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6年10月23日訊】一、告密治校：大學為何容不下不同的聲音
一所大學是否真正尊重知識與理性，不僅要看它擁有多少實驗室、發表多少論文，更要看教師能否獨立思考，學生能否公開質疑，課堂能否容納不同意見。當質疑被視為政治風險，舉報取代了討論，大學便偏離了追求真理的使命。
我尤其反對斷章取義、暗中蒐集課堂言論並藉此打擊他人的做法。正常舉報違法行為或學術不端，理應受到保護；但將觀點分歧上升為政治指控，繞過事實核查和申辯程序，則會破壞師生信任，迫使教師自我審查。
這種現象令人聯想到斯大林時期蘇聯的政治監控與告密制度。契卡及其後繼安全機構在不同歷史階段運作，內務人民委員部（NKVD）則在斯大林時期發揮了重要作用。官方宣傳中的帕夫利克．莫羅佐夫故事，把向權力報告親人行為塑造成忠誠的象徵。無論故事的真實細節存在多少爭議，這種宣傳都說明：當政治忠誠被置於人倫信任之上，社會關係便容易受到侵蝕。
中國高校中的課堂舉報並不能簡單歸結為個人品德問題。真正值得追問的是：為什麼某些舉報能夠迅速轉化為處分？為什麼一段脫離語境的錄音，有時比完整的學術討論更有力量？當管理者首先考慮政治風險而非事實與程序，沉默便可能成為教師最安全的選擇。
二、從課堂舉報到行政處分：值得警惕的案例
2021年12月，上海震旦職業學院教師宋庚一因課堂涉及南京大屠殺相關表述，引發學生錄製視頻及網路爭議，隨後被校方解聘。對於其具體言論及歷史論證，社會存在不同評價；但這一事件同樣提出了一個重要問題：面對爭議性課堂表達，學校是否應當給予充分調查、完整語境核實和申辯機會？
曾任貴州大學教師的經濟學者楊紹政，因公開表達的觀點與校方發生衝突，並經歷停課、解聘等爭議。他後續的司法處境與具體判決信息，投稿前仍需以可靠公開材料逐項核實。無論讀者是否認同他的觀點，大學都應當為合法的學術討論保留空間。
對於鄭毓煌教授及王達義先生，原稿提及其遭舉報、傳喚或打壓等經歷。由於目前缺少可獨立核查的時間、地點、處分文件和當事人公開陳述，本文不把這些細節作為已經證實的事實。倘若有關情況屬實，更應以證據和程序釐清爭議，而不是讓未經核實的指控決定一個人的聲譽與前途。
這些事件的性質與事實細節並不完全相同，不能一概而論。但它們共同提醒我們：大學面對思想爭議時，最重要的不是迅速表態站隊，而是保障證據、辯論和正當程序。
三、資源分配與行政權力：沉默如何形成
言論環境並非孤立存在。科研經費、職稱評審、住房福利、出國交流和崗位任命，如果缺乏公開標準與有效監督，就可能成為行政權力影響教師行為的工具。斯大林時期的蘇聯也曾通過政治審查與資源分配約束知識份子；歷史制度雖不能機械等同，但這種權力邏輯值得警惕。
我本人就有過深刻的經歷。當年一次赴美深造機會的分配中，領導以「王立君還年輕，有的是機會」為由，將我排除在外。對我而言，這不僅是一次個人機會的喪失，更讓我意識到：當決定缺乏透明標準、當事人又無從申訴，個人前途便可能取決於少數人的一句話。
真正的教育公平，不是要求每個人都獲得同樣的機會，而是讓機會依照清晰、公開、可監督的規則分配。若評審過程可以隨意改變，優秀者難以服眾，受挫者也難以信服。久而久之，服從權力就可能比鑽研學術更有回報，整個大學的創新能力也將受到傷害。
四、重建講臺的尊嚴：從程序正義開始
要改變這一局面，首先應當區分學術爭論與違法行為。教師的觀點可以受到嚴厲批評，歷史論證也應接受證據檢驗，但不能僅憑剪輯視頻、匿名舉報或輿論壓力便作出決定。
其次，涉及教師處分的調查應有明確標準、完整記錄和申辯渠道；學生與教師都應獲得基本的程序保障。對惡意捏造事實的舉報，也應有相應的糾錯和責任機制。
更重要的是，大學管理者必須承認：獨立思考不是校園秩序的敵人，而是高等教育的根本價值。課堂應當容許學生提出尖銳問題，也容許教師在事實基礎上作出不受歡迎的判斷。沒有討論與質疑，大學便難以培養真正具有創造力的人才。
五、結語：讓事實與良知重回講臺
大學講臺本應是傳授知識、辨析事實、鍛j煉理性的地方，而不應成為彼此監視的場所。政治忠誠不能代替學術能力，舉報數量不能代替證據質量，行政命令更不能代替獨立判斷。
我寫下這些文字，不是要求任何人接受某一種觀點，而是希望每一位教師和學生都能享有依據事實發言、依照程序受到對待的權利。一個社會可以存在尖銳分歧，但不能因為害怕分歧，就讓所有人放棄說真話的勇氣。
當講臺不再因恐懼而沉默，當學校不再以舉報代替討論，大學才能重新成為培養自由思想與公共責任的地方。真理不應靠權力宣布，良知也不應由告密裁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