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晓波：倾听突破“信息柏林墙”的自由声音 祝贺《德国之声》开播四十周年

1961年，当共产极权的独裁者筑起阻隔自由的柏林墙时，世界上的自由国家与德国人民站在一起；1989年6月4日，当中共用全副武装的军队镇压心向自由的中国人时，西方的自由国家都向刽子手发出正义的谴责。
不久后的1989年11月9日，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轰然坍塌。那时，我因参与八九运动而被囚禁在秦城监狱，当我知道“柏林墙”坍塌的消息时，发自内心的喜悦，使那几天成为黑色牢狱生活中最鲜亮的日子。我浮想联翩，想到纳粹极权的大屠杀罪恶和共产极权的近半个世纪的恐怖政治，也想到曾为人类精神作出伟大贡献的歌德、席勒、荷尔德林、海涅、贝多芬等大师，特别想到对我影响最大的伟大哲学家康德。

康德哲学，为人类的理性划出界限，对克服人类的自负和狂妄起到过划时代的作用；康德伦理学，在理性主宰一切的启蒙时代，为人类的信仰保留应有的尊严。更重要的是，在专制主义依然强大的时代，康德第一次提出“人是目的而非工具”的政治伦理原则：社会中的每一个分子，1，作为人都是自由的；2，作为臣民都是平等的。3，作为公民都是独立的。他更强调，自由体制才是通向永久世界和平之路；康德也为启蒙运动提出最响亮的口号：“勇敢地运用你自己的理智！”这样的启蒙所针对的，主要不是知识上的无知而是道德朦昧，即，呼吁人们拿出勇气，摆脱那种不经他人引导便无力运用自己的理智能力的未成年状态。

因为康德、歌德、席勒、贝多芬，也因为中德两国都经历过极权主义所制造的巨大苦难，使我对德国有种特殊眷恋。纳粹极权把整个德国拖入战争的深渊并犯下种族灭绝的罪恶，共产极权使一半德国人生活在恐怖政治之下，直到柏林墙的彻底坍塌，德国人才获得了完整的自由。中国人承受过的共产极权大灾难，更是举世罕见。

16年前的１９８９年，更应该是载入中德两国史册的日子，中国人争取自由的伟大八九运动，在6月4日的屠杀中悲惨落幕；而德国人争取自由的事业取得了最终的胜利，阻隔东西德的柏林墙轰然倒塌。两个与人类的自由事业命运攸关的日子，同样令整个世界震惊。然而，两个日子给世界的感受却全然不同：一则以大悲、一则以狂喜而铭刻史册。

按照感同身受的常识，在西方自由联盟的帮助下推倒了柏林墙的德国人，理应对遭受血腥六四的中国人有着更深切的同情。然而，现在的法、德两国领导人却全力推动欧盟解除对华军售禁令。如此重经贸而轻人权的对华政策，让我感到困惑和不解。

众所周知，16年前，欧盟因六四屠杀而对中共政权实施武器禁运，人权问题是武器禁运的法理依据。禁运令也明确规定武器出口与人权状态挂钩。显然，是否废除这一基于人权理由的政治决定，首先应该视中国的人权状态而定。

六四后的十六年以来，尽管，中国经济取得了长足进步，人们的价值观念也在日趋多元化，但经济发展像高速火车，而政治及人权的发展却像蜗牛，远远落后于经济发展和观念变化，不要说言论垄断、频繁文字狱、禁止民间结社、大规模宗教迫害和弱势群体的悲惨处境，即便与六四屠杀相关的人权状况也是原地踏步：中共政权至今不承认镇压的罪错，六四亡灵没有得到安慰，六四难属受到压制，因公开要求为六四正名的蒋彦永医生遭受迫害，因反对镇压而下台的前总书记赵紫阳被软禁至死……所以，时至今日，中国人仍然处在一党独裁的阴影之下。当下中国人最需要的是民主和人权，而不是尖端武器。

我不知道，以人权问题为法理依据的禁运令，在中国的人权状况仍然糟糕之时，德法两国领导人声称已经无理由维持“军售禁令”的证据何在！

在一个全球化的世界上，经济自由化固然重要，但政治民主化更为重要；发达国家与落后国家之间的财富差距固然令人痛心，但自由国家与独裁国家之间的人权状况的差距更应该令人瞩目。没有政治民主化，经济发展将遭遇难以突破的瓶颈，也不可能获得持久的发展动力。现在，独裁下的中国正处在两级分化－－不仅是贫富分化且是政治与经济的分化－－日益加大的危险状态中。所以，自由国家在与中共政权打交道时，不应该为了经贸利益而牺牲人权。如果仅仅为当下的经贸利益而牺牲人权，那就不只是在亵渎奠基于西方的人类共同价值，而且是在损害西方国家和全世界的长远利益。

自二战以来，有一种相对主义的文化观和国际观颇为时髦：批判西方中心主义，强调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文化和制度，为了这样的尊重，甚至容忍某些国家的道德残忍和政治野蛮，容忍独裁者对本国国民的任意处置。然而，尊重不同国家的传统及其文化与容忍邪恶的独裁制度是完全不同的。在我看来，这种相对主义的国际观和文化观是典型的“新朦昧主义”，它不是缺乏财富的经济贫困，也不是缺乏知识的理智朦昧，而是缺乏人性良心和道义勇气的道德朦昧。正是这种失去正确道德方向的“新朦昧主义”对邪恶的容忍，撕裂了作为人类共同家园的地球村，造成人类生存的悖论：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尊重与保障，另一极是对人之尊严的羞辱和剥夺；一极是人权高于主权的普世主义，是作为联合国宪章基础原则的保障和尊重人权，另一极是主权至上的国家主义，是不问是非曲直地尊重各国的主权与文化传统的国际规则。所有的独裁国家，正是在主权至上规则和所谓“多极化”口号的庇护下，对内践踏人权与实施国家恐怖主义。这种世界性分裂的不公、残酷和野蛮，远甚于南北之间的巨大经济差异。我不知道，尊重人权的文明和践踏人权的野蛮之间，如何和平共处或互不干涉？

中国能否和平转型为一个自由国家，不仅涉及到十几亿中国人的人权和福祉，也将影响到世界民主化进程和人类和平。所以，中国的民主化能否完成，不仅要靠中国人自己的努力，也取决于自由国家的支持。类似“德国之音”这样的华语媒体，就是对中国人争取自由的支持。特别是在互联网时代，境外媒体所披露的真相和所作出的独立评论，通过广播和上网，对突破中国的“信息柏林墙”起到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在康德逝世二百年之后，“人是目的”之启蒙之钟的鸣响，一直围绕康德这一声源。不幸的是，二百年后的今天，中国仍然处在把人作为工具的道德朦昧之中。作为一个心向自由的中国人，我在置疑德国政府的某些对华政策的同时，也感谢德国政府、德国人民和“德国之声”对中国问题、特别是对中国人权的关注。我把这种关注看作是来自康德的启蒙之音的当代回响。

这回响，正穿过封锁中国人视听的“信息柏林墙”，给中国人争取言论自由的事业以支持。我坚信，在中国人自己的持续努力下，也在自由国家提供慷慨帮助下，中国的“信息柏林墙”的坍塌的日子，不会太远。

2005年2月25日于北京家中

大纪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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