工人农民之和是551名,占代表总数的18.46%;知识分子631名,占代表总数的21.14%;干部968名,占代表总数的32.44%; 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480名,占总数的16.09%; 人民解放军268名,占代表总数的8.98%;香港特别行政区36名,占代表总数的1.21%; 澳门特别行政区12名,占代表总数的0.40%; 归国华侨38名,占代表总数的1.27%。 代表中,中共党员2178名,占代表总数的72.99%;代表中,中共党员2178名,占代表总数的72.99%;少数民族代表415名,占代表总数的13.91%,全国55个少数民族都有本民族的代表;妇女代表604名,占代表总数的20.24%。
这个数据说明了什么呢?说明了:
占中国总人数95%以上的农民和工人,这个宪法里确认是国家"基础"的"工农联盟"分得了不到20%的代表议席,即551名;并且,这个可怜的数字,在最近几届大会里是呈逐届递减趋势的:在1993年开始的第八次全国人代会是612名,在1998年第九次人代会是563名;在公布的材料里,有人蓄意地没有单列农民的代表人数。根据八次人代会280名的情况、根据工人一直多于农民的规律、根据一线劳动阶层名额递减的趋势估计,农民代表可能只有270名左右。
(我们对比日本的相关情况:日本农民,占本国人口的1.8%,可他们在议会里具有左右决策、甚至颠覆政坛的能量。)
中国共产党这个有6800万党员的组织,它在人民大会堂拥有2178名代表席;它在全国大陆人口里占5.3%,但是占了总代表数的72.99%--这个数字直观说明了:
在这个"最高权力机关"里,倡导"三个代表"的共产党,的确是自告奋勇地"代表"了中国人民。
中国8个民主党派总共有成员58万,但"民主党派和无党派代表人士"一项有代表480名,比农民得到的席位多得多。
再说军队。中国的现役军人有250万,占大陆人口的0.19%,可它有268名代表,占代表总数的8.98%; 这个250万的群体在中国说话的份量,和9亿农民不相上下!
少数民族代表在中国总人口里的比例是8.41%,但是得到了415名、合计13.91%的议席分配,比汉族人要多。
妇女代表604名,占代表总数的20.24%;她们在中国总人口的比例是43.7%
历来,中国的权力分配里最遭漠视的,是农民。这里有必要多说几句:
9亿农民,拥有270席;这就是说:333万农民里才有一个代表;
678万香港人,占有36个席位;即:18.8万香港人有一个代表;
44万澳门人,占有12个席位,即:3.6万澳门人里有一个代表;
1100万户籍人口的北京有59席位,即:18.6万人里有一个代表;
1321.6万户籍人口的上海有64席位,即:20.6万人里有一个代表;
从全国平均情况来看:2985人代表了12.6583亿人,则以为着:每个代表所代表的人数是42.4万。
上面情况说明:除了澳门作为"家里最小的老婆"受到明显照顾外,在北京、上海、香港这些地方,它们之间各自分得的投票比例是不相上下的;相比于全国的情况,这些最富有的地方,它们所获得的投票机会是最多的。
就同等基数而言,农民的投票权仅近似于全国平均数的1/8(333万42.4万);而相应的,上面几个城市得到的是全国的平均数的2倍以上;折算起来,在一个农民的投票机会,只有一个香港人、北京人的1/18!
这让人联想起不久前阿富汗人对内阁席位的分配;如果用这样打发中国农民的方法对待阿富汗某一派别某一部落,那么可以肯定:不等散会,卡尔扎伊的头就得被打破!
中国的宪法法定"公民在法律面前一律平等",这可以理解为:中国公民皆拥有完全平等的投票权;
中国的"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和地方各级人民代表大会选举法"规定:除了"被剥夺政治权利的人"以外,"中华人民共和国年满十八周岁的公民,不分民族、种族、性别、职业、家庭出身、宗教信仰、教育程度、财产状况和居住期限,都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
上面的事实说明:越富有的人、越富有的地区,拥有的投票权越多、决策权、话语权也越多;
我们的选举法说的是一套;可现实做的又是另外的一套。
这将意味着:在中国社会,富者将会更加富有,穷者将更加贫穷、更被边缘化。
可以说:以农民为主体的穷人,他们的苦难没有边际;就像是:城市人口已经实现小康、实现"大康"了,农民还在温饱线上苦苦挣扎。
也就是说:中国每年在北京开一次的大会,典型是一个"富人的盛宴";而穷人,如同是一个个流浪的、"卖火柴的小女孩",蜷缩在犄角旮旯里的充当看客:在盛宴、在扑鼻的"烤鸭香气"的熏陶里,备感凄凉。
中国宪法把人民代表大会定位成中国"最高的权力机关";可是,中国人在对自己的同胞间进行切割、分配这一"权力蛋糕"的时候,其所显示出的不公和恶劣程度,在世界任何国家、以及任何涉及分配利益的领域的事例进行比较,肯定是登峰造极的!
不信?你找找看!
附注:
1,中国总人口、北京、上海、香港、澳门、以及现役军人人数的资料,来自中国"第五次人口普查"的公开资料;
2,采用北京、上海的"户籍人口",而不是"居住人口",是因为按中国政策,非本市户籍者无选举权;中国城市的代表历来不代表"外地人";它们的经济总产值也不计外地人的贡献;
3,"中国总人口",笔者依照了普查的统计的一个口径,没有算台湾人口,算了港澳人口。
4,对农民总人口的认定,采用的是江泽民的估计,以及大多数人的估计;从农村出于"计生"压力而出现大量瞒报人口的情况推定,中国农民的数量可能远多于"9亿"这个值。
《议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