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6年4月2日，人們在上海外灘排隊過馬路。（圖片來源：Hector RETAMAL/AFP via Getty Images）
中美經貿關係陰霾密佈，美國朝野對脫鉤和繼續掛鉤的辯論一直就沒有停歇。這個星期，巴倫公共事務中國業務負責人杰里米．弗希特戈特（Jeremy Furchtgott）在《華爾街日報》發表文章，提出一個第三條道路的方案：既不實行全面脫鉤，也不再維持一成不變的盲目開放，而是由美國單方面制定規則，實施所謂「美式改革開放2.0」，也就是按照美國的條件，決定對中國哪些地方和企業開放美方市場。
在理論上看，這個思路很巧妙，但要是放在中共體制下，在當今的經濟結構、當今地緣政治的真實環境下審視，這恐怕是一廂情願的設想。
我們先瞭解一下弗希特戈特文章的內容。首先，當前中美貿易面臨兩難，全面脫鉤代價過高，繼續掛鉤又難以為繼，根本原因在於兩國監管政策的直接碰撞。按照西方的標準，進口企業必須深入審查中國供應鏈的透明度，比如美國的《維吾爾強迫勞動預防法》、歐盟《企業可持續發展盡職調查指令》。但是中共則禁止中國實體配合外國監管審查，否則即屬違法，比如近期出臺的《產業和供應鏈安全條例》、《反外國制裁法》。結果就是，西方企業被夾在中間，面臨巨大的法律與違規風險。
針對這一死局，作者提出了第三條道路：不再把中國視為單一的整體，而是由美國單方面實施微分化、差異化的貿易政策。美國應該反客為主，由美國制定和劃分經濟特區。美國向願意提供供應鏈透明度、配合監管審查、遵守制裁規則的中國城市或特定企業，提供優惠關稅、加速出口許可、提供簽證便利，而對無法驗證的地區加以限制。
作者總結說，這就像當年鄧小平搞改革開放那樣，先弄個經濟特區，按中國的條件向世界打開中國大門。而如今的改革開放2.0，則是按美國的條件向中國打開美國大門。美國不需要等待中共做出改變，通過這種有的放矢的利益槓桿，倒逼和吸引願意配合的中國地方與企業入局。
看來，弗希特戈特對中共的認識還不夠深入。鄧小平的特區模式之所以能夠成功，它的首要前提是中央權威的絕對授權與政策允許。中國各個省份可不是美國聯邦的各個州，有相對的地方獨立管理許可權。中國地方的試點和特區，並不是地方政府能做主的，它是國家戰略的一部分，沒有中共的允許，哪個地方也不能闖、不能試。
特別是在今天習近平「定於一尊」的大環境下，權力和決策高度集中在中央，安全維度被置於極高的優先地位。在涉及國家安全、數據跨境流轉和供應鏈基本盤的敏感問題上，任何一個地方政府，都不可能私自與美國商務部或貿易代表辦公室達成獨立的監管透明協議。因此，美國試圖繞過北京中央政府、直接在地方層面尋找「願意合作的夥伴」，在現實政治中根本缺乏可操作的基礎。
這是在政治層面上講，在具體技術操作層面上，也面臨著巨大的現實障礙。現代製造業的供應鏈涵蓋地域廣大，一件出口到美國的工業成品，其零部件往往跨越好幾個省份、幾十家供應商。即使某個沿海縣城或工業園區為了出口利益，全盤接受美方的審計與透明度標準，但其上游的原材料供應商、零部件加工廠，如果分布在其他「非合規」地區，整條供應鏈的合規性依然會被打斷。
要知道，要查清楚產地，成本高昂。美國海關與邊境保護局不可能有足夠的人力物力，去核查每一批貨物背後錯綜複雜的跨縣、跨省供應鏈。如果真的能有的放矢、區別對待，那很有可能的結果就是引發強烈的套利動因，導致非合規地區的產能通過特區進行洗標籤或轉口，從而使美方的監管效能徹底失效。
杰里米．弗希特戈特的這篇文章，反映出華盛頓精英階層在面對中美經濟硬脫鉤高昂代價時的現實焦慮。他們既渴望保留中國製造的龐大產能與市場效率，又無法放棄對安全、人權與供應鏈控制權的絕對要求。改革開放2.0，正是在這種矛盾心理下孕育出的一種「既要又要」的政策構想。
大國博弈從來不是單項的選擇題，更難以做到既要又要還要。魚與熊掌不可得兼，你選擇什麼呢？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