想象一下如此场景：中宣部或安全部的老爷们，坐在沙发上，一手拿着冒着热气的咖啡，一手拈着呈报这些肺腑之言的材料，翻了翻，嘟囔一声：“咳，你们就会嚷嚷！”轻轻一挥手，那堆材料进了废纸篓。然后，然后会怎么样吗？不会怎么样。要封杀的人继续被封杀，要封杀的作品继续被封杀，要封杀的报刊继续被封杀，而街市依旧太平。
这就是现状，可怜的知识人！
看到一个消息，山东考生状告教育部以自动撤诉收场。
但我仍然佩服他们的勇气。那几个孩子比我们，比我们中的大作家、大学者、大诗人、大编辑、大教授，勇敢的多，也明智的多。
除了躲在象牙塔里喊喊痛，我们有过别的、更有效的举措吗？那么多作家、学者被封杀，经过了法定程序吗？那么多作品被封杀，经过了法定程序吗？那么多报刊被封杀，经过了法定程序吗？没有。一次也没有。每一次都是暗箱操作。
可我们做什么了？我们曾经有一次把他们送上法庭，要他们依据法律文本给我们说法吗？我们曾经有一次要他们付出过哪怕是一丁点点代价吗？
面对政府的不义，面对政府的非法，我们这些最推崇以法治国的人，我们这些最重视政府守法的人，竟然似乎忘记了这国度还有法律存在，一个个按兵不动。连用法律捍卫自己的权利的勇气都没有，连农妇秋菊都不如。当今中国的知识精英，怯懦至此吗？！
我也是怯懦者，《历史的先声》禁售之初，气愤不过，我曾打算到北大门口亲自出售《历史的先声》。但电话中朋友几句劝告，我就打消了这个念头。
正是我们的怯懦，助长了他们的骄狂。可以任意封人封作品封报刊而不需要付出任何代价，那他们为什么不看不惯就封？！从这个角度讲，我们不过是自作自受。
我这里谈的不是反抗的勇气。用法律捍卫自己的合法权益，这不是反抗，而是对现行制度的承认。这根本就不需要反抗的勇气。
因此我始终无法理解，我们为什么不求助法律？喊痛没用，已经被无数的事实所印证了。我们为什么不在庄严的法庭上向他们讨回公平？
是的，他们根本就不尊重法律，他们完全把法律当儿戏。但这就是我们放弃的理由吗？如果有法不依，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必须依法行政，告诉他们怎样依法行政。如果无法可依，我们就用我们的实际行动，告诉他们我们没有义务服从法律之外的强制。五十多年了还不制定新闻法出版法，这是国家的耻辱，这种耻辱必须结束。
我们的统治者还没有完成实质性进化，这是众所周知的事实。我们的统治者需要调教，需要驯服。如果连我们都不能够调教他们、驯服他们，谁能够调教他们、驯服他们？那么他们的实质性进化还能指望吗？如此， 我们又有什么理由抱怨他们的野蛮呢？有什么样的父亲就有什么样的孩子，家里出了逆子，父亲难道可以说是清白的吗？同理，有什么样的知识分子，就有什么样的统治者。统治者专横暴虐，那个国家的知识分子难道可以说是清白的吗？难道不也负有一份罪责吗？
每当遭遇不义，都用法律捍卫自己，令当局的每一次不义行为都有代价，以活生生的事实调教、驯服统治者，这才是我们最需要做的。
我希望当局的每一次封杀，都引出法庭上的激烈较量。他们可以把几个山东考生摆平在法庭之外，中国这么多知识分子，大知识分子，他们统统都能摆平在法庭之外？我就不信！第一次他们可以有法不依，第二次他 们可以有法不依，第三第四乃至第一百次他们都可以有法不依。但他们敢每一次都有法不依，始终有法不依？敢用这种实际行动昭告天下：法律是放屁所以大家都不必遵守干脆无政府算了？
问题主要不在这个社会不公平，这个制度不公平。问题在面对不公平，我们怎么办？
求仁得仁，此之谓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