政府企业委员会的1个主任，正在与1家杂志的3名记者讨价还价。那位主任说，钱已经被先来的记者领完了，但那3位记者不依不饶，非要拿钱不肯离开，否则，就将矿难事故曝光。事实上，此前1天，宾馆院子里就停了60多辆挂着“新闻采访”的车辆，整个宾馆的院子里挤满了记者，而且是分级别的发钱：来自中央级媒体的每人500～1,000元，省内媒体的每人200～500元，市级媒体的每人200元，跨地区媒体的每人100元。当天有100多家媒体的480多人领走了镇政府所发的20多万元！这就是记者与镇政府串通一气来隐瞒矿难的消息。
其实，在中国被公布的矿难只是矿难中的一部分。地方政府就是采取这种办法掩盖矿难真相，来保护自己的乌纱帽。中国矿难的死亡人数已经占到全世界的80%。如果将中国所发生的每1件矿难都公布出来，那更是令人吃惊的数字。其实。就在河南省汝州市，8月3日当地的小屯镇的五．二煤矿又发生矿难，又是1次的记者云集，同样的向记者发钱。
这就是真实的1幕。其实，记者在各种各样活动中领取“红包”，早已不是什么新闻，而是新闻行业的惯例了。这在任何其他国家都不曾有，而在中国，却已是司空见惯了的、具有“中国社会主义特色”的昨日黄花了。
之所以会这样，完全是中国官场的潜规则所造成的。一方面，1个地方官员为了彰显自己的政绩，就需要媒体为自己宣传、造势；即使没有什么政绩也需要凭空造出政绩来，那就需要记者的神笔写出让上峰满意的新闻来。那么弄出这种新闻的记者，其酬劳也是颇为丰厚的。另一方面，某些地方出了责任事故，比如矿难、艾滋病泛滥、群众抗争事件等，地方官员为了保住官帽，就要封锁消息，也就是堵住记者的嘴，那就要象河南汝州市政府这样向记者发钱。
在这两种情况下，那些无良的记者就会按照官府的意志行事，昧着良心、违反职业道德而听从官府的吩咐。但两种情况还有所区别。前一种情况记者不得不为，不然可能失去饭碗，因而只好迎合官府的意志。当然一些记者想方设法故意逢迎，那就另当别论了。想想1958年大跃进时期亩产稻米15万斤、20万斤的卫星是如何放出来的，就知道记者的本领。而在后一种情况下，记者完全为了金钱而丧失自己的操守，甚至整日去专找地方去挖这种钱，真的成了“妓者”。
从整个社会来观察，妓女是个永不衰落的行道。但妓女还只是出卖肉体。而我们的众多新闻界的“妓者”，出卖得却是自己的灵魂。他们比妓女还下流！
当然，造成中国新闻界“妓者”泛滥的社会背景也是有目共睹的。那就是：在我党钳制舆论的大环境下，有良知、有正义感的记者，其生存环境极为恶劣。比如，师涛遭到了党国专政机器的残酷迫害；比如南方报业集团的一些记者只好选择离开。而那些无良的记者只好去做他们“妓者”职业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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