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尔前总理为本党募捐竞选经费，未落私人腰包，黯然辞去终身名誉主席的职务；苏斯姆特前议长（女）因利用空军公务飞行顺便看望女儿，被新闻界追踪。这样的事情在中国简直是小菜一碟，说明民主国家的政治毕竟比我们清明得多。
八九年天安门学生的口号就是“反官倒”、“反腐败”。邓小平下令开枪杀人，民主运动被扑灭了，贪污腐败的毒焰越烧越旺，从六四凶手之一的北京陈希同，到广西成克杰，江西胡长清，安徽王怀忠……位高权重，贪腐罪行一个比一个惊人。“双规”、判刑，开杀戒，都无法阻挡贪腐大军继往开来。其实，从中国封建时代开始，从来没有停止过反贪腐的整肃惩罚。明太祖朱元璋治贪手狠，不仅杀头，而且剥下人皮，再填充稻草，悬以示众。可是和呻这样的贪官还是代有传人。满清一朝，整肃何尝不力，可是贪官依旧层出不穷，旧黑幕小说官场现形记和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写尽了清末官场黑暗的现实。国民党大陆末期腐败公行，给共产党夺取政权提供了重要的机会。共产党的贪官独领风骚，再创历史新高。同样是中国人的土地，香港就能借助廉政公署肃贪成功。原因在哪里？明清皇朝，国民党专制和共产党专政，都是专制社会，只有香港社会享有自由，新闻自由和言论自由令贪官污吏难以藏身，难以遁形。查看德国的反贪机制，发现顶多在一些中心城市设立个别的举报中心，责成国家检察机构和警方接纳公民举报，并没有中国各地党内设置纪律检查委员会，政府设立反贪局那样叠床架屋的常设机构，完全依靠法治系统。
在中国的官场内外，实行的是一套陈陈相因，千年传承的“潜规则”，这种规则党章不载，宪法不录，却从专制帝国时代畅行至今。共产党的贪官仅是把它更加现代化了。如何送礼，如何逢迎，如何展现政绩，如何拉帮结派，如何为上级安排情妇，如何掌控媒体报喜不报忧，如何谎报统计数据，如何防范地方百姓上访，这些都是地方党校和中央高级党校从不开设的课程，可又是每个干部不能言传，只可意会的必修课程。下过基层，受过提拔的党官，包括胡锦涛，温家宝，绝对对这些潜规则烂熟于心，也知道它们跟共产主义相去万里。他们的任何招数－－三讲、倡廉、审计、中央调查组、死刑及于省部级高干－－仍不足以阻吓贪腐巨浪。因为不消灭一党专制，决不可能祛除这样的痼疾。
多党竞争的民主国家，为争取执政权力，各党派互相监督和检举的机制和新闻自由有利于揭发政界的腐败和贪官，好比多家厂商竞争，很容易淘汰劣质产品。一党专制的社会中，没有根本的竞争监督机制，纪委和反贪局仍然受同级党委的领导，司法案件更要受党委下政法委员会的制约。好比一家厂商垄断市场，任何投诉都由同一个经理部接纳，结果永远无法淘汰劣质产品。如果人人都贪，少数坚持清廉的干部则更加感觉孤立，倍受猜忌。于是自然地更加推进干部队伍的同流合污。于是中国出现了集体犯罪，一烂烂一锅，大规模资金人员外逃的大面积贪腐现象。总而言之，中国的贪腐是制度性的贪腐，是一党专制与生俱来的毒瘤。面对中国的制度性贪腐，只谈反贪，不谈结束一党专制的领导人，要么是只会治标，不能治本的庸医，要么是拒绝卫生，讳疾忌医的庸人。
──《观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