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报上看到：中国大陆名作家谢冰心生前接受海外作家记者访问时，对文革吹捧、对孔夫子诟骂、对逃去台湾的大陆老一辈文化人士不满。凡此种种，使得一些人颇有微词，有人甚至骂谢冰心没有“风骨”。批评谢冰心的人应该知道，生活在五O－八O年代的大陆知识份子，一个个犹如惊弓之鸟，岂敢面对海外来历不明、立场左倾亲共的作家记者说真话？为了自己的安全，更为了保护自己钟爱的家人，当然只好与中共的党中央保持一致，发出与中共宣传机器相同的声音。
我觉得，谢冰心在中共专制统治之下说了什么违心话，做了什么违心事，都不应该追究，而且应该原谅。这根本不是什么“风骨”问题，而是生死交关的问题。不在大陆生活过的人，是不可能明白的。
但最令我感到奇怪的是，从六O年代到八O年代，有许多生活在美国、已经入了美籍、有美国护照保护的中国人，居然无视中国大陆发生的种种践踏人权、灭绝人性的政治运动。他们认为反右运动是必需、大跃进正确、文化大革命有道理、大饥荒无法避免，甚至将近一亿人非正常死亡也指为中国人口太多的结果。因此，他们吹捧毛泽东、江青，对极左派肆虐所造成的种种血腥事件表示可以理解，因为美帝国主义杀戮印第安人、迫害黑人的罪行有过之而无不及，美帝国主义可以这样侵犯人权，我们的社会主义祖国为什么不可以？何况我们杀死的是自己中国人，不是外族人。
在我记忆中，一九七一年到七三年，有许许多多的知名知识份子络绎不绝地进出中国大陆，尤其是美国总统尼克森去中国大陆访问，会见了毛泽东、周恩来以后，美国许多华裔知识份子纷纷组团进入中国大陆，接受中共官方的款待，并在官方安排下会见“生活幸福”的亲友，回来纷纷以中英文撰写文章，吹捧中共的成就，描绘中国大陆“社会主义初步繁荣，人人温饱”的康乐现象，在海外掀起了一阵知识份子亲共的热潮。
曾经在一九五七年得到诺贝尔物理奖的美籍华裔科学家杨振宁，就是其中表现得最积极的知识份子。根据他在公元二千O二年元月份接受香港记者访问时透露，他早在尼克森破冰进入大陆前一年，也就是一九七一年便已悄悄进入中国大陆，得到毛泽东与周恩来频频接见，备受恩宠，回美国后他才宣扬。到了七二年尼克森进入中国大陆后，杨振宁才在香港左倾杂志上公布了七一年九月二十一日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的内容，引起海外华人社会的注意。
一九二二年九月廿二日出生的杨振宁，是安徽省合肥县人。二OO二年，杨振宁八十大寿前夕又接受香港记者访问，谈论他得到法萨尔国王国际基金会（King Faisal International Foundation）二OO一年科学奖的经过，并表示要把他所得的二十万奖金捐给他曾任教的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作为杨振宁奖学金基金会的基金。
杨振宁在接受访问中不愿多谈得奖细节，却与记者讨论到他亲共的情结与中美关系问题。他说，他七一年到大陆访问，台湾方面很不高兴，有人骂他是“杨匪”。他解释说：“我不是共产党员，也不是共产主义的信徒，我最关心的是中国的发展和两岸的和平。”
其实，杨振宁在七O年代之前的立场非常清楚，那就是反对中共、亲近台湾。一九六七年底，他接受国民党党报──《中央日报》记者赵浩生的访问，畅谈了他对中共政权的看法，也知道中共千方百计统战他。
赵浩生在他访问杨振宁的文稿中这样写道：“自杨李二氏得奖的消息传出，以至在瑞典京城举行颁奖盛典的前后，中共曾用尽心机，企图将这个崇高的国际学术荣誉变成他们的政治本钱，这项活动不知使得被劫持在大陆的杨李二氏的师友亲属及杨李二氏本人遭受多少烦扰与不快。”
杨振宁向赵说：他得奖消息传出后，中共科学院副院长吴有训领衔打来一封贺电，因吴有训是他的老师和父执，所以他接贺电后就打了一个回电致谢。当他夫妇抵瑞典斯德哥尔摩下飞机时，出乎意外地看见当年在西南联大和他最熟的一位老师张文裕也在那里。在机场未得多谈，回到旅馆后他和张文裕通了一个电话，张在电话中告诉他，他是代表中共科学院前来观礼的……。这可以证明中共派张来作代表，确是经过一番苦心选择的。
根据赵浩生记载：当杨振宁接受颁奖的典礼举行时，他为张文裕留的贵宾座竟空在那里，张文裕没有来。后来才知道，中共因台湾中央通讯社的记者弄了一张观礼证，要采访这个新闻，一气之下命令张文裕不可出席观礼，并向瑞典政府抗议。赵浩生这样记载：“盛宴过后舞会开始，张文裕神秘而痛苦的影子匆匆出现，又在音乐悠悠、鬓影钗光和香槟的泡沫中消逝了。”
杨振宁承认，这件事在他记忆中是蔚蓝中一点黯淡。“他说，他至今还不知道当时真正的经过情形，事实上在这次中共的阴谋中，张文裕只是一个被利用的工具。”
赵浩生在文稿中这样写：“中共究竟希望张文裕此行达成什么任务？我们无从猜想。他们大概还不敢在这崇高庄严的国际学术盛典中公开劫持杨李两氏，但至少希望杨李二氏当时在公开谈话中提一句‘祖国’或表示一下‘感激’，这也就足够中共利用大作文章了，但结果连这一个目的也不曾达到。”
根据赵浩生的报导，在诺贝尔奖颁奖典礼上，中共派出吴有训、张文裕到瑞典对杨振宁统战，被“中央通讯社”记者所破坏，吴、张两人不但无法接近杨振宁，甚至因抗议瑞典搞“两个中国”阴谋而不参加颁奖后的酒会。因此可以说，中共对杨振宁第一遭统战败北，杨振宁得奖后返回他定居的美国，也把他的荣誉归于美国。
然而，中共方面并不死心，他们想派人来美国；但美国那时还不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也与中共没有外交关系。因此，只好派出杨振宁的父母亲杨武之夫妇，于一九六二年飞到日内瓦与从美国去的杨振宁见面。
杨武之不辱使命。他一见到杨振宁立即向他“介绍了许多新中国的建设与新中国的思想”。杨振宁在美国大概知道四九年后中共在发起众多政治运动中杀了不少人，尤其是五七年反右与六O年前后发生的大饥荒，饿死几千万中国人。他与他的父亲杨武之争辩，杨武之似乎无法说服杨振宁。
有一天晚上，他与他父亲又为“新中国建设与新中国思想”辩论，双方争辩许久，最后杨振宁说：“你现在所说的和你几十年前所教我的不一样。”杨父说：“你怎么还没有了解，我正是要告诉你，今天我们要否定许多我从前以为是对的，而实际上是错的价值标准。”
没有人知道杨父的价值标准是什么，也不知道他说的对错是什么。不过，基于他身负中共交给他的任务，他当然是按中共破四旧的精神来否定中国传统那一套旧东西，认同新中国成立后马列思想那一套。在马列教条约束下的大陆人都有这样的思维：“苏联的今天就是中国的明天”。问题在：杨振宁居住在美国，受美国的教育才有今天的成就；而美国与共产中国在意识形态上是永远对立的，是不可能解套的。在这个基点上，他们父子的歧异仍然存在，不可能一席话就把杨振宁弄回中国大陆。尽管见解不一致，并不影响他们父子亲情。一九六四年秋天，香港中文大学邀请杨到香港发表演讲。杨振宁动身前，请新上任校长李卓敏帮忙把他父母安排到香港与他见面。
中文大学刚成立不久，李校长与港英关系不错，而且到港前曾在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工商管理系教书。他了解杨振宁不愿意进入中国大陆的心意，但也知道英美两国对共产中国的戒惧。为了此事，李卓敏特别去找当时的香港总督戴麟趾爵士，排除了此事所牵涉到的复杂政治因素与风险。
六四年十二月二十一日，杨武之与罗孟华夫妇带着杨振宁的弟弟杨振汉、妹妹杨振玉一家四口乘火车从上海南下抵广州，在广州华侨大厦住了两天再乘火车到深圳。当他们穿越边境进入香港，香港移民局已奉了港督指示，对他们简单问了几句话就放行，让他们转火车到尖沙嘴火车站。
那些年月，由于太多大陆的人循合法或非法途径来香港定居，香港移民局对来自大陆的人调查非常严格，问话十分尖锐。杨武之一家四口得到宽松处理，入境后入住火车站附近的百乐酒店十一楼。他们与杨振宁见面后，不谈政治；在香港停留期间，一家人游山玩水，其乐融融。
有一天，美国驻香港总领事打电话到百乐酒店对杨振宁说，他知道杨与家人在香港团聚，问他们想不想全家去美国；如想去，他可协助办理去美国的手续。他们经过一段长时间的思考，不敢接受这个许多中国人都渴望的机会。后来，杨武之把他放弃这个机会当作他的清高与清白，又说他有骨气。他们都知道，杨武之如全家投奔美国，对共产中国在政治上的负面影响是不可弥补的。反过来说，中共也绝不会放过他们对“祖国”的背叛。那个年月，想离开大陆到美国，完全是“叛国投敌”的行为，“中国人民”是绝不会原谅他们的！
站在统战的立场，美国政府想把杨家统去美国是失败了；但从另外一个角度，中共想把杨振宁统回大陆也不成功。那是中共与美国冷战期间的一次交锋，双输！
赵浩生在访问杨振宁时，谈到大陆音乐家马思骢偷渡抵美国投奔自由的经过。杨振宁表示关心，并对刘诗昆弹钢琴的双手手骨被红卫兵打断极感惋惜。赵浩生这样写：“谈到此事，他两眼凝视地面，充分显示出夫复何言的感情。”
他们又谈到大陆数学家华罗庚被中共整肃。杨振宁批评华罗庚说：“此人非常热中于名利，回到大陆后即不断要求入党，均为中共拒绝。”
赵浩生的文稿发表在台北出版的《传记文学》上。一九七O年，《传记文学》把这篇杨振宁访问记和赵浩生其他访问记结集出版了一本书，书名是《中国学人在美国》。
二、他终于为共所“统”，将爱国变成了“爱毛”和“爱共”
没有想到这本书推出市面不到两年，赵浩生与杨振宁两人一同转变立场，先后进入中国大陆向中共靠拢，替中共宣传。
一九七一年九月廿一日，杨振宁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演讲的题目是：“我对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印象”，因为“他不久前去中国大陆旅行，逗留了四个星期，游历过很多地方……而且受到中国总理周恩来邀请，参加了一个长达五小时的宴会。”
杨振宁四个星期的大陆行，完全改变了他对中共的看法。他口口声声说：“中国的变化最重要的一点，也是最值得中国人自豪的一点，就是精神！”他说：“文化大革命后的教育观念改变，文化大革命是六六年中期开始的，到七O年大致上已成功结束，一种新的革命观念正在和教育制度结合起来，文化大革命不但改变了政治，甚至改变了国家其他方面的行政。”
杨振宁全面肯定文化大革命的“成就”，他说：“文化大革命的三大原则是，一、教育群众为全中国人民服务，而不是训练特殊阶级为他们自私的目的而工作；二、理论与实践相结合，三番四次申明哲学的新方法是废除旧传统的刻板的教育方式；三、学生决不能用蛀书虫方法学习，而提倡用一种有创造性的与最实际的方法来学习。”
杨振宁回到清华大学参观。他知道文化大革命中清华大学有暴乱，也知道红卫兵武斗。但是，他在演讲中只是说：“数百万热心学生逗留在占据的校舍里，他们每天于打架。”听众对杨振宁这种轻描淡写的说法哄堂大笑，浑然不知那些日子所弥漫的暴力血腥气氛与公审刘少奇老婆王光美的惨烈，以为那是杨振宁的风趣幽默。
杨振宁对中国大陆的医学进步印象深刻。他在演讲中赞扬“针刺麻醉”的功效，因为他与开膛剖腹的病人谈话，病人一点痛苦也没有；其次是为了节育而施行的堕胎手术，连六个月身孕的妇女也安全完成堕胎。杨振宁认为“在医学的某些领域中，今天中国明显地是比其他国家更进步。”为烧伤的人植皮，为截肢的人接合，都让杨赞不绝口。
杨振宁最有兴趣的是“农业学大寨”。他吹捧说，“那是中共自力更生的精神表现，也是毛主席思想的正确领导。”就因为正确，所以大陆粮食供应充足；水果蔬菜极多；学生、工人及农民吃得很好。他说：“我曾经与大学生一起吃饭，在上海还在柴油机厂与工人一起吃饭，我觉得那里的伙食比我们这里（指石溪分校）学生食堂的伙食好一些。”
为什么大陆的学生食物好吃？杨振宁说，原因是“为人民服务”的基本原则好，“如果厨师煮的食物不好吃，就不是为人民服务，就会受到大家批评，因此他们必需为人民尽力服务。”大概杨振宁说这些话的时候，语气轻松，赢得台下一片掌声与笑声；也可能是杨振宁的话间接否定了中国大陆粮食不足的“传说”，受到台下亲共份子的喝彩。
七一年前，海外媒体不止一次报导大陆同胞在文革浩劫中缺食缺衣；原因是人民公社的制度降低了农民的积极性，因此老百姓衣食供应都需粮票布证。但杨振宁却根据他的观察，证明中共统治下的大陆丰衣足食。他这样写：“另一件值得自豪的事情，就是中国在农业产品方面已做到前所未有的自给自足，事实上中国也输出粮食，中国向澳洲及加拿大购买小麦，这是事实，但这只因为中国也输出大量稻米换取外汇，中国政府和农民很有信心地认为粮食的增产在短期内会很迅速。”
杨振宁在中共安排下访问农村，见农民在不同土地的农作物上插上分类标签，试验哪一种植物最能适应哪一种土壤，他很感动。于是他拿大陆易手前比较，得到的结论是：“我们可以见到现在的中国农民在思想上和精神上的转变是何等巨大。”
吹捧农民后，杨再吹捧工业。他根据周恩来的说法，对大陆工业发展自豪。自六O年代到他去大陆的七O年代，“从前许多靠外国进口的工业制品，已能做到自给自足，可出产各种不同的种类和精细的制成品。”
接着，杨振宁又为大陆人民每人手中高举的“小红书”（毛语录）做解释。他说：“因为这本书里面所写的语句虽然普通，它的实际意义对中国人来说却是非常深远的。在今日中国，从国家政策到学校制度以至个人行为表现，都从这本书里得到指导，难怪中国人民都说，毛泽东主席是大海航行上的舵手。”
中国大陆在文革期最常见的两句口号“为人民服务”及“中国应该对人类有较大的贡献”使杨振宁大受感动：“这证明中国领导人懂得怎样引导人民的力量和一切活动去为中国人民谋幸福。”但更令杨振宁感动的是毛语录中一句话：“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犯人。”杨振宁说：“这句话正恰当地说出今日中国的外交政策。”
在回答听众问题时，杨振宁表现得更积极。由于听众对当时封闭的中国大陆好奇而又所知不多，使杨振宁有更多发挥的机会。有人问他大陆女人的地位，杨回答说：“美国妇女解放运动提出的所有要求，中国现在的社会已差不多全部实现了。”问他中国人的文化生活，于是他推崇文化大革命，赞扬八亿人口只看八部样板戏，他说：“中国的新京戏非常有趣味，所有这些新戏剧都在集体的努力下不断改进。”
有人问他：“你去中国访问之前，许多年来你一直支持台湾，可是你今天的演讲中对中国毫无非议之处，你能否告诉我们这种态度是怎样转变的？”杨振宁对这句话非常反感，以十分激动的口吻反问：“我不知道这话从哪里听来的！”接着有人又问：“你现在是否相信社会主义？”杨振宁回答说：“我的态度以事实为主，我到过这个国家……我发觉到最令人感动的是精神方面，回过头来看美国这个国家，我怀疑是否因为过分注意物质享受因而使这个国家失去那份使她有今日成就的精神了呢？”
又有人问：“在文化大革命期间，死了多少中国人？你有没有一个数字？”杨回答：“这个数字非常少的，正如我曾告诉你们，在清华大学，有五个工人在我所描述的情形下身亡。在此之前，当学生分成两派打斗的期间，大约有十五个学生死亡。这个数字已占全北京死亡人数的很大部份。他们告诉我，在内燃机厂，发生过一件很著名的事，就是这个工厂在文化大革命初期发生大打斗，有一人死亡。”
当毛死江囚、四人帮粉碎后，中共公布的死亡人数是二百万，受害者逾亿，不知道杨振宁如何解释他那些为中共掩饰的说法。尤其是日后众所周知的“京郊大屠杀”被揭露之后，北京官方也有报导，北京人如果知道杨振宁当年的说法，不知道有什么反应？但中共方面对他的“忠诚”则给予优厚回报。不久前，在清华大学校内花了几百万人民币为他建造了一座美仑美奂的别墅，供杨振宁他日“回归祖国”后居住，共产党果然是一个“有恩报恩”的政党。
有人问：“由于你对文化大革命的描述，我有一种感觉，好像在那边政治组织的形成是相当自由的，是否这样呢？”
杨振宁知道不可能掩饰，于是他承认文革对都市的居民是一个“动荡的经验”，城市与大学中曾经“非常混乱”，“所有大学大约有四年停课”，“中学也受影响，但程度较轻，它们平均停课一年，至于小学则停了几个月。”他说：他曾经问他所遇到大学人员：“假如像传说中这样混乱，为什么整个制度不会垮下来？”
于是杨振宁说：他综合所有说法得到以下的结论：“事实在显示出一个很重要的因素，混乱发展到最高峰是因为人们不知道主要政策的方向是怎么样，经过一段时间，毛主席便会指出哪一派的方向是正确的。对中国人来说，他有历史的根源、有魄力、有威望，于是大部份的中国人便会跟随他所讲的政策走。我个人认为，文化大革命所以不会导致不幸的问题，这也许是最主要的因素。”
七O年代，中共封锁新闻，掩盖真相的表现举世皆知。因此，有人问杨振宁：“你从老百姓当中，有没有听到关于尼克森将访问中国的事情？”
杨振宁说：“一般人印象，在中国，人民完全不知道外边发生什么事，这是一个完全错误的印象，在去中国之前，我也有这种观念。但是，中国有一份名叫参考消息的报纸，每天销五百万份……里面刊载的全是外国通讯社的新闻，我每天于阅读这份报纸。”
杨振宁举了许多例子证明中共没有封锁新闻，也不掩盖真相，新闻自由程度与美国一样。这种话对经历文革及毛江时代的人，都觉得可笑，但当时听杨演讲的人信以为真。
有人对杨所说中国大陆“物质上的进步”，在“社会主义制度下精神面貌进步”表示怀疑。杨回答说：“中国所发生的是一个奇迹……是否会有另外一个制度能产生同样的奇迹，我表示怀疑。”杨这句话，坐实了中共统治大陆的必然性，因为只有共产党、毛泽东领导，中国才会有奇迹出现。
有人问杨 ：中共会否接受美国援助。杨立即骄傲地为中共吹嘘，他说：“经过了近百年来屈辱后，中国现在的政府是极其自尊的，这个政府认为要树立人与人之间的相互信任。我曾经对一些大学生说：与美国比较起来，中国在精神上是一个了不起的国家，而美国只是自然资源与物质极其富裕，假如美国愿意无条件送价值十亿美元的钢铁给中国，这对中国是否会有好处呢？而答案是：‘我们不要！’”
杨振宁对这些大学生的反应，经过两周思考后，觉得十分正确。他说：“中共教导人民不要这些赠与，其价值是不是比十亿钢铁的本身还大吗？”
不知道杨振宁看到今日中共治下，大学生蜂涌来美国求学、千方百计留下来办绿卡、大陆商人对美国贸易的渴求、共干们纷纷把来美国旅行或是定居当作此生最大成就、美国产品在中国大陆受欢迎……会怎么看待这种精神面貌？
有人问杨振宁：“既然中国大陆这样好，你考虑去中国大陆居住吗？”杨振宁说：“在美国，我有我的工作，我的孩子在这里长大，在这里上学，我对这个学校、学生和教授们负有责任。”像许多七O年代向往中国大陆的左倾投共份子的心态一样，杨振宁的一句话是：“我不回去定居！”
从一九七一年开始到一九七三年，杨振宁前后回中国大陆四次。七三年七月，他去东京参加“高能物理国际研讨会”。日本大学教授中村诚太郎访问他，问他毛主席的情况如何？杨回答说，毛精神好，上下古今都知道，说话幽默，对科学非常注意，造诣非常深，对他一九五六年的研究记得很清楚，“不仅询问了XX称的守恒、非守恒，而且问到了光子的性质和质子的可分与不可分”。为了证明“毛主席”科学造诣高，杨振宁说：“这些都是我们弄不懂的难题，但主席却知道！”
中村问他：常有人说中国科学落后西方十年，你对中国科学的现状是怎样评价？杨立即拿一九六五年的人工合成胰岛素来证明大陆领先世界，并且说：“那是大跃进运动里由生物和化学学者合作研究，终告成功。由此可见大跃进运动是正确的。”
杨振宁不但肯定大跃进运动，也以四次访问大陆的经验向日本人证实中国大陆的“文革是必要的”，他说：“文革使中国的社会、科学家出现了根本的变革，避开了向修正主义的脱逸，愿意为理想主义真理下出现的中国贡献一切。”
杨振宁为了证实他的说法，又向中村说：“七三年七月廿二日，我在从广州到九龙的火车上，遇见美国加州大学柏克莱分校的路易斯．艾尔维勒兹等七位教授，艾向他说：我本来以为文革是乱搞，谁知道经过三星期的访问，我对于中国的看法、对文革的看法，全部改变了。”
杨振宁对文革如此歌颂推崇，日后他面对在文革中受害的邓小平不知道如何解释他早日的见解，又如何面对否定文革的中共现阶段领导人。是当年中共当权的人骗了他，还是他为了欺骗中共而作出了违心之论？
不过，当年杨振宁向中村所说的话，刊登在销路达千万份的日本《读卖新闻》报上（一九七三年七月廿六日），日本人都不会忘记杨振宁对“大跃进”与“文革”的好评。当然对杨振宁的品德人格自有不同的看法。
其实，杨振宁之所以歌颂“大跃进”、“文化大革命”，都是出于对毛泽东的崇拜与拥戴。从七一年他去中国大陆开始，他就对毛一往情深，再加上每次去中国大陆，每次都蒙毛泽东宠召。为了报答毛召见之恩，他曾经说动与他敌视多年的李政道、新科诺贝尔奖得奖人丁肇中、李远哲一同到中南海拜见毛。四名得诺贝尔奖的美籍华人，一同排排坐在毛的面前听训，让这个残暴、粗鄙的屠夫向他们显示绝对权力的幽默，然后他们沾沾自喜地返回美国，宣扬毛的恩宠与威权，从此把爱毛当作爱民，亲共当作爱国。
爱毛成狂的杨振宁，最痛苦的大概是毛泽东在一九七六年九月九日毙命。当消息传来美国，杨振宁悲痛甚于丧父，接近杨的学生说，杨曾痛哭流涕，大呼“我们怎么办？中国岂可没有毛主席领导！”
毛死后十天，杨振宁在纽约市亨特大学大礼堂举办了一个悼毛大会，把美东各式亲共爱毛华洋人士请来，一同为毛死哭泣。在那个追悼会上，杨振宁上台以悲嘁的声调朗诵毛诗词，重提毛的革命功业与治国成绩，最后在台上放声大哭，并高呼其为“伟大领袖”、“舵手”。据说，所有参加追悼会的华洋人一个个都被杨感染到热泪盈眶，纽约华人对此念念不忘。由此可见杨振宁是一个感情多么丰富的“爱共者”。
三、他只因“良知泯灭”，而不择手段地“助共为虐”
杨振宁在美国对中共所作的重大贡献，应该是一九七八年推动美国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要美国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为了展开工作，他在年初成立了“全美华人协会”，自任会长，把七O年代与他一同或先后进入中国大陆向共产党示好的美籍华裔学者弄在一起，请他们在一项敦促美国与中共建交的声明上签名，然后花八万多美元在《纽约时报》上刊登全幅广告（不知钱从何来？）。
杨振宁的广告内容是针对当时的卡特政府，他以崇高的学术地位，再加上华人社团领袖的身份，断然指出美国政府过去廿九年来把败退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当作代表八亿中国人的中国政府是不当的，中华民国早在一九四九年灭亡，取而代之的是中华人民共和国，那才是中国。美国政府居然无视这一事实，把中国政府拒之门外是错误的，而且可能导致战争，造成世界的不安。因此，美国政府应该立即承认中共政权代表中国，建立中美外交关系。
当然，中共在向美国展开的外交统战工作中，杨振宁的功劳并非最主要部份，但对当时的卡特总统来说，却有鼓动作用。因此，当卡特在公元二千O二年十月得到诺贝尔和平奖时接受记者访问，还把与中共建立外交关系当作一件大事，也是他引以为傲的政绩。他说：他只是顺应绝大多数中国人与美籍华人的意愿而已，并不意外。
一九八八年十二月十五日，中美建交十周年，杨振宁接受记者访问时也为此事而沾沾自喜。他说，中美建交是廿世纪历史上一件大事，他所领导的全美华人协会做了不少工作，包括组织很多人联合签名，在《纽约时报》等大报上刊登广告，等等。
与杨振宁合作而且极端亲共的芝加哥大学教授何炳棣，是促进中共与美国关系活动的急先锋。当卡特政府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布里辛斯基召见美籍华裔学人听取意见时，何炳棣奋身而出，主张美国立即丢弃台湾，不必理会什么中华民国而承认真正代表中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并说这是一件刻不容缓的事情。
布里辛斯基是卡特政府内研究共产主义的专家。他是波兰人，痛恨苏共、波共，了解东欧共产党的罪行，对亚洲共产党肆虐并不在意。他知道卡特总统是民主党自由主义思想最浓厚的人，因此立即改变反共立场，迎合自由主义的思潮去讨好世人皆知的邪恶制度与流氓国家。因此，对杨振宁的广告，何炳棣的发言十分欣赏，并建议卡特排除美国内反对共产党的阻力。一九七九年元月，美国终于不理会台湾方面的反应，匆匆与中共建立了外交关系。
事后，卡特透露，早在一九七七年，也就是美国承认中共的前一年，曾收过一封由杨振宁领衔，陈省身、何炳棣、任之恭等人联署签名的请愿信，要他在任内与中共政权建立外交关系。他知道，这些人都是当年国民党在大陆培养的中国精英，他们的意见岂可忽视。
四、他终成“忘恩负义”之徒，趋炎附势，无所不为
杨振宁自从七一年去中国大陆公开亲共立场之后，对中华民国的批评不仅严苛，而且十分恶毒，曾在美东地区多次演讲中批评国府，诟骂台湾，甚至希望中共早日“解放”台湾。他自然是忘记了，他这个毕业于抗战时期西南联大的中华民国青年才俊，如若没有“国民党反动派”在艰苦抗战中对他的培养，送他出国留学，他哪里能够留学美国、并且成就斐然。不定早就被中共整治得尸骨无存了！
我曾经从一位来自台湾的张姓留学生口中，听到这样一个故事。他说，他在纽约州立大学石溪分校的礼堂，听过杨振宁的演讲。那是杨从中国大陆回来后所举办的众多演讲中的一个。题目是：“我所认识的新中国”。他歌颂“新中国”的种种成就，赞扬大跃进与文革，对台湾的经济起飞嗤之以鼻，对老蒋更是批得体无完肤。就像他七八年底刊在《纽约时报》上的广告内容一样，他说中华民国早已灭亡，台湾是中国尚未解放的一个省，国府在台湾以高压统治老百姓，娼妓遍地、贪污舞弊、民怨沸腾，经济繁荣只是假象。
那位张姓留学生从台湾出来不久，一向景仰杨振宁的名声，但对海外的状况了解不多；当他听到杨振宁丑化攻击台湾的言论，再见到台下一群亲共的同学欢呼鼓掌，他们甚至在提问时把国府对钓鱼台主权的沉默视为分裂国土、卖国求荣的表现，同时大骂蒋氏父子是汉奸国贼。他坐在礼堂最前面接近讲台的地方，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也怀疑他在台湾安和乐利的生活是幻觉，经过一段时间内心的挣扎，他终于忍不住举手发言：
他站起来面对杨振宁，用十分平和但很悲痛的口吻向杨振宁说：“杨先生，我是刚从台湾来这里求学的学生，我从小在国民小学、中学到大学就经常听到你的大名，从教科书上、从老师口中，我们都知道你是中华民族的精英，为我们中国人争光，因此台湾的青年学生都把你视为民族英雄，对你崇拜敬仰。但是，今天我从台上到台下，听到一片丑化我国政府、攻击我生长地方的言论，而这些言论均出自我同胞的口中，它与我所知道的事实有很长一段距离，我不知道你们根据什么资料作出这样重大的抨击。我不是国民党员，也不喜欢政治，我研读的是物理，但我很清楚是非黑白，也知道善恶美丑，因此，我站在这个立场向你们提出抗议，而抗议的唯一方法就是立刻离开这个场合返回宿舍。杨教授，请你原谅我的决定！”
张姓留学生含泪说完这一番话后，转身走出礼堂，将目瞪口呆的杨振宁留在那里，就连那群为杨振宁捧场的左倾亲共学生，也说不出话来。
张姓留学生多年后向我说到这段经过，还咬牙切齿、愤怒不已。他补充说，日后他也曾听过杨振宁多次演讲，杨对台湾的批评已不像从前那样尖锐，除了谈学术之外只提毛泽东伟大、共产党了不起、文革使中国更进步的话。由此可见，杨也知道台湾来的人之中，还有不少人不是欺善怕恶、趋炎附势的。
张姓留学生说：毛死江囚、四人帮被粉碎之后，毛的形象受损，文革被定为浩劫，中共领导也承认濒临亡党亡国的危机。杨对中共的赞扬变成假大空话，但从台湾到海外，不见有人否定他或非议他，当然更不会有人拿他从前说过的话来质问他。台湾的人还是继续把他视为学术泰斗、民族英雄、炎黄精英、青年偶像……
杨振宁说台湾有人骂他是“匪”。其实台湾的人从官方到民间，都对他的诺贝尔奖着迷，尽管他一再在言谈中羞辱台湾，台湾的人还把他视为瑰宝。蒋经国时代的国民党政府还千方百计透过他的恩师吴大猷（当时中央研究院院长），以祝八十大寿为名邀请杨去台湾。一九八七年七月廿八日，杨振宁带着他的“爱人”杜致礼（杨对她妻子的称呼）去台湾，蒋经国立即接见他表示欢迎。各大学与研究院纷纷邀请他去演讲，没有一份报纸敢批评他。只有海外的报纸、杂志对他的亲共有十分强烈的批评，甚至认为他的品德有问题。杨振宁说他是爱国者，香港人则说他是投机客，虽没有人为他加上“匪”的称呼，却有人说他是“左仔”。
尤其是八O年代，中共决定在香港附近的大亚湾修建核电厂导致香港人心惶惶之际，杨振宁却以他的学术地位在香港演讲，为中共帮腔，指香港人反对建核电厂是“神经质抗拒”。香港报界群起攻之，有一份报纸的社论这样评论杨振宁的媚共：“ 加入了美籍多年的诺贝尔物理奖得奖者杨振宁博士，虽无意恢复中国国籍，亦无意回到神州定居，但在文革时期已向中共的施政无条件认同，说了一些过头话，以至于大陆对外开放后反而无话可说。最近他在香港讲学，很少发表政治性言论，或许他知道香港人不像北美华人那样单纯，‘歌德进行曲’在此没有市场……”（歌德者，歌功颂德之意）
其实，北美华人也不单纯。纽约地区的华人报章、杂志也曾对他口诛笔伐，甚至有人在他的演讲会上质问他，对他讨好残害中国人民的共产党政权很不以为然；至于他是不是“匪”，就看后世的人对他评估了。
黄花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