挂断电话，笔者换上一台旧电脑，到仅仅可以浏览到的新浪网去查寻信息，找到2004年11月18日《南方周末》发表的《我国信访条例修改在即，何去何从引发争议》一文。在早前一天，《时代人物周报》也发表过一篇《于建嵘信访撤销是否有利信访制度改革引争议》。纵观争议双方的观点，本人更倾向于建嵘先生基于大量社会调查所得出的结论和建议。道理很简单，本人今年也直接参与过多起上访维权案例，其中没有一位上访者是经过正常的信访渠道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的，反而大都因为长年累月地持续上访而劳民伤财以至于家破人亡。有些上访人甚至被活活打死在首都北京的信访机关门口。笔者认为：弱势公民被政府当局恶性侵权的问题，最终只能在公民本人与政府当局的平等对话和良性互动中得以解决，当下的根本问题是现行体制只允许政府当局为所欲为地乱动乱打，却不允许极端弱势的本国公民组织自己的农会和工会来平等对话和理性抗争，更不允许本国公民通过自由言论和自由出版对政府当局的恶意作为进行有效地限制和监督。废除机构庞大却毫无作为的信访部门的法外人治，在现行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还本国公民以组织农会、工会和自由言论的合法人权，才是解决社会矛盾、化解社会积怨的唯一出路。
按照《南方周末》的说法，信访条例的修改是在悄无声息的情况下进行的。它继续沿袭了以前部门立法、关门立法的传统习惯。在中共中央总书记胡锦涛的直接关注下，国家信访局在这一时期一直着手考虑修改现行的信访条例。直到11月4日，部分专家被邀请至信访局时方才得知，他们手中拿到的新条例草案预计在本月底通过。据记者了解，相对老条例，新方案最明显的变化是部分扩大了信访机构的权限，增加了一些?实权?。此前，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在接受记者采访时就表露，信访机构权力有限是导致信访效率低下的主要原因。但由于严格的保密措施，记者无法获知更多有关扩大权限的具体内容。
相对于国家信访局研究室负责人的强词夺理，《南方周末》记者还盗用?一位普通老百姓?的名义，用中国记者惯用的借刀杀人笔法写道：?一位普通老百姓对现阶段传闻可能取消信访表示强烈不满时说，当新鞋子没有买到手的时候，先别忙把旧鞋子扔掉。
而在实际上，中国政府在现行宪法和法律框架之外所设计的叠床架屋且等级森严的信访机构，根本就不是让本国公民走向阳光大道的?鞋子?，而是诱导本国公民跪着请愿甚至于跪着造反的永无出头之日的制度陷阱。它所预设的根本前提是地方政府当局可能会腐败堕落，而代表最高权力的中央政府及其领导者却是绝对正确的，本国公民不可以享受法律面前人人平等和制度面前人人平等的正当人权，只可以享受到反贪官不反皇帝的奴隶权利。毛泽东终其一生无法无天的倒行逆驶和伤天害理，都是在这样一种专制强理下贯彻执行的，后毛泽东时代一系列残酷镇压本国公民的人道灾难，同样是在这样的专制强理下得到落实的。就像美国公民可以通过正当程序公开选举并且公开罢免美国总统一样，中国人民的公民权利的真正起点，只能是对于中央政府和国家元首的依法监督与公开罢免。关门立法的信访制度和暗箱操作的《信访条例》，以及由此而来的置本国公民于极权之下的层层上访，本身就是对于中国公民自由平等的合法人权的公开亵渎和肆意践踏。
就在此前一天的2004年11月19日，来自湖南省湘西土家族苗族自治州龙山县他砂乡冉家村的上访人冉金菊、冉金玉姐妹，再一次找到笔者反映情况。说是她们这一次来北京上访，当地的政府官员马上就乘坐飞机赶到北京永定门火车站附近的上访村，在每天晚上只需要两块钱住宿费的棚屋里找到她们，要她们保证不再冲击中央政府机关。在冉氏姐妹所带的照片中，还有好几位当地政府官员在中央全会和人大会议之类的敏感时期专程陪同冉金菊到上海等地游山玩水的真实记录。
冉金菊的弟弟冉金华，又名冉金国，土家族，1978年生人，是家中的独子。1996年10月29日，冉金华与比他大4岁的同乡殷哲席，由湖南家乡结伴到杭州打工，10月30晚上被原杭州市公安局江干区公安分局（现为上城区公安分局）望江派出所干警当成窃贼抓捕，至10月31日上午10点钟被活活打死，至今既见不到尸体也见不到骨灰。在冉氏姐妹长达8年的上访历程中，曾经颇为幸运地得到过政协常委夏家骏连同当地政府官员的支持和帮助；但是，真正发挥作用的却是2004年8月1日由笔者代笔并在海外网站公开发表的一篇《赵燕为什么如此值钱？》。
2004年8月26日上午，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召集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杭州市信访局、公安局、检察院，上城区信访局、公安分局有关负责人，以及湖南省龙山县信访局、司法局，在排斥信访人冉金菊、冉金玉在场的情况下，举行了一个公然违犯中国现行宪法和法律程序的所谓?冉全菊、冉金玉信访案公开告知会?，当场兑现了18万元人民币的赔偿金，前提条件却是由冉氏姐妹保证中止上访。回过头来看一看，直接参与此案的浙江省人大常委会办公厅、浙江省公安厅、检察院，杭州市信访局、公安局、检察院，上城区信访局、公安分局、湖南省龙山县信访局、司法局以及并没有公开露面却一直在暗中操纵的全国人大常委会的某官员，为这桩并不复杂的恶性刑事案件所耗费的国家经费，早已超出区区18万元的许多倍。而冉氏姐妹所要求的最低限度的公道和正义却永远在这18万元赔偿金面前丧失了。按照冉氏姐妹的说法，她们在上访村成千上万的上访者中，算得上是最幸运的，以至于她们不敢告诉别人自己家里已经拿到了18万元的赔偿金。一位来自辽宁省的女士，因为弟弟被铁路警察活活打死而整整上访了20年，最近几天还跪在全国人大的门口哭泣喊冤却无人理会。中国现行信访体制的劳民伤财和恶贯满盈，由此即可见出一斑。
几个月前，著名民权活动家赵岩，曾对笔者讲述过弱势农民跪着造反的一个案例，说是辽宁省某个城郊的几千名失地农民，在上级政府官员面前黑压压跪倒一片，要求该官员主持公道，结果却是惨遭镇压。由于赵岩一向来去匆匆，这个案例他并没有给我介绍完整。赵岩现在已经被捕，笔者自然不便到狱中向他进一步求证。
2003年年底的12月30日，笔者曾写作过一篇《关于信访网站的初步设想》，现在想来，“信访网站”4个字本身就是假名词，即使当真要搞一个帮助上访人士呐喊呼吁的网站，这个网站的名字也不应该叫做“信访网站”，而应该叫做“公民之声”。每一位受到政府当局侵权迫害的中国公民，彻底摆脱跪着造反的奴隶思维，堂堂正正地站立起来既理直气壮又光明正大地通过组织自己的农会和工会来依法维权和理性抗争，才是埋葬法外人治的信访制度和《信访条例》的正当渠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