杜德平，40岁，我的族侄，乡村电工师傅，夫妻两人养两个孩子，住在明三暗六的1960年代的红砖瓦房里，不算是最贫困的典型，家里却没有电视。下面是我与他的一段对话，时间是2003年1月31日夜间8点半左右，羊年春节联欢晚会开始不久：
“现在武汉市的农民负担减了些吧？”我问道。
杜德平摇摇头，说：“我对田里的事，现在是一抹黑。我不种田，也就不交其他的钱。只有义务工。村里规定男的16个义务工，女的减半，8个。我一年有24个义务工”。
“怎么还有义务工呢？”我问道：“城里人没有义务工，农民怎么有义务工？义务工就是奴役，农民也是国家的主人，政府哪来的权力奴役农民？”
“哪里跟他们扯得清。上面有政策说要取消义务工，但又说真正取消要到2005年。这几年逐步减少，但还是有。没有义务工，村里镇里干部们吃什么喝什么？”
杜德平苦笑一声，说：“这还不是让人气愤的。最让人气愤的事是，村里的义务工要60元一个，我跟村里做一天（电工），工钱却只20元”。
“有这等事？”我感到奇怪。
杜德平回答说：“怎么没有呢？今年腊月20几，我刚从外面回来，村里的，镇里的（干部）就闻风找上门来了。想在我这里搞钱。他们打开帐本和我算。光义务工就要我1400块（元）。我跟村里做了20几天活，一个电焊机还被他们搞掉了。那是我吃饭的家伙，他们弄丢了，肯定应该赔，但他们说都不说。算到后来，说我还欠村里400多块。我就说，一个义务工不给你们做，按60元一天算，我给你们做一天（电工）活，只算20元工钱。天下哪来这样的事？我一分钱也不给。”
村里的工钱值60，别人的工钱值20，这不是“大斗进，小斗出”吗？过去刘文彩剥削佃户的手段，现在的干部们学得多么的好！
杜德松，杜德平之兄。在叙到农民是国家的二等公民时讲道：“今年热天（武汉）市里的（领导）下来调查，人还没来，这里就叫沿途作准备。上面要看的地方要搞好点，接受调查的人，该讲么事不该讲么事也特意安排了。北门（村）那个接受调查的老几（老兄的意思）不管那些，直话直说。他就说嘛，现在农民哪有什么发言权？什么都是上面一句话。上面叫办的，错了也得办。”以前听人说中国的农民不知道发言权的作用，我将信将疑。从杜德松转述的另外这位农民的话中，我听出当代农民对得到发言权的迫切愿望。
不要小看这两个农民的几句话。第一个的话里讲了农民不按政府要求交钱，第二个讲了农民不按政府的要求说话。将他们弟兄两人的话联系起来思考，可以发现，有一条线将这两种言行贯穿了起来。这条线正是“非暴力不合作”。
由这两个农民的话中能够看出，“非暴力不合作”在大陆民间有着非常经常的应用，只不过流于被动散漫，失之主动集中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