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7年深秋，正当赵丽蓉怀着第二个孩子眼看就要分娩时，她的丈夫盛强突然被当局戴上了右派的帽子，要押往茶淀劳改营。临别之际，赵丽蓉紧紧地拉着他的手说：“孩子生下以后，我一定会把照片给你寄去的。”说完，夫妻俩抱头痛哭。
赵丽蓉单位的党委书记也来落井下石。他找到赵丽蓉，板着面孔说：“你必须和你的丈夫划清界限，他是反党、反人民、反社会主义的右派份子，否则，组织上也要考虑对你的处理！”
还好，她的母亲悄悄地鼓励女儿要坚强，说：“盛强是好人，咱们决不能干那种丧尽天良的事情啊！”
年底，赵丽蓉在极其痛苦的情况下生下了第二个孩子。翌年的下半年，她带着三岁的大儿子福春和不满一岁的二儿子大鸣去茶淀劳改营探视丈夫。夫妻相见热泪盈眶。她天真地对丈夫说：“盛强，我想好了，我要离职，来你们这里找间平房。我和你在一起。咱们一块儿劳动。我会开荒种地。我会养鸡、养鸭、养猪、放羊、种菜。我也能脱坯、烧砖……我特别愿意干活。你知道我是农民出身，只要和你在一
起，我啥都不怕。咱们一家能在一起该有多好哇。”盛强苦笑着说：“丽蓉啊，你太天真了！”赵丽蓉睁大眼：“我咋天真？”此时传来警察的吼声：“探视结束，走，快走！”
后来，盛强给赵丽蓉写了一封信：“丽蓉，你还年轻，现在已经是有成就的演员了。我苦苦地思考了很久很久，正因为我爱你，爱我们的孩子，我们还是分手吧！”她接到信后，痛苦地跑到大街上徘徊。她来到了曾经和丈夫一起漫步的北海大桥上。夜，是那么地寂静、黑暗和恐怖。她给盛强回信：“我不允许你胡思乱想。耐心等待吧。我们总有团聚的那一天。”
1959年的深秋，赵丽蓉再次带着四岁的福春和快两岁的大鸣到茶淀劳改营去探视。警察问：“你找谁？”她微笑着说：“看盛强！”“盛强是你什么人？”警察上下打量着赵丽蓉问。“他是我丈夫！”“他死了。”警察说。赵丽蓉惊呆了，顿时两眼发黑，两耳轰鸣，呆若木鸡地好半天缓不过神来。最后，她问：“那，他的尸骨呢？”警察告诉她：“死的人，都埋在西边的那片乱葬岗子了。坟前有木牌写着死人的名字。你去那边找找看吧！”
赵丽蓉了解到，她的丈夫是被逼迫在砖窑里干着超人的劳动时，累倒在地，从此就没有再醒过来。她瘫倒在丈夫的坟前号啕大哭。也不知过了多久，两个孩子扑在她的身上边哭边喊着：“妈妈，妈妈，你怎么啦，我怕！”
后来，是赵丽蓉的大哥和几个姐姐赶到茶淀劳改营那里，才将赵丽蓉娘儿三接回了北京。
这段血泪的记述，令我读了唏嘘，并陷入了深深的思索。记得在我小的时候，这个当局经常要对我们进行所谓的红色教育，说我们是生在红旗下、长在红旗下的幸福的一代。为了能使我们更好地认为在这个当局的统治下我们是多么地幸福，当局时常找来一些长辈人给我们进行忆苦思甜，说是在1949年这个当局上台之前，他们那时的生活是多么多么地苦：吃不饱，穿不暖，受尽了地主老财、资本家的压迫和剥削，而如今在这个当局的统治下，天是多么地蓝，水是多么地清，真是什么新、旧社会两重天啊。目的就只有一个：要使我们从不知事的孩子起就永远地热爱眼前的这个当局和它统治的所谓新时代。
后来，纸里再也包不住火了。如今，谁不晓得1949年之后的这个所谓的新时代是个什么货色！在眼前这个当局的半个多世纪的统治下，人民非但找不到幸福，和世界上许许多多的国家的人民相比真是悲惨无比：有多少人从来就没有解决过温饱，而且在当局搞的所谓的大跃进时期，还饿死了不少的国民，并且有无数的人因为思想和言论问题被当局整得家破人亡。《艺苑奇葩赵丽蓉》书中的这段血泪记述，不就是其中的好例吗！
然而，这些个被整得家败人亡的人们，他们的恨到哪里去了？他们虽然被这个当局和这个社会所残害，可是他们仍然自觉或不自觉地尽着自己的才华为这个当局帮闲：在文艺上、科技上、或者思想和教育等其它战线上帮闲。当他们繁荣着这个社会，他们也帮忙粉饰着这个社会。他们的理由冠冕堂皇：我们是在为我们的民族而努力地工作呀！我们是在为我们的人民而努力地工作呀！可是，我认为，也就是由于有这许多的人的帮闲，这个吃人的社会才得以苟延残喘，这个吃人的当局也才能再继续地吃人：1957年吃人，文化大革命吃人，1989年“6．4”吃人，现在还在把许许多多的要求社会进步的人士和不屈服的法轮功人士投入劳改营吃掉。
我想到了1981年时期的波兰。那时团结工会运动被当局镇压了，于是，波兰人民和社会各界就开展了坚决不与当局合作的运动。结果，波兰当局很快就成为了孤家寡人，不得不召开圆桌会议，最终同意进行社会变革。从此波兰走向了民主和人类文明的道路。
从这个意义上讲，我宁愿在中国听不到歌手的歌唱、看不到演员的小品，也不愿当局借着这些人搞的所谓繁荣而使吃人的专制制度延续。我还要再问一句：中国的有血泪的人们啊，你们的恨到哪里去了？从不与这个吃人的当局合作开始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