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倒还不算奇怪。奇怪的是这个早就失去了正常思维能力的垂危老人至今仍然名义上领导着一个国家的应该是最富有生命力、创造力和想象力的群体：作家协会。
还有比这更奇怪的。巴金当然不是江核心，他本人早就对什么主席什么长的头衔不感兴趣了。但问题是就象他的安乐死的请求被温柔地拒绝一样，他的辞职的请求也被多次亲切地挡了回去。而到了最近这些年里，他不但早已丧失了书面或口头正式提出辞职的能力，而且辞不辞职的问题恐怕也早已不在他那残存的一点点意识之中了。
那么是谁对他这么亲切这么温柔的呢？当然是党了。党又为什么对他这么亲切这么温柔呢？当然是看在如今的巴老已经不能再喋喋不休地唠叨建什么文革博物馆，而是一边输液灌氧一边摇头不算点头算的份上。
这就是当今中国的奇观：想死不行，想不当官也不行。党要你活你不能不活，党要你戴乌纱帽你不能不戴。要的就是这个终日卧床，最理想的就是奄奄一息。如今是想死死不了，当年政治运动中可是叫你想活活不成。如今是乌纱帽想推推不掉，当年是牛鬼蛇神的屎盆子牢牢地扣在头上。如今也好，当年也罢，党要怎么摆布你你就得怎么听党的摆布。在严冬一样残酷无情下苟活固然不易，在春风一般亲切温柔下想死更难。
这就是最彻底地落实了党对知识分子的政策：改造你的时候整到你活不了，利用你的时候榨到你最后一口气。
巴金老人晚年的种种：他的随想录、他的说真话和建立文革博物馆的呼吁、他与官方的关系、他的作家协会主席的头衔，等等，早就有人从不同的观点撰文或褒或贬。而笔者以为他的一生，其实也就和他的《随想录》一样，在公诸于世之前，不知被删改过多少回了，早就不是原来的那本书，也早就不是原来的那个人了。
那么巴金又是怎么看自己的呢？他说：我在17年中，没有写出过一本自己满意的作品。这是巴金对从1949年到文化大革命这段时间里自己创作生涯的总结。在中国，作家自己不满意不要紧，只要党满意就行。而且往往是作家自己越不满意，党就越满意。在17年中脱过不知多少层皮的巴老想必参透了这层文艺和政治的辩证法。至于文化大革命后的20多年呢，我们现在还不知道巴老是否也有一句精到的概括，只知道他在医院里说“我是为大家而活着”，但后来又说“长寿是一种惩罚”。
这些话就得让人们多想一想了。按常情来说，这个“大家?小而言之，是亲友，活下去是为了他们的爱；大而言之，是尽心尽力照顾他的医护，活下去是为了对得起他们的努力。就巴老自己来说，这个“大家”大概也就到此为止罢。如果有人要说是为了千千万万读者，恐怕这就是把一种在共产党文化下培养起来的动不动就代表了谁谁谁的自作多情强加于人了。
不过，不管巴老本人是否到此为止，笔者还是要把这个“大家”可能还有的意思再揣摩一番。如今除了亲人好友和医护人员，最希望巴老活下去而又不能说话的，恐怕就是我们党了。你想，让一个享有崇高声望而又开不了口的人占住作家协会主席这个多话的位置，世界上还有比这更绝妙的安排吗？因此，如果巴老这个“大家”不幸也包括了我们党，那这话就表达了一种想死死不了的无奈。
“长寿是一种惩罚”。这话更值得人们三思，但却几乎无解。谁来惩罚他呢？为什么要惩罚他呢？是为了一生的虚名，还是为了想忏悔而不能？？？人们尽可以提出这样那样的猜测，不过，和上一句话不同的是，这里可牵扯不上我们党。
为什么呢？因为想惩罚你就不是我们党了，想羞辱你才是我们党。你要建文革博物馆吗？你要全民反思吗？好啊，哪怕你一身反骨满嘴牢骚，只要你说不了话，就让你生不如死地活着，让你比牵线木偶还要身不由己地任党摆弄，让你成为一个我们党心疼著名知识分子的标本，越是半死不活就越是有价值。
对巴金老人的羞辱，也就是对中国全体作家的羞辱。一个把中国作家几乎一网打尽的官方协会，其主席是一个不但不能说话而且连大小便都不能自理的90老翁--甚至连老翁都不是，而是植物人。
世上还有比这更恶毒的羞辱吗？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