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事纪委工作的专家说，正是“绝大多数干部对其上司腐败的沉默”，形成了这些贪官们腐败行为愈演愈烈的“黑色土壤”。北京政界人士则认为，这是现行的无法约束书记这个一方最高领导人权力的制度使然，要解决这个问题，必须从改革制度入手。
不敢揭发六大原因
据北京消息人士透露，中央级媒体的调查发现，安徽省一些县委书记的岗位已经成了腐败“第一重灾区”，定远县委书记陈兆丰，颖上县委两任书记张华琪、徐波，蒙城县委书记孙孔文，渴阳县委书记徐保庭等十八个因卖官受贿被查处的县（区）委书记，有的敛财已到了肆无忌惮的地步；孙孔文两年卖官敛财达三百多万元（人民币，下同），陈兆丰四年任期卖官受贿就达九百多万元。
在贪官敛财这漫长的时间里，竟然没有一个干部敢于站出来揭发，这是为什么？同流合污的干部在座谈中坦露了以下心态：
一是“他卖官敛财，我送钱升官，双方心愿都达成，何乐不为”，“参与了，不得不沉默，因为放血图的是升迁，告发了，送的钱就打水漂了”。二是“他腐他的，我过我的，事不关己，高高挂起”。“买官卖官，令人反感”，但自觉“人微言轻，改变不了现状”，又怕“影响同事间的关系”，索性就“不闻不问不揭穿”。三是“县委书记权力过大，批评他无异于以卵击石，会遭报复”，“人家找个藉口把你‘精简’还不是举手之劳”，所以只好沉默。四是“区委书记把批评当成‘找岔子’，严斥工作上不同看法为‘杂音’，面对‘一把手霸权心态’，哪个下属敢监督”？“大家睁吁眼睛装糊涂，我又何必做‘出头鸟’”。五是“多数人送钱，我也送，出不了多大漏子。多数人不举报，我也不举报，这不能算没有党性没立场”。六是“曾经暗示过、试探性地批评过，但不起作用，索性就沉默了。反正腐败的责任又不是担在我肩上，管反贪局的检察院不照样给县委书记送钱买官吗？”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举报贪污腐败者，老百姓比干部多，但仍有很多人不敢举报，因为举报而遭报复不能过正常人生活的例子屡见不鲜，且至今仍无保护举报人的法律。这是有关当局不能不深思的！
潜规则令腐败通行
消息人士说，中央级媒体调查还发现，在这些“书记垮掉”的县区，许多干部办事不是依照党政方针政策，依照法律法规，而是依照“官场的潜规则”。
“潜规则”之一是，“既然书记一把手说了算，就要在书记身上多下工夫”。十八个县（区）委书记就是被这样的“潜规则”搞掉的。诚然，买官者心术不正，但他们说的是实话。按现行体制，县（区）委书记权力最大，不仅干部的提拔任用，就连重大工程的决策，都是书记一槌定音。正因如此，谁想升官发财，都得拍书记的马屁。“潜规则”之二是，“用公款在节日给书记送礼金”。在定远县，许多乡镇书记、镇长“结伴”在节日给县委书记陈兆丰送礼金，少则两三千，多则五六千元，成了“惯例”。人们称之为“制度化的腐败”、“蚁穴化的腐败”。“潜规则”之三是，“买官要走曲线，尤其要走夫人路线”。一些县委书记是同妻子共谋共贪的，他们试图通过“敛钱唱双簧”、相互推诿来逃避党纪国法的制裁。
北京政界人士指出，“潜规则”通行的事实，反映了监督制度存在严重的缺陷。对县委书记的监督确存在吁“上级监督太远、同级监督太弱、下级监督太难”的难题。这也是有关当局不能不深思的！
没有监督权力的机制
消息人士续说，中央级媒体调查结果显示，“集权度高”的县委书记容易腐败，已是不争的事实。有监于此，许多干部民众呼吁采取措施对这个岗位进行适当的科学“分权”和强化监督。
原载《信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