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0多年前，解读隐秘和孤立的中国对于美国情报界来说决非易事。今年10月，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把1948年到1976年期间关于中国的大量最高机密文件解密以后，当时情报界遇到的困难和出现的过失才被公之于众。
71份国家情报评估的时间跨度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夕到中国第一代领导人毛泽东去世的30年间。
乔治城大学的唐耐心教授说，中美当时没有外交关系，这是美国情报界无法获得关于中国的第一手准确情报的原因。她说：“在这些情报评估的涵盖时期，美国人没有实地经验。因此他们完全依赖别人为他们提供的情报。”
*两个重大错误*
美国和中国到1979年才正式建交。唐耐心教授说，由于缺乏直接情报，国家情报评估作出了一些相当不确切的判断。她说：“两个最重大的错误反映在对当时中苏矛盾和对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进度缺乏了解。国家情报评估认为中苏矛盾不象实际上那么严重，而且低估了中国研制原子弹的能力。”
布鲁金斯研究所的高级研究员卜睿哲在1995年到1997年期间担任美国国家情报委员会的亚洲部主任。他说，美国情报界关于1958年中国和台湾的冲突是为了试探美台的关系的结论是准确的。
卜睿哲说：“这是中国的内政吗？是支持其它地方的反美力量吗？还是为了试探美国和台湾的意图呢？我谈到的最后这种可能性，也就是‘试探’，在当今的学术领域并不被看好。但是根据我们所了解的来自中国方面关于毛泽东的想法，‘试探’一说实际上是对的。因此从判断来说，情报界看来是正确的。”
解密的文件只代表了美国对中国情报分析的一小部份，但是维吉尼亚大学的陈兼教授认为，被公开的内容足以揭示中美两国的思维方式。
陈兼说：“从这些公开的国家情报评估中，学者们可以试图了解一些因素是如何，以及为什么会在冷战期间导致那些错误观念的。通过了解和最终理解错误观念形成的原因，不仅有助于我们了解历史，而且还有助于理解中美关系的现在与未来。”
*技术进步情报分析更困难*
现在，象卫星照片这样的技术进步是美国情报收集的重要构成部份之一。虽然各种手段能产生许多数据信息，但情报分析却没有变得更容易。
惠廷在60年代担任国务院东亚情报负责人。他说：“情报分析更困难，更复杂，我可不羡慕那些要在淮蠖研畔⒅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