郑永年：中共经济主义的局限性

中共十六大提“小康社会”的概念，把全面建设小康社会作为今后二十年领导人的努力方向，就是说到2020年，中国的国民生产总值要在2000年的基础上翻四番。无独有偶，很多年以前，马来西亚的马哈蒂尔提出了一个称之为“2020宏愿”(2020 vision)的经济发展计划，要在2020年把马来西亚提升为一个发达的工业国家。我们可以把小康社会成为江泽民版的中国2020年计划。

中共为什么要这样提，笔者曾在早些时候分析过了(本专栏11月12日和19日)。这里再来分析一下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的局限性。在学术界，人们一般把这种国家发展战略称之为发展主义(developmentalism)，这种类型的国家也被称为发展主义国家(developmental state)。

笔者认为把这样的国家战略称之为经济主义更为合适，因为这种策略的目的是要利用经济因素来解决问题。这些国家的领导人相信，很多问题都是通过经济发展能够得到解决的，发展不仅可以解决经济水平的问题，就业问题，而且也可以解决社会政治问题。所以，走经济主义的国家往往只强调经济发展，而不作政治改革。政权的合法性来自其发展经济的能力，而非人民的选票。

这种发展战略有其优势。很多问题的确可以在经济发展中得到解决。实际上，邓小平很早以前提出的“发展才是硬道理”就是经济主义的形象说法。但是，亚洲金融危机以后，亚洲各国的变化似乎已经打破了经济主义的神话。很多人现在把亚洲各国所产生的诸多问题归诸于这种经济主义。尽管经济主义是否继续有效可以有讨论的余地，但经济主义的确存在着很多局限性。我们可以从如下几个方面来看。

第一，经济主义往往造就人们的金钱主义，也就是一般所说的金钱意识。金钱意识的形成有它的好处，人们变得比较实在，长于理性计算，而少激进行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也不见得对政治感兴趣。就是说，只要政府有能力改善人们的经济生活，人们不太会挑战政府。但是从长远来看，金钱意识会对政治产生巨大的压力，就是说，任何经济问题都有可能转变成为经济问题。一旦经济形势不好，老百姓就会把矛头对着政府。一旦人们认为政府已经无能提升经济生活，政府的合法性就会很快失去。这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尤其如此，因为本国的经济早就超越出本国政府的控制能力了。这在亚洲金融危机时已经表露得淋漓尽致。金融危机触发了政治危机。很难说，印尼的苏哈托是被本国人民推翻的还是被资本的流动所推翻的。

第二，经济主义下社会各阶层的参政机会是不公平和不对称的。在经济主义下，经济实力是主要的，参政的程度取决于经济资源的多少。所以，资产者的参政机会就要比工人、农民的多，更不用说社会上其他的弱势群体了。不用客气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国家和地区，政治权力本质上说都是由资产者来控制的，或者资产者和政治人物的联盟。政治不对人民开放本身就意谓着经济主义所包含的政治风险。

第三，经济主义下是不可能做到收入的公正分配。这很简单。一是因为经济主义强调的是发展，而非分配，二是因为上述所说的政治权力分配的不公和不对称。所谓的收入分配是由国家政权来进行的，谁能影响国家的政策，谁在收入分配中占有优势。例如，一个资产者掌握国家政权的地方是很难讨论收入的合理分配的。收入分配不公中所包含的政治风险也是显而易见的。现代社会的很多动乱都是有巨大的收入差异造成的。

第四，经济主义经常造成一种虚假的合法性。经济的成功往往使得领导人骄傲，总是相信既然“给了”老百姓那么多的经济好处，他们总应该服服贴贴。再者，经验地说，所有奉行经济主义的地方，腐败总是很严重的。但是经济上的成功也使得领导人忽视腐败的严重性，甚至认为腐败是一种必然的现象。这种虚假的合法性经常给政权带来致命的威胁。印度尼西亚的例子说明了这一点。可以设想，苏哈托当时怎么也不会从那么好的经济数据中看出日后导致他下台的政治危机来的。近年来，马来西亚现在所面临的情况也在说明这个问题。

把上面这些问题提出来，不仅是因为经济主义已经确立为中国的国家发展战略，十六大过于强调经济主义，而对象政治改革那样的重大问题没有新的讨论。更为重要的是因为这些问题已经在中国出现，如政治参与的绝对不对称、收入分配的不公和党政官员的严重腐败等等。而所有这些的解决并非经济主义所能胜任的。把人们引向经济主义可能只是一种权宜之计，但不可以作为国家发展战略的全部。

原载《信报》(1/4/2003)(文章仅代表作者个人立场和观点) 看中国网站 禁止建立鏡像網站。返回正版看中国网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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