然而我必须指出，所谓经济决定论只是一套神话，一套危险的神话。
第一、由于人具有自由意志，由于人类的发展在很大程度上依赖于知识的增长，而知识的增长具有不可预见性，所以人类社会的发展变化并不存在所谓客观规律。任何决定论，包括经济决定论都是站不住脚的。
人类社会如此?杂，以至于任何两种因素之间都不是简单的线性关系.有时候，人们的物质生活越提高，他们对政治参与的愿望越强烈。在这里，经济发展是政治改革的催化剂。有时候，人们越是有机会发财致富，他们越是对政治改革漠不关心。在这里，经济发展又成了政治改革的替代品。所以，埃尔斯特（Jon Elster）否认我们可以从社会研究中得出规律。他认为我们只可能找出机制（mechanism），据此对人类的行为作出解释。这就是说，我们必须参照其它因素，才可能对某一特定社会中经济发展与政治演变的关系做出一种趋势性的分析。
第二、经济发展、经济改革既非政治民主和政治改革的充分条件，也非其必要条件。希特勒治下的第三帝国曾经取得惊人的经济增长，但是它并没有导致政治民主，相反却强化了极权专制。俄国、东欧和蒙古的经验则证明，共产专制国家实现民主转型并不必须以市场经济和中产阶级为前提。
第三、台湾经验未必适用于大陆，因为共产党不是国民党.国民党从一开始就承认了宪政民主原则，孙中山提出军政、训政、宪政三段论，把一党专政视为阶段性措施。蒋介石在台湾坚持威权统治，也是把它当作非常时期的权宜之计。因此在国民党那里，要求实行宪政民主的声音总是正当的，合法的；而随着经济的发展与内外环境的安定，国民党就越是无法抵制要求回归宪政的呼声。共产党却不同。共产党从来没有承认过宪政民主原则，它把自己的一党专政看作天经地义.直到今天，它还一再宣称反对“西方式民主”，发誓要坚持党的领导“永不变色”。中国的经济越发展，共产党越是把功劳记在自己的帐上，搞起专制来越是“理直气壮”。
第四、“六四”后不同于“六四”前。“六四”前的中国，经济改革起到了促进政治改革的作用。因为经济改革就是改掉计划经济重建市场经济，这就在意识形态上颠覆了共产党统治的合法性，所以它顺理成章地强化了政治改革的正当性，强化了人们对政治改革的要求。然而在“六四”和“苏东波”之后，共产党的意识形态彻底破产，共产党的统治沦为赤裸裸的暴力统治，它只有凭着经济发展的成就即所谓政绩为自己的存在辩护.所以在“六四”之后，经济增长反而成了中共当局抵制民主改革的藉口。
第五、由于缺少公众监督和民主参与，“六四”后的经济改革必然沦为权势者对普通民众的公开掠夺.这样的改革越深入，权势者们越不愿、也越不敢再进行政治改革。在这种畸形改革下成长起来的许多中产阶级成员，即便他们不属于分赃集团，即便他们也有政治改革的要求或愿望，但是由于他们清楚地意识到目前整个经济秩序是建立在极大的不公正之上，而自己的经济利益又和这种不公正的经济秩序有着难以分割的关系，他们担心政治的变革会引发经济清算，从而导致现有经济秩序的混乱乃至瓦解，进而危及自己的经济利益，所以对政治改革抱着十分矛盾的态度，欲迎又拒。
由此观之，在今日中国，经济改革并不会导致政治改革。在今日中国，与其说经济的增长，不如说经济的危机，更可能成为政治改革的驱动力。
讲到经济决定论，不能不联想到马克思主义.马克思主义本身就是一种经济决定论。我们可以说，现今流行的经济决定论是马克思主义的翻版，只不过结论正好相反。这两种经济决定论之间的分歧，在理论方面不如在心理方面那么大。马克思主义利用它的经济决定论作为一种鼓动人们进行政治斗争的方法，相信历史必然性就是要人们相信起来进行斗争的必要性。现今流行的经济决定论却相反，它否认政治斗争的必要性，让人们用等待代替抗争。
必须指出的是，中共专制之所以能延续至今，在很大程度上就是因为有太多的人迷信这套经济决定论。他们总是一厢情愿地以为，只要帮助中国推动经济改革和经济增长，也就是帮助中国走向自由民主。殊不知到头来他们只是帮助了一个专制强权的兴起，使中国更远离民主的目标。一切追求自由民主的人们，再不能让这套经济决定论自欺欺人。
(自由亚洲电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