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过最近一段时间里只要打开电视，时间早至“东方时空”，中至“焦点访谈”， “晚至“新闻调查”；从政论栏目到访谈节目都忽然蜂拥而至的争先恐后报导着关于深圳一个好心歌手丛飞先生的事迹，说老实话老崩几次被这位先生具有真诚感召力的言行感动掉下泪来，在这个纷繁复杂、群魔乱舞的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社会里还能一成不变的坚持做一个自己心中定位不变的好人已属难得，而能够充分领悟到“多施善举、从我做起“的道理更是非一般人能比。
可另人无法忍受的是，中共的瘪三无赖本性此时此刻又显露了出来，利用这本来与中共毫不搭界的纯洁高尚事迹大做文章，试图总要把丛飞个人事迹的正面影响扯上半拉子贴到中共牢牢霸占的政府脸上去，甚至煞有其事的导演了一出令人啼笑皆非的丛飞医院火线入党的闹剧。此举无非是想让中共奴役下的中华民众产生一种思维逻辑上的错觉，中共政府是丛飞事迹的推动者也就是等于正是由于中共政府的悉心培养才会出了丛飞这种人。
是臭的就扔，是香的就抢，这正是中共历来世侩心理的集中体现；但他们也在不知不觉中忽略了丛飞事迹中的两点核心：一、丛飞还在小学低年级时就已被迫辍学。二、丛飞资助的全是因各种情况辍学在家的孩子。由此看来，中共想利用丛飞事迹照以往的模式往自己脸上贴金高唱社会主义好的情况是很难发展延续下去的。
中共政府至今还在不顾事实的宣传着中共独裁统治下的教育体系是九年制义务教育，且少数民族边缘地区适龄儿童还享受着种种就学的优惠，并试图向其统治区内乃至统治区外宣扬中共政府是不计成本的普及广大适龄儿童们的基础教育，营造一种中共十分关注并推崇教育的氛围。可上推至丛飞小学时期、下至丛飞最后资助的一批孩子们截止，适龄儿童失学早不是一个点、更不是某个个别现象，而是迅速恶化成为普遍存在的跨区域、跨民族、跨年龄的一种趋势；当然中共政府总是会一如既往的把这些归咎于无钱上学之类的理由，可既然是“九年义务教育制”，那“义务”二字应该做何解释。老崩想这个问题应该让江核心时代极力主张“教育产业化”而替自己和中共赚得盆满钵满的陈至立女士解释再为恰当不过了，当然老崩同时也祝福这位曾经的教育部长在用“我国的九年义务教育是政府用纳税人的钱向广大学龄儿童提供的一种公共产品，且是具有公益性、全民行、基础性的”的种种慷慨陈词口沫横飞的向民众做解释时不会冷不丁的咬到自己的舌头。
另一点就难免还是要戳戳中共贯穿始终“愚民政策”的腐臭根本路线；鼓励多学知识、为祖国贡献力量这张画皮不知不觉中在中共上台独裁统治大陆地区后欺骗几代人，蒋公时代那一大批学成海外归来及本土成就造诣颇高而被中共花言巧语哄骗留在大陆的国际型学者、国学级大师如今已经所剩无几，他们中间的大多数人都已经在中共发动的三反五反、文化大革命、六四等一系列清剿运动中归于尘土，而中共数十年的闭关锁国政策则使侥幸残留下来的学者及其后继者原来保持的先进科技技术及其学识纷纷变成了鸟笼里的近亲繁殖，而文人们则是一个个患上了严重的缺钙型佝偻病，在正义及大是大非面前再也无法仰首阔步的勇往直前、纷纷退化成“原始人”。使中国本来处于领先甚至一流的科技技术、文化纷纷变成了散发出一阵阵棺材里腐尸气味的、在中共口中宣传的各
种“世界第一”“人间奇迹”。而对于诞生在中共正式统治下的新生代，刚刚开始中共还需要衬衬尊重教育、全民教育的门楣，于是还能够生拉硬拽的让极少数所谓“又红又专”的部分人走出去（当然也仅仅是去苏联老大哥或是共产主义兄弟国家），可过不了多久时间中共就发现这一批人带回国的思潮与科学技术都或多或少的戴着一些令中共颤栗的所谓修正主义气息，而这直接威胁到了中共的独裁统治的根基；“皮之不存、毛将焉附”的道理在深谙权术之道的中共头头脑脑们都清楚得很：中共统治区里“宁要愚民三千，勿存智者一个”。于是作为为高等教育输送人才的源头－－九年义务教育就变成了空洞的流于形式的口号，随之而来就是被迅速的被泡沫化及边缘化的厄运。
而客观存在的另一个事实就是被中共各级官员挥霍一空囊中羞涩的各级财政已拿不出多余的资金去做对于广大官僚们自身政绩没有任何关联的善事，但上至中共中央，下至街道办事处手中都有一张好牌，那就是利用一切可能充分调动起民众潜意识里的“善 ”，让这些民众分担在本质上本不应属于他们的责任，而且还能够在这些民众做了本该属于政府行为的事情后还能心甘情愿本能的的发出“这是我份内事”的声音。
冷血的中共正是一次又一次利用了中华儿女“上善若水、厚德载物”的传统美德作为其两面欺诈，左右逢源的幌子，本已是阴毒之极；而如今频繁利用种种手中掌控的宣传机器榨取民众的辛苦血汗钱去擦中共不愿涉及的义务教育黑屁股的本末倒置手段则更是恬不知耻。联想到这几年来在各种媒体报导及镜头下的某贫困病人家属在装修豪华奢侈的医院中、在医生那冷漠麻木的表情下频频跪下乞求其的良知发现悬壶济世时，不免得让老崩在盛夏之时感到一股阴冷的寒流迎面袭来；而反过头来看，当善良的广大百姓总是类似于奶妈般越俎代庖把政府部门份内的负责事项一一完成并当成一种快感形成一种习惯后，这种饮鸩止渴的做法又何尝不是一种悲哀。
原载《议报》第208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