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锦涛顺利接过军权后，突然发动对自由知识界的严厉整肃：中宣部召开专门会议强调意识形态主导权，官方开始有意识地“反自由化”，先是中共有关部门组织召开批判“新自由主义”会议，接着是中共喉舌及其御用文人对“自由化”和“公共知识分子”进行高调批判，甚至有御用学者公开发出“民主化祸国殃民”的警告。与此同时，官方又开始了对“自由知识界”的新一轮打压：一、中共意识形态部门再次开除新的封杀名单，重点在“反自由化”，封杀还能在国内媒体发言的自由知识分子，分别针对经济界、法学界、文化界、新闻界、民间维权和时政评论，比如茅于轼、焦国标、王怡、余杰、姚立法、贺卫方、刘军宁、张祖桦、章诒和等人，甚至还有中共老党员李锐。
二、官方下令封杀多部深受读者欢迎的书籍，如《潜规则》、《血酬定律》、《往事并不如烟》、《中国农民调查》等，就连温和而理性的茅于轼的著作也在封杀之列。
三、中宣部召开全国媒体会议，下达最新文件，提出二十九条不准报道的内容，包括农民上访、土地拆迁、官民冲突等。中宣部明文向各地下达通知，要求各级报刊“不得擅自报道有关蓄意爆炸、暴动、示威及罢工事件”，只可发新华社的统稿。
四、动用行政手段和专制手段迫害知识分子。原来就职于《西藏文学》西藏女作家唯色，因出版《西藏笔记》散文集而被砸了饭碗，原就职于《二十一世纪经济报道》的王光泽，只因他被邀请到美国参加“资讯时代与族群关系”会议，回国后就被报社解雇。发表《讨伐中宣部》檄文的北京大学新闻学院副教授焦国标，也已经被剥夺了他的上课权和研究生导师资格；山西的记者师涛和法学博士李柏光先后被捕，余杰、张祖桦、笑蜀和我等人先后被公安局传讯，有人的电脑资料被警察拷贝，有人的家被查抄，电脑、通讯录等物品被警察抄走，至今未还。这一系列整肃自由知识界的恶行，固然凸现了大陆的黑暗，对胡温政权的最后一丝新政幻想也随之破产。但由上述恶行并不能做出“一片漆黑”的悲观判断。关键在于从甚么角度看待大陆现状，是立足于推动政治改革的民间动力的角度看中国，还是从坚守跛足改革的官权角度看中国。尽管，大陆民间还无力阻止拥有全部国家机器的中共践踏人权，但权力在官府而道义在民间的社会格局正在凸现。正是依靠着底气充足的道义支撑，民间才可宰龅蕉怨俜蕉裥胁辉俪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