冤案不平拒不出狱的陆定一

1968年4月下旬，距离五一劳动节还有两天，陆定一被移送到秦城监狱。这是他第一次尝了牢狱的滋味。革命40多年了，在白区做秘密工作随时都准备进监狱，但终于一次次地化险为夷。这次真的进了监狱了，不幸的是，他进的是共产党的监狱。
　　这座监狱是50年代建造的，专门关押判处重刑的政治犯。“文化大革命”中，中国共产党的高级干部－－所谓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或者叫“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有不少人被关押在这里。陆定一对我们说了一个颇有讽刺意味的事情：这座监狱是原公安部副部长杨奇清主持建筑的，文革中杨奇清也被抓到这里来了。

　　陆定一被两个汉子挟上一部吉普车，风驰电掣地来到秦城监狱，一道门、两道门、三道门都过去了，车子停在院子里，下了车后，他环顾四周，弄不清这里究竟是什么地方。但没有等他看清究竟，他就被带到一间屋子里。

　　在这里，陆定一脱去身上的衣服，换上黑色的囚衣，钢笔、手表也都被留下了。这里有几座楼房，他被带进其中的一座，楼中通道两旁，铁门上都挂着一把锁。押送他的人把一个小门打开，“哐当”一声，铁门又关上了。陆定一心里明白了，他已经成为真正的囚犯了。

　　实际上，他失去自由已经两年了。1966年5月8日他从安徽回到北京，住在安儿胡同1号，他开始被软禁，后来又被送到看守所以及几处叫不出名字的地方，更是没有任何的人身自由。这次被关进监狱，成了名副其实的囚犯，却没有过一纸判决书，也不知道自己犯的是什么罪，只有陈伯达、谢富治、吴法宪的一个同意逮捕的批示，就被抓进了监狱。

　　陆定一愤怒了。“嘭、嘭、嘭!”他敲打着牢房的门，大声喊道：“我犯了什么罪?岂有此理!”

　　没有人理会他。只听到“啪搭”一声，牢房里的电灯亮了。一个灯泡高高地悬在天花板上，发出了并不太亮的灯光。

　　牢房的门上，挂着一块牌子，上面写着“68164”。它有特定的含义：68－－入狱时间，1968年；1－－特等犯人；64－－这个囚犯的编号。

　　在这个监狱里，陆定一的名字被这个68164所代替了。

　　牢房大约只有6平方米，是个单人的囚室。靠墙放着一张木板小床，床很低，离地面只1尺左右。角落里有个小水池，供盥洗之用，没有马桶，只是在水池边设有一个水泥便池，大小便之后，舀一勺水冲就完事了。房有两道门，里边是铁栏门，外边一道是木头门，门有窥望孔，下面有个6寸见方的小门，用来打水打饭。一个很小的窗子，高高在上，站在地上伸手也够不着。装在天花板上的电灯，开关却安在门外，由看守控制。这个电灯彻夜不关，以便于看守看到囚犯是在睡觉还是在干什么。

　　每天供应三次开水，每次一杯。

　　囚犯要严格遵守作息时间，每天早上7时哨音一响，即起床，晚上9时听哨音睡觉。平时不能躺在床上。

　　每天有一次放风，地点在牢房外地坪上，用墙隔成许多小格，犯人单独地放出来，走进自己那个小格里，谁都见不到别人。两行小格，一个挨一个，活像猪圈。只有站在高处的看守人员能看到犯人们的活动。

　　犯人的伙食极坏。1981年7月我们随同陆定一同志到青岛，住在八大关的宁武关路12号。有一天吃饭时，每人有一小碗西红柿鸡蛋汤。老人用调羹在汤里晃了几下，感叹地说：“在牢里要有这一碗汤喝多好啊!”西红柿鸡蛋汤，这是再平常不过的东西了。我们问：“你在牢里吃什么?”他说：“平时是粗饭淡菜，窝窝头白菜帮，只有春节时能吃一次饺子，或者有两个狮子头。”又说：“我12年没有吃过西瓜。”

　　但是在监狱里也有好处。陆定一说过，在牢里比在外面接受“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要好些，牢里多少有个规矩；而“群众专政”、“红卫兵审判”无法无天，任意打骂侮辱，不少人就这样被整死。我没有死，算是幸运。

　　陆定一进了监狱，而审讯他的专案组却一直没有撤销，审讯也仍在继续进行。有时三更半夜突然要提审他，仍然是那几个老题目。讯问完叫他回牢房写材料。有时材料写好了，交给专案组，专案组的人看也不看，当着陆定一的面把它撕掉，简直是在耍弄人。

　　这样的牢狱生活一年、两年、三年，周而复始地过着，没有正式审判他犯了什么罪，也没有说明判多少年，要坐几年牢，就这样不明不白当无限期的囚徒。他没有书可以阅读，也看不到报纸，与外界完全隔绝。但他不会没有思想活动，党怎么样了?国家怎么样了?作为曾经为革命出生入死的老共产党员，他很自然地要想到这些。想起自己的这些遭遇，他不禁喟然长叹：国法何在?正义何在!他继续写申诉，连自己也不知道已写了多少次了，但他还是写，又同样的如泥牛入海，毫无消息。

　　有一次，专案组看到他的申诉，暴跳如雷，大骂他企图翻案，决定要给他一点颜色看。

　　于是，陆定一被第二次带上手铐，连吃饭、睡觉、大小便都不给松铐，只有在半个月一次的洗澡时才被摘下来，半小时后洗完澡又立即被带上。铁铐套在手腕上，皮肤被磨破，露出鲜红的肉，钻心一样地疼痛。他把衣袖塞到手铐里，连衣袖也被磨破，殷红的血水渗在袖上。

　　长期囚禁在单人牢房里，容易出现两种情况：一是缺乏人与人之间的交流，精神会失常；二是除了审讯之外，没有人和他说话，可能失去说话的功能。陆定一也担心他会出现这种现象，于是他想办法避免。办法之一是他常想一些可笑的事情来哈哈大笑，想不出什么可以笑的，就学京戏中的大花脸，发出哈哈的笑声。办法之二是唱京戏，既发出声音，又让舌头转动，因此他蹲了十几年监狱，并未失去说话的功能。

　　“九·一三”事件发生后，监狱的看守以及专案组，一直对陆定一保密，因为他的罪状中就有一条“对林副主席刻骨仇恨”。如今这笔账怎么算，专案组颇感为难。因此干脆不提，好像没发生这件事。但是总不能长期瞒下去，他们自己也透露出来。陆定一很长时间才知道这件事。

　　1972年12月，有一天，陆定一被传唤到了监狱的办公室，那里有三个人等着，向他传达说：中央接到反映，说监狱里有人搞法西斯，搞法西斯是不对的，伟大领袖毛主席有最高指示：法西斯式的审讯制度应该废除。今后如有打骂、刑讯逼供等情况，你们可以讲出来，也有权直接向中央控告。

　　陆定一立即不客气地说：“有呀!我意见多得很，动不动就给人带手铐不就是法西斯。多年来专案组的负责人法西斯罪行很多，刚才说的只是一个例子。”

　　后来他才知道，被关在这座监狱的原中共北京市委书记刘仁，戴了两年手铐，被活活铐死了。

　　陆定一思忖，有谁能关心秦城监狱这些囚犯?原来是原铁道部副部长刘建章被关押出狱后，冒死上书毛泽东，将监狱里种种残酷现象和刑讯逼供等一一揭露出来，周恩来才派了人来，不准在秦城监狱搞法西斯。

　　然而监狱里的情况并没有多少改善，寒来暑往，春去秋来，陆定一的囚徒生活，年复一年，除了审讯少了些，没有什么变化。

　　1975年，邓小平复出并且进行了“全面整顿”。根据毛泽东提出的尽快结束专案审查把人放出来的意见，在周恩来、邓小平的推动下，中央在落实政策、解放干部方面采取了重大步骤，除与林彪集团有关的审查对象和其他极少数人外，对大多数被关押审查者予以解放，搞清楚的予以平反。这使300多名高级干部获得解放，其中一些人还陆续被分配工作。

　　但是，解放干部受到很大的阻力，阻力来自“四人帮”。这年4月，《红旗》杂志发表了张春桥的文章《论对资产阶级的全面专政》，气氛又紧张了。江青大肆鼓吹“反经验主义”，影射、攻击周恩来总理。11月初，掀起了“反击右倾翻案风”的运动，中国又是寒凝大地了。

　　11月12日，中央政治局举行会议，讨论陆定一的问题。会议给陆定一定下三条罪状：一、阶级异己分子；二、反党分子；三、内奸嫌疑。会议还作出“永远开除党籍”的决定。这次会议周恩来因为病重没有出席，邓小平与众不同，提出“还是留在党内”，但他孤掌难鸣，这个意见没有被接受。

　　这个决议被作为中共中央1975年25号文件下发全国，党内外都传达了，直到居民委员会，范围之广是少有的。

　　为什么在这个时候对陆定一作出如此严厉的处置呢?因为他一直拒不承认强加给他的罪名，那时又在批判“右倾翻案风”，江青一伙要“杀鸡给猴子看”，就从陆定一开刀。

　　这份红头文件同时也决定：释放陆定一出狱，离开北京，放回原籍，每月发二百元生活费养起来。

　　自从1966年5月8日被软禁算起，到此时已经9年多了，能够出狱回家，这不是好事吗?不，你要出狱，先要对这些决定签字，这就等于承认自己是阶级异己分子、反党分子。陆定一拒绝签字。

　　监狱外的儿女们望眼欲穿，希望能见到父母，但是九年了，音讯杳然，听到传达文件，希望仍然落空。

　　他们向有关组织写信，一封封都没有回音。兄妹们觉得用老办法没有什么效果，得有新招，他们想起直接写信给毛主席。

　　这时已是1975年，陆定一失去自由已经9年了。兄妹们打定这个主意后，就商量信怎么写法。他们想起毛主席的文章和诗词里不是喜欢用“典”吗?我们何不也找个“典”呢?他们苦思冥想，终于找到了“典”了。“涸辙之鲋”这个典用上去，或许能感动毛主席，只要他老人家发发慈悲，父亲也许有出狱的指望。

　　兄妹们怀着一颗虔诚的心，向毛主席披沥自己对父母的怀念，经历一个通宵，字斟句酌，终于把信写成了。

　　敬爱的伟大领袖毛主席：写这封信，泪水同笔墨齐下!我们是陆定一的三个子女。自“文革”一开始父母便受到隔离，至今九年，杳无音讯。我兄妹只有相对悲咽，告诉无人!但我们深信，父母是忠于党，忠于您老人家的。即使犯了错误，决不会是反革命。记得父亲被抓走时，对我们讲：“如果我倒了下去，便是爬也要跟党走的……”

　　如今他身陷囹圄，重病在身，恳求您准他出狱治病，则恩同再造。

　　涸辙之鲋，但求升斗之水。只要能家人团聚，终老于林泉之下足矣!临书涕泣，不尽禀诉!敬祝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陆德陆健敬上陆瑞君

兄妹们的这封信，毛泽东还真看到了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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