可是，，祸从口出，乃中国人源远流长根深柢固的恐惧。在漫长的封建专制时代，因言获罪、以口罹祸的事例，举不胜举。语言，给多少人带来了多么巨大的祸害和灾难！缄口免祸，明哲保身，已成了传统的处世智慧。这方面的劝告、格言、故事、俗语，俯拾皆是。如《诗经-大雅-抑》有出言之悔：“白玉之玷，尚可磨也；斯言之玷，不可为也”；傅玄《口铭》：“神以感通，心由口宣。福生有兆，祸来有端”；文中子曰：“祸莫大于多言”；王永彬《围炉夜话》：“一言足以招祸，故古人守口如瓶，唯恐其覆坠也”；元许名奎着《劝忍百箴》，将“言之忍”列为第一…。最有意味的是《家语》中一则小故事《金人铭》：
“孔子观周，入后稷之庙，有金人焉，三缄其口，而铭其背曰：“古之慎言人也，戒之哉！无多言，多言多败；无多事，多事多患；勿谓何害，其祸将大”。”从此，三缄其口，作为避祸远害、明哲保身的古训，代代相传，并派生出许多俗话，什么“言多必失”呀、“是非皆因多开口”呀、“逢人且说三分话”呀、“只说风月、莫谈国事”呀，等等等等。
好在正气仍在人间、良知终难灭绝，舌头割不尽，嘴巴缝不尽，笔头封不尽，在传统文化中仍有为义敢言、仗义执言的一脉，如地下清水长流不断。东汉宦官专权，三千太学生说话了；魏晋苛政暴虐，嵇康等清流开言了；明朝魏阉逞暴，东林党和复社起来了；晚清万马齐喑，龚自珍、魏源等怒喊了；慈禧昏庸老朽，谭嗣同诸君觉醒了；国民党专制腐败，鲁迅、胡适、陈独秀发言了…。文天祥的正气歌唱得好：
“在齐太史简，在晋董狐笔。在秦张良椎，在汉苏武节。为严将军头，为嵇侍中血。为张睢阳齿，为颜常山舌。或为辽东帽，清操厉冰雪。或为出师表，鬼神泣壮烈。或为渡江楫，慷慨吞胡羯。或为击贼笏，逆竖头破裂。是气所磅礴，凛烈万古存。当其贯日月，生死安足论”。
新中国成立了，据说中国人民站起来当家作主了，其实依然作牛作马、为奴为婢；堂堂宪法所规定的言论自由，只有歌功颂德的自由而没有批评异议的自由。文革浩劫，百花尽凋，幸有张志新、张中晓、林昭等几位烈士，在严封高压下发出微弱而独特的声音，他们为了争得说话权，付出了年青的生命…。
我不明白的是，改革开放二十多年了，人民说话的权力，仍然是残缺不全的。甚至民主、自由、人权等词语，仍然犯忌！不说传统媒体的严防死守，就是相对比较自由的互联网吧，我的一些贴子中因为有上述词汇，在不少网坛无法上贴；至于触及敏感事件、人物，发表激进言论而被删被警告，更是家常便饭了。近来许多网站遭到封杀。如说东道西、罕见奇谈等等，都是网友中享有盛誉的。好在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要彻底封杀几乎是不可能的。
最近，许多朋友担心我的安危，劝我暂时少说多看，以免给自己和家庭带来不必要的麻烦。我想起了晋人孙楚《反金人铭》：“晋太庙有石人焉，大张其口，而书其胸曰：我古之多言人也，无少言，无少事。少言少事，则后生何述焉。天唯立言，名乃长久，胡为块然生钳其口云”。
我好名，珍惜自己的名字，但我冒险犯难，实话实说、真话真说，倒不纯粹是为了立言成名，而是面对社会的不公不平，政治的腐败黑暗以及贫弱群体的苦难，无法再保持沉默了。不管有没有用，不管允不允许，我都要哭、要骂、要呐喊、要针砭时弊、指点迷途、剥魔鬼之画皮、斥丑陋之嘴脸，要把我内心的话吼出来！
“直言正谏，以忠信而获罪；卖官鬻爵，以货殖而相亲”，此乃封建时代的丑恶现象。皇帝己逝，鬼魂不灭，官场腐恶，于今为烈！但老枭的直言，可不是奴才对主子的“谏”，而是主人对恶仆的痛斥，在精神上、道义上，都是居高临下、以正临邪的。
民主、自由、人权，最基本的是说话的权力和自由！如果说话权都没有，别的就更谈不上了。
“士无三寸之舌，何用此土木形骸”。在日常生活中，待人接物时，自当与世无争，待人以宽，少说为佳，有容乃大。但如果在大义大节大原则的事情上，在大是大非大正大邪的分际，还当锯嘴葫芦，就太可耻了。至于个人得失、一己安危，有时候是不应考虑太多的。
我很喜欢唐伯虎的一句诗：“满腹有文难骂鬼，措身无地反忧天”。时世艰危，纵有满腹文章，连鬼都不能骂；生活艰难，立足未稳，反去为老天发愁！不过，鬼不让骂也要骂，“达官不忧天下，草莽之士忧之”，表达了一个知识分子的悲悯情怀。
东海一枭2002、3、2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