确实，综观层出不穷的腐败案件，其中一个共同点就是开夫妻店：贪官背后多有一个“贪内助”在帮着受贿或直接受贿。《中国青年报》报道说，浙江省纪检委宣教室披露：1994至1999年间，浙江省各级纪检监察部门共查处违纪党员干部39,681人，其中县处级干部817人，地厅级干部67人。在这些领导干部的经济犯罪中，夫妻联手作案比例很高，许多贪官后面有一个推波助澜的“贪内助”。山东省泰安市郊区检察院近日也向新闻界披露：近期立案查处的37起领导干部受贿案中，有34名案犯的“夫人”充当夫君的“收银员”，夫妻联手作案率高达90%以上。贪内助们“助贪”的手段多种多样，《人民日报》（2000年11月15日）归纳为垂帘听政、坐地收赃、狐假虎威、使劲怂恿等四种类型。
其实，尉同志的话，早已是老生常谈。我党上上下下许许多多领导同志，包括不少党和国家领导人，包括江泽民，早已无数次强调过了。效果如何，还用说吗。
把腐败现象归功于“贪内助”，与归功于资产阶级腐朽思想、糖衣炮弹的侵袭，归功于思想觉悟低、道德修养差、公仆意识淡，同样是放大抓小、只抓次要矛盾，是寻找替罪羊、转移民众视线。这类强调、发怒，难免给人做秀之感！
中国在政治、经济、文化、社会各方面都实行中央高度集权的管理体制，权力过分集中、失衡而又监督乏力，导致了家长制、一言堂，导致了公权滥用、权力变质、腐败纷起。
纵观中、外执政者的执政经验可见，人类社会存在着普遍的执政规律，授权与限权是宪政的精髓，也是现代政党执政的普遍、共同的原则。简言之，所谓授权，即政权民授，获得社会大多数公民的同意和支持；限权，即官权制限，建立和健全完善的机制，对政权、官权进行规范和限制。那样，才能从源头上堵住腐败的浊流。不然，即使一时管住了贪内助，还会有“贪外助、贪上助、贪下助”等等出现；即使管住了下面的，上头出了问题乍办？斗胆举例：万一老尉同志自己也以公权谋私利、也管不好配偶和儿女呢？
我想，老尉与他的同事们，不可能认识不到腐败的源头、问题的根本在哪里，只不过难以痛下决心，从根本上加以解决罢了。因为，权力都具有自我膨胀的性质，“只要条件允许，每个人都喜欢得到更多的权力，并且没有任何人愿意投票赞成一项旨在要求个人自我克制的条例”（这话是那句名言“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的作者阿克顿勋爵说的）。完善的制衡、健全的监督，将严重威胁各级领导、包括老尉及其同事们为所欲为的权力呀。
经济学家樊纲曾说过，切实缩小政府的规模，减少官员花公家钱、“玩”国有资产的机会，把更多的事情交还给人民和市场去做，才能把利用“公权谋取私利”的腐败现象减少到最低程度。马克思和恩格斯在总结巴黎公社的经验教训时也说过：“为了防止国家和国家机关由社会公仆变为社会主人──这种现象在至今所有的国家中都是不可避免的──，公社采取了两个正确的办法。第一，它把行政、司法和国民教育方面的一切职位交给由普选选出的人担任，而且规定选举者可以随时撤换被选举者。第二，它对所有公职人员，都只付给跟其他工人同样的工资。……这样，即使公社没有另外给各代议机构的代表规定限权委托书，也能可靠地防止人们去追求升官发财了”。
还是阿克顿说的，“对权威的限制是必不可少的。只有当一个政府受到有效的限制时，它才是合法的”。改革党和国家的领导制度，是迟早要迈过的一道坎、要走的一步路，迟走不如早走。早走，于国于民于执政党都有利，主动权还掌握在执政党的手里。
民心尽失，乱象已呈，扬汤止沸，难挽狂澜。老尉与你的同事们，再不要装模作样、自欺欺人了。发挥大政治家毒蛇啮臂、壮士断腕的大智大勇和先天下之忧而忧的大仁大义的历史关头到了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