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也成为政治上的孤家寡人。历史上，中国任何一个统治集团的存亡，全然取决于农民这一庞大群体，他们平时是那么忍气吞声和默默无闻，当他们的怨恨情绪积压到不能忍受的程度，便释放出一种具有破坏力的能量，中国改朝换代都是通过他们的情绪反应来决定的，中共政权仍旧没有摆脱这惯性循环的历史宿命。
构建理性而和平的民主进程是大部分中国精英分子的普遍愿望，但历史不一定遵循理性规范而运行，尤其是中国历史一直处于非理性的宿命论规律当中，近百年来跌跌撞撞的国运就证明了这一事实。尽管如此，中国知识分子的种种努力无疑推进了中国民主思想的进程，从五四到六四的失败，说明了中国知识分子是一个不成熟的群体。然而，在当前世界大气候下，民主政体已不限于国家和种族，中国也无法置于这一气候之外，最关键的是，中国老百姓不再是十五年前的老百姓，他们对自身利益的觉醒以及对社会不公的认知，都是空前的，尤其广大农民对社会不公的普遍不满，其人心向背决定了“共产党”的最终归宿，以及社会寻求公正和民主的源泉。
中国现阶段还勉强能适应政治独裁，原因也在于农民缺乏有效的政治组织，所以他们的不满情绪转化为行为时，便是社会性灾难来临了。这一土壤原是共产党强权统治所毒化的，它最终成为埋葬共产政权的墓地。
中国共产党在本质上没有超越历史上任何一个封建政权，它今日所作所为无不是自掘坟墓。十五年前，由于农民的沉默或冷淡，使得“六四”枪声堂而皇之，那时农民没有任何态度和声音，这合乎他们的历史习性。当中国农民对一个政权产生恶感，这个王朝已岌岌可危。如果中共坚持只局限于经济发展，不加紧进行有效的政治改革，任凭一个权力资本主义的现代政治怪胎膨胀，社会不公和两极分化必将导致社会全面动荡，整个国家将为此付出巨大而长久的代价，印尼和俄罗斯都是前鉴之车。
民主中国
那么，谁是当前中共政权的最大支持者？除了统治集团之外，还有部分城市工
薪阶层，包括那些从现有体制中受益的知识分子和商人，形成了一个整体的既得利
益集团。如果在发达国家，政治上得到市民中产阶级的支持便是合法，可在中国则
不然。八九这场运动的最大支持者是知识分子以及市民社会，一种典型的“秀才造
反”，而农民是那场运动不折不扣的局外旁观者，由于他们的的局限性和对现实的
满意程度；而当时学生就排斥进城民工加入游行队伍，甚至手挽手地起来防范“闲
杂人员”和“社会渣子”混入学生队伍，这可能是民运史上罕见的耻辱景观。中共
领导人最终镇压示威学生时所表现出来的肆无忌惮，其野蛮的底气就在于农民们的
旁观态度，学生再闹也不构成对政权的直接威胁，广大农村社会才是共产政权的根
基。邓小平之所以说“杀二十万就保二十年平安”，就在于他深知学生知识分子的
孤立性。
今日，农民终于开始威胁中共政权，其次是城市失业工人，工人的最大危险是
具有组织性、影响力，更是引起社会动荡的火种。但农村社会目前也处于一种非常
时期，农民围攻县级以下政府已不是新鲜事。农民不满情绪来自多方面，除了城乡
两极分化、农村生存压力、政策性歧视之外，更重要的是农民的觉醒，开始具有自
身利益的认识和公正意识；特别是年轻一代农民对社会不满情绪来源于认知经验，
他们到过大城市，遭受了不公待遇。
还有一些通常被忽略的因素。笔者到过偏远的广西龙胜县的一个村子，全村竟
然没有一个１５岁以上健康未婚女青年留下来，她们全到广东以及本省大城市打工
谋生；按照当地风俗，２５岁未成家的年轻男子便进入光棍行列，他们天天在村上
几家杂货店、肉铺里打桌球，酗酒打架；由于少数民族青年在教育和技能方面处于
弱势，他们也不愿外出谋生。农村原有传统结构因社会突变而遭到全面性破坏，这
一现象在任何落后村乡都不例外，笔者在安徽和河南农村都看到同样的情形。由于
农村重男轻女观念造成男多女少的普遍局面，现在女青年又大批量进军城市，充塞
城市和经济发达地区，从打工到当“三陪”。笔者老家那个村子，从前少有未婚过
的单身光棍，如今大龄光棍二十多条，漂泊在全国各地，由于婚姻和生活的绝望，
近年里五名男青年自杀身亡。广大农村变得毫无前景可言。落后贫困和两性结构失
衡，都加剧了年轻一代农民的不满情绪，即使他们进城打工挣钱，同样面临户口、
地位、身份、收益诸多实际性歧视和排斥，城市居民也把越来越坏的治安问题归结
为外来民工；民工是任何一个都市的最大贡献者，可他们得到是最劣等的待遇，在
物质和精神都受到双重的压迫。长期户籍制度无疑是城乡两极化的政策因素，中共
政权因此失去了其原有的政治资源。
中国政府由过去拥有全国土地的一个大地主，变成今天拥有枪杆和外汇的权力
资本家。但中国至今仍是个半农奴制帝国，过去农民无偿上缴的“皇粮”和“公粮
”，成为政府经济运作和上层建筑的筹码，包括对农产品价格的垄断权。国家财政
上长期依赖农业税收，使得“农业税”越来越具有含糊性和抽象性，变相为名副其
实“人头税”。只要是农民，即使不种田也得交税，而中国农民被征税而毫无福利
性返馈，在教育、医疗、福利和身份上，依然被这个国家歧视。笔者老家在皖南一
个村子里，原有人口五百多人，现在村子常住人口不足一半，而且主要是老幼病残
，青壮年人口流向大城市，水田荒废三成，旱地荒废七成，实际农产品总量锐减一
大半以上，可税费却年年加码，那些外出打工而不务农的农民在家乡仍旧上缴“农
业税”，因为他们的户籍在乡下，这意味着他们被多重征税－－一个在北京打工的
农民要向北京市缴纳多少费税，如治安管理费和暂住费等等？
另一方面，国门启开和传媒工具的日益发展，从黑白电影到彩色电视机，也成
为封闭和专制政体的屠具。民众视野开阔，观念变化，从封闭状态中解放出来，又
被商品经济诱惑、被社会不公刺激，使得独裁政体在中国越来越没有土壤和气候。
尽管共产党用现代媒体技术为自己歌功颂德和粉刷太平，但商品广告、海外星云、
异国情调，以及西方现代化生活和物质文明，则更吸引民众的视力和意欲，逐渐地
在消解共产党的专制力量。这是共产党单向发展经济所必须付出的政治代价，使得
两千年封建帝王式的统治在中国越来越难，今天的农民，也与他们的祖祖辈辈不能
同日而语了，他们作为“农民”仅仅是抽象意义上的，因为土地不仅无法满足他们
生存需要，同时也无法控制他们对自由、公平和富裕的渴望，他们的行为道德和思
想观念都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他们被都市繁荣所诱惑出来的意愿和欲望，则是
中共政权无法满足的，这些矛盾都演变成一场政治变革或社会动荡的质料。
一个政权的纲领精神与其执政行为的分裂是非常危险的，后果就是制度失效和
社会堕落，何况中国本来是个欠缺宪政法制的人治社会，这些都是造成今日官员集
体腐败和疯狂掠夺的成因。一个国家８０％人口成了被压迫和宰割的弱势群体，
２０％的人控制着８０％财富，一亿多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是典型现代式的奴
役制社会和权力资本主义制度。中国官方从来不敢直面农民问题或农村问题，其敏
感度和危险度到了不能上台面的地步，官方忌讳和淡漠使那些维护现状的言论大行
其道，并在市民社会具有一定的支持率，这都促使农民问题的社会矛盾不可扭转地
蔓延。
“稳定压倒一切”成为治国法宝，在既得利益集团内取得一致共识，无论争权
夺利如何激烈，面对“翻船”的危机都表现出“团结一致”的政治觉悟。庸人江泽
民的“三个代表”是自欺欺人，其虚伪性就是丝毫不代表代作为国家主体和广大劳
动阶级的农民。在基层乡镇干部的眼里，今日农民已是十足的“刁民”，因为他们
不再像以前那样听话乖顺。
再也无人代表的庞大农民阶层，能决定共产党的变数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