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当初宣布法轮功为“邪教”，举国大揭批的时候，我就认为于法无据，是一个愚蠢而野蛮的决策。从法与理上说，首先信仰自由是宪法权利。其次，如果确如媒体宣传的那样有人因练功出现问题，那也是他单个人的问题，他自己承担其后果，政府不应殃及整个练功群体，就像某人开车出车祸，政府不能禁止所有的人开车。再次，如果确有人因修炼走火入魔影响了别人或公共生活，包括如政府媒体宣传的那样伤害别人或家人，有民法和刑法在，依法处置他个人就是，也不应该伤害整个群体，就像一个人酒后伤人，不应连带处置一切饮酒者一样。因而对待法轮功实行所谓的名誉搞臭，精神搞垮，甚至肉体摧残或消灭，是无法无理的行为。再则，我虽然没有练法轮功的朋友，可毕竟见他们在公共场地上练过，往往伴着晨曦，一种很清新的印象，怎么可能是邪教？邪教即便不在下水道里集会，起码也在黑屋子里活动吧，有坐在大街边迎着晨曦练功的邪教吗？感情上不太能让人接受。
第二，就具体原因说，法轮功围坐中南海到底算什么罪？究竟该摊什么罚？民众静坐示威，是行使自己正常的公民权利，什么罪也不是嘛。那么为什么招来杀身之祸呢？是江泽民一个人的恐惧感。“按这个阵势发展下去，不得了呀！”于是实行所谓“扼杀在萌芽状态”的政策。大陆官方常说把这个扼杀在萌芽状态，把那个扼杀在萌芽状态，殊不知这是一个非常非常非法的表达法。法律依据的是今天的事实，不是明天或明年或一百年后可能成为的事实。“扼杀在萌芽状态”的做法实际上是依据未来的可能性加以定罪。如果以可能性定罪，那么每个婴儿都应该被杀死，因为长大以后他们可能会犯罪。这是野蛮的希律王的逻辑（耶稣诞生以后，希律王听说伯利恒有一个新生婴儿将来要做犹太人的王，便差人杀掉伯利恒两岁以内的所有男婴）。最近北京对公民维权活动又玩这一套“扼杀在萌芽状态”的非法游戏。它对任何异见人士的迫害，也都是基于这种野蛮的希律王的逻辑。
这种做法不仅没有扑灭法轮功，反倒“成全”了法轮功，制造出一个中国号的不必上十字架的耶稣。大凡一个新宗教或新教派诞生，总要伴随开山者及其追随群体的受难。受难不一定必然成气候，可是成气候几乎必然要经历受难，这是人类精神史和宗教史的普遍规律。受难对于一个新宗教或新教派的长成，就好比髹漆之于木器，镏金之于黄铜。当年希律王不惜枉杀伯利恒两岁以内的所有婴儿也没有灭掉耶稣，罗马总督的十字架也未能阻止基督教的对外传播。而今的法轮功，虽有希律王，却不再有罗马总督；而今的法轮功，已从中国的迫害中走向了世界，传至全球七十多国。
第四，当时国内，法轮功已经成为敏感的，大家都不愿去触及的伤口。什么是敏感问题？所谓敏感问题，就是公议与当下政治评价不一致的问题。一旦社会中横亘着这么一个敏感区域，犹如人人喉中有一个“公鲠”，谁都不舒服。中国的政治冤案，往往经历这么三四个蜕变阶段：一是举国众口一致恶骂吐唾沫时期；二是大家不愿触及的敏感时期；三是民间公开抱不平时期；四是官方正式平反时期。
而今一旦中央予法轮功以平反，大家就可以平蹚这块禁区而再不用担心触雷，多好啊。
可真是天有不测风云，去年12月中旬的样子，《大纪元》开始连载《九评共产党》。我心里一格登：糟糕！看来法轮功平不了反，与共产党彻底“弄掰啦”。不久海外中文媒体陆续传出国内加大挤压迫害法轮功的消息。再后来，就是一些外国公司和政府挤兑法轮功媒体和法轮功练习者的消息。最近数月，双方不断较劲，一方掀起退党潮，一方掀起保先潮。
共产党与法轮功现在就这么死磕，是不是真的到了不共戴天，你死我活的程度？我不这么看。那么怎么转圜呢？谈判。这么敌意十足怎么谈？可以谈。难道比朝鲜核问题还难谈吗？难道比布什总统与金正日还敌意吗？人家还谈呢，都谈六回了。达赖，结了快50年的仇了，还谈呢，怎么共产党与法轮功就不能谈？与国民党，冷冻了６０年，也都开谈了。只要是人，都可以谈，何况共产党与法轮功之间无需第二种谈判语言。只有人与野兽，没法谈（人与野兽之间也还存在一定程度的可沟通性）。谈的理念解决了，怎么谈就不成问题了。
中国的好多社会政治问题，在我看来，根子在于缺乏文明的强势伦理。换言之，中国的社会政治问题通常是由于强势一方行不由径导致的。所谓强势就是通吃，所谓强势就是踩死你，摁死你，浸死你，灌死你，捏死你，踢死你，掐死你，整死你，污辱死你，血口喷死你，屈死你，冤死你，耳瓜子掴死你，憋住不准哭憋死你。这哪叫强势啊，这连霸道都不算，这叫流氓恶棍，地痞无赖，社会渣滓。文明的强势伦理是大度能容，是绅士派头，是放下高身段的低姿态，是拍肩膀的朋友，是修文德以来之的王道气派。如果校正了这些愚昧野蛮的强势伦理，没有不可谈的。古人说，“一人向隅，举座不欢”。大家围坐一张桌子，有一个人向着墙角坐着不吭声，满桌子的人都高兴不起来，更不用说他向隅哭泣。一个国家就是一张大桌子，国家领导人的职责就是让那些向着墙角坐的人把脸转过来，与大伙一起吃喝谈笑。我看现在咱中国，沉醉于万国来朝迷梦的领导人比较多，你看接待外宾的红地毯，那个红，那个长，你看接待连战宋楚瑜曾荫权这些“藩邦”真假头头那个热切，要是接待上访者都像这样殷勤，该多好呀。中国，不要搞什么花里胡哨的万国来朝，要搞万民来朝，真正让那些向隅而坐而泣的百姓把脸转过来。海外流亡的中国人，国内上访的中国人，各种非刑事理由抓起来的中国人，都是那些向隅而坐而泣的人，应该想办法把他们的脸都转过来。
在这个问题上，我认为中国共产党的“历代”领导人都存在一个观念误区：他们都过分看重党主席一职，不看重国家主席一职。其表现就是：他们不择手段抓统治权，但是不不择手段提高人民的幸福感。作为党主席，盯的是执政党的权力；作为国家主席，关心的应是“亿兆子民”的幸福。让我们回味一下这“几代”主席，他们满嘴都是什么东西？一天到晚地，几十年如一日地，党的领导啊党的领导啊，全是这玩意儿。我从来没有感受到他们手心手背都是肉的那种对“亿兆子民”的无等差的慈爱之心。在这一点上，他们连个好皇帝的心肠和胸怀都赶不上，有时甚至比坏皇帝还坏。
我想这里头另有两个观念误区。一个是阶级论误区。人是分阶级的嘛，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嘛，不是你压迫我，就是我压迫你，“二者必居其一”。至于一个国家领导人，就是阶级压迫的总头子嘛，怎么可以手心手背都是肉？不可能嘛。一个国家就是一张大桌子，既然国人不能人人都向桌而坐，必然得有人向隅，那就让他向隅好了。资产阶级人性论那一套，我们不信。再一个误区就是，认为现在中国的问题是积重难返，一返就必然亡党亡国，返也是亡，不返也是亡，横竖都是一个亡，不返好了。用核武器把共产党的统治者与中国，与美国，与全世界，捆绑在一起。想让我共产党下台吗？大家一起灭亡。
其实这两个观念都是误区。先说第一个，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只是人类各种学说里的一种，还有说国家是协调阶级矛盾的工具呢，还有国家是让弱势不那样无助的工具呢，很多说法的嘛。即便是说你只宗奉阶级论，国家是阶级压迫的工具，国家领导人是阶级压迫的总头子，那么为什么美国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就没有我们中国这个阶级压迫的工具这么残酷，这么血腥呢？可见即便是阶级压迫的工具，也还是可以再压迫得好一点的嘛，别压迫得这么没人性。
再说第二个。我不仅不认为中国已经积重不返，而是易返如翻掌耳。像国民党最近做的，由胡锦涛主席坐镇，先直选下届党主席，接着直选国家主席，下“民族和解诏” ，大赦天下，我保证一点不会乱，一个难民都不会有，连一颗狗头都不用落地，更不要说人头落地，更不要说“千百万人人头落地”，这样和和美美中国就民主软着陆了。一旦中国不再在国际事务上使坏，人类将迅速进入千禧年。最起码今后500年之内，国际政治的天空将是一片艳阳，我怎么想也想不出人类头顶上还会有什么“人为的阴霾”存在。从此人类就可以专心解决“自然阴霾”，如饥饿，疾病之类。你看现在，联合国里各国政治家和外交官都在干什么？一方以中国为代表，只想干反民主自由人权的坏事，另一方以美国为代表，不得不阻止干坏事，精力都耗这儿，哪有时间管饥饿，疾病这些自然阴霾。中国一定要检讨自己在联合国里到底干了什么。
封建君主制度，孬得没有一块好地儿，像那后宫制度，“有不得见者，三十六年”，搞得三千宫女们见公狗都觉得是双眼皮的，哪有一点人性啊。可是君主制度到底还是有一点人性闪光，那就是皇恩大赦。这可能是中国几千年君主制度唯一的好传统。可是这么个好传统，到毛泽东时代还给抛弃了。毛泽东的政治犯没有一个被毛本人赦免的。邓小平倒搞过大赦，平反昭雪，赦的是毛泽东的政治犯，他自己制造的政治犯还是一个没赦。江泽民既没大赦邓小平的政治犯，也没大赦自己制造的政治犯，倒是与时俱进出来一个御国新方略，就是大封将军，被江泽民加封晋升的将军有好几上百吧。如今胡锦涛似乎已经继承了这两招：加封将军，但决不大赦天下。这是什么治国思路？这是给铁皮火药筒外加铁皮的办法！我建议胡主席：一，加封将军，同时大赦天下；或者大赦天下，不必加封将军。中国人民已经不能再承受枪杆子的政治高压，他们迫切需要慈爱的政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