另有消息说，在国家领导人的指示下，税务部门调查了去年《亚洲华尔街日报》评出 的“中国十大富豪”，结果，几乎没有人缴纳个人所得税。原因是他们把个人收入都合到工厂里了，公司是自己的，个人用的工资都在工厂税前列支了。有关统计表明，在我国8万亿人民币的居民储蓄中，80%属于不到20%的人所有，而这20%的人口所缴纳的个人所得税，还不及总量的10%。北京市地税局的消息说，9成以上的个人所得税来自于薪资阶层。
在中国，财富的过度集中已令许多人不快。现在，从对刘晓庆的声讨中不难看出，不愉快几乎变成了愤怒。“富豪为什么不纳税”成为一大新闻热点，这其中掺杂着更多的对非诚实致富者的声讨。由于社会各利益主体之间收入差距过分悬殊，矛盾日益增多，危害显而易见。如果多数人创造的社会财富可以被少数人通过不法手段轻松攫取，而我们的社会对这种已知的错误一味妥协，必然导致大众普遍怀疑自己恪守的致富理念，从而助长无责任化倾向和信任危机，社会公正和法律秩序将受到戕害，这无疑是一场社会灾难。所以，加强课征富人的税，应该不仅仅是税制层面上的进步，而且是对社会利益格局进行调整的一种有效手段。
现在的富人漏税现象，是制度漏洞的必然产物。由于没有规定个人申报义务，而分项纳税制对个人收入难以综合计量与综合监控，偷税漏税不可避免。此外，薪资阶层之所以成为纳税主体，也与税法规定的一般薪资阶层所得额扣除部分过低有关。穷者越穷，富者越富。个人所得税没有在解决收入分配不公的问题上发挥作用，这是因为我们的征管观念和手段没有跟上，缺乏足够的技术支持。
比刘晓庆更可怕的当然不仅仅是富人不纳税，更值得我们去拷问的是制度在执行上的缺席和弹性空间的过大。目前在中国，逃税并非富人们的“专长”，而是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而当偷逃税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现象，单靠强制性的查税力量就根本无法根治，而应当从更广泛和深入的层面去寻找原因：一是社会转型期权力市场化导致的灰色收入太多，那些人根本不敢交税；二是权力市场化导致的企业“攻官”成本(含正常审批和非正常的腐败)太高，这边的损失那边补，人们交了许多额外的“税负”，就从逃避正税中弥补损失。很显然，刘晓庆和其他富人们之所以能够屡屡偷税成功，与中国的政治文化土壤是分不开的。
金羊网-新快报 /彭兴庭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