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大代表、政协委员有能力说真话，他们是受法律保护而专门说真话的，而且在两会上正大光明地说，即使说错了话也有“豁免权”。所以，北京市人民代表、冰心的女儿吴青，每次开会总是先抢话筒，抢话筒是发现了问题敢实话实说。例如1984年，吴青第一次参加海淀区人代会时，听到主持人介绍一名干部“他是某某人的儿子”，她就立刻站起来反驳：“不能这样介绍一名干部，我们要知道他本人的政绩”。吴青做了20年代表，开创了“三个第一”：第一个手捧《宪法》维权；第一个设立“选民接待日”；第一个反对官员列入专门委员会。只可惜像她这样的人民代表还不是很多。
见风使舵的政客型“专家”海着呢。龚建平，这位前国际级足球裁判因收受贿赂，于2003年1月29日被判决有期徒刑10年，于2004 年6月11日因血癌去世。问国人，相信中国足球圈里只有一个“黑哨”吗？挺不过良心煎熬而说出了真话的，却成为“替罪羊”。
李昌平，中国一个极其普通的镇党委书记，上书国务院总理，呼告“农民真苦，农村真穷，农业真危险”，喊过之后怎么样？由他自己来“埋单”－－被迫出走打工，因为他严重“破坏”了当地的“游戏规则”。
而在中国人非常熟悉的那场“非典”中，如果没有钟南山大胆说“不”，那个卫生部长会被撤职吗？“非典”还要夺去多少人的生命？
张志新说真话行刑前被割断喉管。与之相比，今天的舆论环境好多了。为什么说真话还是那么难？
记者敢说真话吧。“反腐记者王勤荣”，因揭露某省假灌溉工程，而后被一个小小的“案子”缠上，被判处12年徒刑，此刻正在监狱里。“中国身价最高的记者”王克勤，仅2001年在他的笔下送进监狱的黑恶分子就达160多人。他被《南方周末》评为“2002年度中国传媒杰出人物”。有人曾出500万元买他的人头。因此他一家三口被迫到了京城，连每个月的电话费都付不起，妻子没有工作，生活陷于困境。
主持《实话实说》的崔永元，真的是一个敢说真话的汉子。“我可以保证，我进入中央电视台之后，从没有走过一次穴，拿过一分‘黑钱’！”在谈到对“主持人”这三个字的理解时，他严厉地批评：“其实主持人就是人，但现在好多主持人做着做着就不是人了！”痛快！可是，崔永元说他已经患上严重的忧郁症。
回过头来看看某些人大代表。开会举举手，选举打打勾，吃饭喝喝酒，木偶人一个。被媒体誉为“议案大王”的广东省人大代表王泽华感慨地说：“在我身边竟发现有30％─40％的代表五年都不说话！”
还有谁有能力讲真话？老师敢讲真话吗？有个老师因为反对补课，年度考核被评为“不合格”而下岗了。医生敢讲真话吗？南方某大医院某医生，出世没几天的孩子被烤死在护婴室的温箱里，妻子也是本院护士。他们发誓要追究医院的法律责任。但是医院领导传话过来：随他们去告，本医院全省最好，医疗技术和名气最大，谁如果砸了医院的牌子，我们就砸谁的饭碗。一听这话，这对夫妇再也不敢言告了。不能为死去的孩子讨公道的负疚，讨了公道就面临下岗的巨大压力，成为他们心中永远的痛。全国有多少职工具有这对夫妇类似的经历，受到了不公乃至严重不公的待遇，惟一能做的就是把泪水往自己肚子里咽，稍有怨言，领导就以待岗、下岗相威胁。
从理论上讲，每个人都有权利说真话，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能力说真话的。有能力说真话的人不能说、不想说、不敢说真话，那问题就大了。要让有良知的人敢于说真话，敢于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就得保证不被人从“背后”下“杀手”，就得保证不被领导把一点小问题当做政治、经济的大问题而被规章、甚至被法律“做掉”。这得靠什么来支撑？靠法律制度，靠可以操作的法律措施来保证，譬如言论自由，譬如有说真话且有保留自己的意见、并宣传自己的主张的权利。更重要的一点，让说真话的人有个正常的结局。这又是一个老问题了。打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