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40年5月28日蔣介石、馮玉祥、孫科、于右任、孔祥熙等在重慶儲奇門碼頭祭奠張自忠將軍靈柩。(圖片來源：公有領域)
孫中山的孫女、孫科的女兒孫穗芳在她的回憶錄中說：1955年，我從上海第八女子高中畢業，我三年高中的總平均成績在90分以上，還被評為「五好學生」。在教師的指派下，我還負責幫助五位同學通過了畢業考試。雖然有這樣的成績，我卻成為進入大學深造的同學中落選的人。在收到「不錄取通知書」的前一天，我被一位派出所的人員叫去參加「鬥爭地主大會」。
雖然那時已是1955年，「三反」、「五反」早已結束。在會場上，人們對「地主」拳打腳踢，叫嚷著要「槍斃他」。我是專門被叫來接受這個場面的「教育」的。有人對我咆哮：「你以為你是誰？你的出身是反動官僚資產階級。」我被嚇得不知所措。就在第二天，我接到了通知，我不能進入任何大學讀書。此時，我對自己的未來非常悲觀，卻連哭都不敢哭。
這時，我想到了祖母宋慶齡，就從上海到北京去看她，她卻因風濕病去了外地療養。我在北京還有做建築師的嚴星華和舅母王婉玲，以及以前在上海的老鄰居朱培英一家，他的父親朱學範當時是郵電部長。我到了舅舅家，舅舅當時正在蘇聯，設計莫斯科——北京飯店，舅媽的警覺性很高，我考不上大學乃因家庭出身不好，所以我到舅舅家的當天，舅媽就去派出所匯報了，這意味著我不能在她家裡多呆。而朱伯伯也怕我出身不好會連累他們，還吩咐兒子不要和我來往。
我當時沮喪極了。在萬般無奈之際，就寫了一封信給祖母宋慶齡，把自己的苦衷告訴了他。祖母很快回了信，信上說：上大學不是人生唯一的道路。不過，她在信的最後一行提到：但願我明年能進入大學。我把祖母給我的信寄給了高教部，不久，有一位幹部來找我，她說：現在國家的政策是一時向左，一時向右。她許諾：這個學期入學太遲了，等到明年我將會獲准進入大學讀書。
次年，我進入上海同濟大學讀建築系，這並沒有使我的思想負擔減輕。有人認為我是「花崗岩腦袋」，意為不積極接受改造。常常有人貼出一些「大字報」、「小字報」之類對我進行批判，他們逼我承認出身於反動官僚、資產階級家庭，甚至在公開場合，我也時常遭到侮辱、欺凌。在同濟三年，每學期我都被安排坐在班裡學生黨支部書記的旁邊，作業時常被抽查，所有筆記本都要定期交出來，以便他們檢查我的思想。期終考試我得了滿分五分，但因為我的家庭出身不好，經過重新評分，結果只給了我一個二分——不及格的成績。這對於在做學生的我，無疑是想判我死刑。而凡被認為是政治上、思想上進步的，即使得了不及格，也被拉成及格。二分必須補考，但系裡又告訴我說，所有的教授都說我不用補考了。其實，我並不擔心補考，我寧願補考再拿五分。結果，在成績單上，我的分數被填成三分，勉強及格。
由於我的出身，我的思想被認為有「毒素」，於是在1958年我被送到上海近郊農村勞動，住的地方潮濕陰冷，睡的是泥土地，這段時間造成我全身風濕性關節炎，至今沒有治癒。讓我幹最髒最苦的活，被認為是最能改造我的思想的一個方式。因為我的出身，我得用勞動來清洗血液中上代傳給我的「毒素」。在當時的政治形勢下，我經受的政治委屈和精神煎熬，如今真是不堪回首，猶如做了一場噩夢。
在推翻帝制、共和革命成功四十多年後，中國共和革命的先行者孫中山先生，他的孫女孫穗芳為什麼在1955年不准進入大學讀書？因為孫穗芳被毛澤東時代必須人分三六九等的制度歸類於下賤種群（農村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其家屬，城市舊官僚、舊職員、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其家屬。1958年後增加了右派份子及其家屬。1966年後增加了走資派及其家屬），原因係她父親孫科是國民政府的舊官僚。
孫穗芳尚屬幸運，有祖母宋慶齡的幫助，從而得以在1956年進入了大學校門。而那些是數以萬計的農村地主分子、富農分子、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其家屬，城市舊官僚、舊職員、資本家、反革命分子、壞分子及其家屬以及右派份子及其家屬和子女則終生被關在了大學的校門之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