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6月4日，歷史留下了一道無法抹去的傷痕。
那一天，北京的槍聲，令無數生命永遠停留在那個夏天。無數年輕人站在北京街頭，追求民主、自由與尊嚴。槍聲響起之後，有人失去生命，有人失去自由，而更多人則被迫將這段歷史沉默地埋藏在記憶之中。
三十多年後，這段歷史在香港仍然留下痕跡。
多年以來，每逢六月四日，維多利亞公園亮起燭光。人們悼念死難者，也只是希望告訴後來的人：
曾經發生過的事情，不應該被遺忘。
支聯會，正是在這段歷史之中成立的組織。
多年以來，它每年舉辦六四悼念活動，保存香港社會對六四的集體記憶。
然而，這份記憶最終成為一宗刑事案件。
2021年，支聯會及其前主席李卓人、前副主席何俊仁、鄒幸彤被控《香港國安法》下的「煽動顛覆國家政權」罪。三人其後長期還押。
案件歷經多年審訊與押後，直到2026年，法院作出裁決及判刑。
最終：
鄒幸彤：7年3個月
李卓人：7年
何俊仁：5年2個月。
這不只是三個數字。
這是三個人的人生。
是五年、七年、七年多的自由。
是無數個不能與家人共度的節日，是不能自由生活的年月，也是人生中再也無法取回的時間。
尤其令人沈重的是，三人自2021年被捕後，已經歷長時間還押；截至判刑之日，還押時間已超過千日。
一個人究竟有多少個一千日？
又有多少個七年，可以重新開始？
當下一個六月四日來臨，他們仍可能身處獄中。
而維園曾經每年出現的燭光，已經成為香港歷史的一部分。
這宗案件所留下的，並不只是三份判刑。
它同時令人重新思考香港的法治與自由。
法律原本應該保障人的基本權利，限制權力的界線；法治亦不應只意味著有法律、有法庭、有判決，更應包括對言論、思想、集會及基本自由的保障。
當一段歷史不能公開悼念，當保存歷史記憶可以導致刑事追究，當曾經存在於香港多年的公共空間逐步消失，我們便不得不問：
法律仍然存在，法治的精神是否也仍然存在？
如果法律只剩下形式上的存在，而保障自由、尊嚴與權利的核心價值逐漸被掏空，那麼香港曾經引以為傲的法治，是否已經法治已死？
這才是這宗案件最令人悲痛的地方。
六四的歷史沒有消失。
只是曾經可以點亮燭光的人，開始一個一個失去自由。
曾經可以公開談論的歷史，開始只能留在私人記憶之中。
而曾經每年聚集的人群，也逐漸沉默。
可是，判決可以限制一個人的自由，卻不能改寫歷史。
高牆可以隔絕一個人的身體，卻不能隔絕記憶。
六四，不應被遺忘。
逝者，不應被遺忘。
李卓人、鄒幸彤、何俊仁，也不應被遺忘。
因為他們失去的，不只是幾年的自由。
而是人生中，再也無法取回的時間。
所以，我仍然想說：
不是少坐一年。
不是少坐一天。
而是——
坐多一日，都不應該。
「毋忘初心」創始人Tango Wong
9月12日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