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代会还有几天就要召开了，你想对到北京开会的那些全国人大代表说点什么？”
“全国人大代表们，你们一定要记住，有可以不说的真话，但绝对不能说假话，到北京开会不是受教育去的，要行使好你们的权利，要反映人民的呼声！”
沈阳市人大代表冯有为声音有点颤抖，这位60多岁的老人是沈阳市的“著名人大代表”，中国科学院金属研究所教授，是辽宁省第一个设立代表接待日的代表，以“敢于监督，善于监督”著称，“专门管老百姓的事，能替老百姓说话”。
谈及这段时间的感受，冯有为对记者说，他现在感觉非常好也非常不好。
“当了17年代表，我得到各方面的支持，现在我不是孤军奋战，而是和许多志同道合的代表一起工作，我们不是和政府对着干，而是严格依法办事，我感觉非常好。而且我始终认为，我作为一个党员，要把党的利益和人民利益统一起来。”
“所谓不好，是在这次换届选举中，我感到有好多地方不习惯，比如如何通过法定程序使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当选，我觉得应该相信代表，而有些地方把党组织推荐的候选人落选看得很严重。”
据了解，在某地人代会召开之前，有人曾经提醒党员代表要注意自己的身份，“首先是党员，其次才是代表。”有代表团甚至提出要做到“两不一确保”，即“不领衔、不联名，确保组织提名的候选人当选”，竟被有关领导予以肯定。
冯有为认为，人大应该如何处理好坚持党的领导、人民当家做主和依法治国的关系，这很重要，人大应该充分发扬民主，严格依法办事，否则代表就不好讲话了。
“我说的不是我个人的感觉，很多代表和我有同感，人代会应该充分发挥人大代表的民主权利，畅所欲言，这是开好人代会的一个前提，也是我们实现民主政治、贯彻‘三个代表’必不可少的一个程序。”
曾建余：我一定能够翻案
曾建余早已不是人大代表了。这位曾经的四川省泸州市人大代表因为在为出租车司机争取权益时，被以诈骗罪逮捕起诉，后被判刑一年，去年9月刑满释放。
尽管如此，由于近期正是各级“两会”召开的关头，“他每天被跟踪”，曾的妻子桂平在电话里对记者说。
2002年9月5日刑满出狱后，曾建余当即向四川省高级法院提出申诉。
曾建余现在给湖北一家医药公司推销药品，像从前一样，还有许多人找他反映问题，“但我只能沟通一些媒体，通过别的办法解决，我只能做这些。因为我已经不是代表了。”
曾建余刚出狱的时候，有人给他家里送大米和鸡蛋，“我拿到鸡蛋的时候想，人民群众还这么关心我，就是因为我给人民做了点好事。”
他说他现在要做两件事，第一是给自己翻案，第二是赚钱，“如果五年后我再当人民代表我必须有资金，赚钱后办‘曾代表工作室’，还要换个房子，我爱人最大的希望就是有个房子，而现在就是这么一个十几平米的单身宿舍，很对不起她跟了我这么多年。”
曾建余一案，经包括《人民日报》等中央媒体在内的多家媒体的报道，还是没有解决，仍处在向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诉过程中，曾建余说，“不仅每天都被跟踪，而且还挨过跟踪我的人两次打。”
“我相信我一定能够翻案，我也必须翻案，这不是我一个人的事，这个案子关系到党的形象！”
四川省人大法工委咨询委员周德先在接受本报记者采访时转述四川省人大一位副主任的话说，曾建余没有问题，他的案子之所以没有翻，原因不在法院。
在发稿之前，桂平打电话给记者，“要替我们呼吁呀，连我也被跟踪，我很害怕！”
吴青：我们的惟一职责是监督
吴青，北京市人大代表，冰心老人的女儿。恨她的人说，她当代表就像“发神经”，吴青无论走到哪儿，都带着一本红底烫金封面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还随身揣着《代表法》和代表证。
“本来有人打算推荐我做全国人大代表候选人，但是他们不敢签名，我感到有很强的力量在阻止我成为全国人大代表。有一段时间，北京记者都不敢对我进行报道。”
在谈到现实时，她说，“有希望，但是非常困难，正是因为有这些困难，活着才更有意义，我会继承我父母的遗志，继续高举五四的旗帜：德先生，赛先生。”
前不久，吴青参加了一个会，在会上发言时，她提出“依法治国应该说是依宪治国”。
吴青认为，在不少地方选举中程序没有被足够尊重，她说，“如果民主的程序得不到尊重，民主就是僵尸！有些选举，从提名到选举只有两天的时间，不作任何解释，实际上连24个小时都不到。”
吴青的困惑还不只这些，她认为，一些法院、检察院的工作报告都没有按照宪法的规定来写，按宪法规定，人民法院应该对人代会负责，但有的法院工作报告却说“要围绕国家和党的中心工作”。
吴青用很快的语速说，“很多人大代表一开会就要求修这个修那个，我觉得这应该是具体部门的职责，不是我们人大代表的事情，有一次‘实话实说’节目让我说怎么做好事，我没有去，我说，我们人大代表的惟一职责是监督一府两院的工作。”
摘自南方周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