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看中國2026年8月14日訊】【按：昨天才議論了「上海幫」與江澤民（「二醜」），今天可好，又死了一個「上海幫」，他有個響噹噹的名號，叫「朱棺材」，所謂「準備好一百口棺材，也有我的一口」，然後天下被這「朱旋風」攪合得昏天黑地，所以我管他叫「鬼貓」，即鄧小平所謂「黑貓白貓，抓住老鼠就是好貓」，朱總理便是那只好貓。當然，從江澤民可以梳理「上海幫」歷史，從朱則可以梳理中國總理這個角色，內容極為豐富。】
一、「總理現象」，以朱鎔基為例
中共的「總理現象」，是一個謎，至今混沌不清，周恩來是這個現象的極致，「哭總理送總理」，曾是文革末期的一段佳話，卻不久便破滅：周恩來原來助紂為虐，可是這並不能終結「好總理」神話，你看周恩來之後，從趙紫陽、李鵬、朱鎔基、溫家寶，直到李克強，就是算上曾「代總理」的華國鋒，幾乎有一致的口碑：好人、能幹、惡政跟他無關，其間只有一個李鵬除外。這可能是「中國模式」的訣竅之一，無疑也是中國人帝王思想、明君觀念、臣僕意識的一種反射，網上的「溫家寶口水仗」，又是一個明例，但是人們忘了還有一個朱鎔基，屠殺以後「將中國瓜分掉」、也「將社會主義閹割掉」，卻至今是一個「好總理」呢。我二十年前就寫過朱鎔基（1998年4月7日），再讀似乎頗可以讀出點溫家寶、李克強的影子來；從政治學角度，未見有人詮釋中共體制的這種妙處，即總書記搞黨務做惡人、總理搞經濟變好人。
1、「朱鎔基旋風」
中共新科總理朱鎔基高票當選以來，短短數週而已，國際上就刮起一股「朱鎔基旋風」，中外媒體上也是一派「朱鎔基新政」的讚許，有稱「世人對中國大陸的經濟改革前景予以極大期盼，相信在朱鎔基的強勢主導下，中國大陸的經濟能在亞洲金融風暴中逆風發展」，有稱「政治體制改革已經悄悄啟動」……其中，尤其香港的媒體為甚，幾近阿諛。
一向敢於批評中共的《蘋果日報》，在社論裡對朱鎔基稱讚有加，稱他「不管萬丈深淵勇往直前」；不過筆鋒一轉，就說他所面對的問題甚多，包括經濟結構不合理、各級政府重複建設過多，以致形成大量浪費、特權囂張、失業問題等，只要稍有差池，導致社會發生動亂不安，屆時因改革而被剝奪利益的幹部便會興師問罪，而朱鎔基則惟有下臺一途，因此說他「風蕭蕭兮易水寒」、「鞠躬盡瘁、死而後已」；《信報》社論則稱，若朱鎔基能夠在任期內完成其經改大計，即可名垂史冊，但他要處理的問題決不簡單，而且觸及既得利益階層既深且廣，充滿各種危機與變數，一如「商鞅變法」，對此香港「不忍悲歌再奏，樂見改革成功」；香港回歸後立場轉變極快的《明報》，以標題「披荊斬棘，開創新局」的社論大捧「朱總理」，稱他「敢承擔、敢堅持的風骨，是中國改革最需要的，也是北京官場最缺少的。」此外，《星島日報》也是高聲唱和朱鎔基的豪語，稱他「義無反顧，成效可期」。
香港這股「朱鎔基旋風」，無疑同金融風暴之後經濟低迷有關，如《香港經濟日報》稱「朱鎔基給香港三個重要商機」，一是國有企業改革，二是住屋改革，三是科技興國，說大陸國有企業改革，香港作為國際金融中心，可以配合更龐大的國企上市集資需求；大陸要發展房屋，正好向港商提供了很好的投資機會；港商亦擁有國際商業資訊及開拓國際市場能力，對大陸科研成果轉化為競銷全球的商品極為重要。但這家報紙卻迴避了最要害的一條：朱鎔基堅持人民幣不貶值，對香港才是最關鍵的。有趣的是，中共在香港的媒體《文匯報》和《大公報》等，反而只撰文慶祝中共「兩會」成果，不約而同地「忽視」了朱鎔基，這大概同中共中央宣傳口經仍要突出江澤民而有意對朱鎔基「降降火氣」有關。
這股「朱鎔基旋風」，是目下中國大陸政局微妙的一個徵兆，它似乎顯示自1989年「六四」事件之後長達九年的沉悶有了一線轉機，這包括：
——朱鎔基是不是又一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
——會不會又一個所謂「朱鎔基新政」？
——中共能否靠朱鎔基突破經改和政改困境？
2、國際大環境：以妥協折服克林頓
自１９９７年中共十五大奠定江澤民「核心地位」，「江李朱體制」正式出臺，其間還夾著江澤民去年底的所謂「訪美成功」，大體完成了鄧後中共的權力轉移，而且這個轉移也獲得了以美國為首的西方世界的認可，中共又一次絕處逢生。
中共向西方的有限妥協，雖是鄧小平式的「韜晦之計」，但也是他們同中共內部根深蒂固的極左勢力較量、週旋、妥協的結果；思想傾向偏左的江澤民，既向西方妥協也大肆鼓噪民族主義，屬於實用主義性質，有無法控制的後果。
這種對美妥協主要是兩個方面：
第一，以人權妥協換取西方合作。
去年十月間江澤民和克林頓會談後，回去作出兩個大動作：中國簽署了聯合國「經濟、社會和文化權利公約」，接著又批准魏京生出國治病。作為回應，美國克林頓政府表示，中國的人權已有改善，美國將不會在今年的聯合國「人權委員會」上支持對中國人權問題提出譴責案。其實「人權」一旦變成「外交妥協」的手段，既不表示中國大陸人權狀況有改善，也不表明中共接受了西方的人權觀念。三十年後，美國人才發現他們上了大當。
第二，以人民幣不貶值配合美國重整亞太秩序。
然而三十年前，中國的誘惑，是美國和西方無法抗拒的。亞洲金融風暴以後，美國擔心人民幣如果貶值，將嚴重影響亞洲經濟之穩定，於是今年一月美國副財長薩莫斯訪問北京，得到了朱鎔基的承諾，他在訪問後表示：「中國堅決維持人民幣的強勢，乃是中國對亞洲安定所做的重要貢獻。」此舉不僅使朱鎔基的國際聲望大增，也被認為是「中國願意對國際社會負責任」的證明，再加上中共在伊朗軍售問題上也配合美國，這些因素也都被視為克林頓政府的外交業績，皆使得甚至在華盛頓的政治生態中，繼續「羞辱」中共也愈來愈缺乏彈藥。
3、「朱鎔基期待」
朱鎔基如今「聲譽漸隆，佳評處處」，乃是同這個國際背景分不開的：西方和中國大陸內部，都如同八十年代初期待鄧小平「改造」中共一樣，開始期待朱鎔基了。
這種「期待現象」，在國際上和中國大陸曾出現過多次。所謂「鄧小平期待」，自七十年代末到八十年代初逐漸達到高潮，期間並未因他逮捕魏京生、鎮壓「民主牆」而稍有緩減，美國《時代》週刊兩次選他作封面人物，北京大學生在天安門遊行打出「小平，您好」的橫幅，都是明證。
直到1984年鄧小平式的改革陷入困境，人們才又開始「期待趙紫陽」，當時不僅中國大陸的自由化知識份子大多對趙紫陽口碑極佳，很多精英因此自覺進入體制內協助趙紫陽，而且西方對趙紫陽也是「佳評處處」，如美國芝加哥大學經濟學教授、諾貝爾獎得主佛雷德曼，就稱趙是「共產黨制度下最懂經濟的人」；當然，因趙紫陽反對「六四」鎮壓，很長時間裏人們都還在期待「趙紫陽復出」。
自然，這種「期待現象」，無論中外，都對中共體制無奈之下轉而期待「好人當政」的普遍心理，被期待者如鄧小平、趙紫陽也都表現出某種有異於共產黨僵化體制性格的特色，比如從來就沒有人「期待」過江澤民，更不用說李鵬了。因此，朱鎔基的「被期待」是很自然的，有些美國的政論家甚至稱「朱鎔基是城市化、文明化的政治明星，他知識份子化的氣質和高明的經濟駕馭能力，堪稱「紅色經濟沙皇」；德國的外交家和經濟官員則評價「朱鎔基的智商超過２００，只要看他的經濟政策和聽他隨口說出的準確的金融數據，你會確信他是一個真正的改革家，只有他才能把中國雄心勃勃的經濟轉型大業完成，他本人就是「現代化中國的象徵」」；新加坡李光耀也稱他是「最合適的總理人選」，日本首相讚他是「一個非常能幹的人」，等等。
然而這只不過是外國人看「西洋景」罷了，在中國大陸人眼中，朱鎔基的「異化特色」，主要是兩個：一是「廉潔」，二是「懂經濟」，這兩個特色之所以被人們所欣賞，也是因為它們正好對應了近年來中共面臨的嚴重危機：「廉潔」是對應普遍氾濫的貪污腐敗之風；「懂經濟」是對應高增長、過度膨脹、地方經濟自主化、南北傾斜等等引發的一系列經濟隱患和危機。不過，在中共並未實行領導人申報個人財產制度，和具有獨立監督機構的情況下，事實上並無法證明朱鎔基是否真的「廉潔」。
更有趣的是，僅僅因為民間傳說朱在看電視劇「宰相劉羅鍋」以及「商鞅變法」的戲時掉了眼淚，人們便認為他是一個「清官」，將他所推動的一些改革措施比作兩千年前的「商鞅變法」，並深信他已經作好了變法失敗就如同商鞅一樣被車裂的準備。這就如同笑話了。
4、對朱鎔基「期待」什麼？
就西方投資者而言，無法拒絕中國大陸市場的巨大誘惑，卻又對它的毫無章法極為頭疼，因此認為朱鎔基熟悉經濟，知道「經濟全球化」對中國的意義，是一個說話算數的人，「和他交往，可以降低風險，增強安全感」；另外「六四」帶來的障礙依然存在，一些西方投資者和政府，也認為朱鎔基沒有「六四」污點，「他從來沒有說‘六四’是暴亂或者動亂，而是以果敢的行動組織工人糾察隊，成功阻止了軍隊進駐上海，使１９８９年的中國避免了另一起血案」，所以覺得「朱鎔基是我們可以打交道的中國領導人」。
大陸內部則存在著種種不同的幻想和期待。大多數老百姓歡迎朱鎔基「當家」——農民希望政府「少收費，多給肥」，城市下崗工人則更加期待於朱鎔基的承諾：「我讓你們丟了飯碗，我也可能讓你們端上一個新飯碗」。尚有憂患意識的知識份子則欣賞朱鎔基敢說敢為的個性，不迴避現實難題的作風，寧願期待他是又一個「中國的戈爾巴喬夫」。「六四」以後成長起來的新生代政治精英，則無論公私之心都感到中國大陸若「重整河山」便可以成為世界之強，而計畫經濟體制的解體、嚴重的腐敗和混亂的經濟秩序，皆需要強有力的務實的領導人來梳理整頓，推進體制轉型，他們認為只有朱鎔基堪當此任。
即使一些「六四」後被打入另冊的知識份子，仍對朱鎔基有好感，如前《光明日報》記者戴晴就認為，「朱鎔基對耗資巨大的三峽工程沒有讚揚性評論，那麼他主持國務院工作後，會不會讓這有廣泛爭議的工程擱置一下呢？」總而言之，中共積重難返，江澤民油頭滑腦，李鵬令人生厭，所謂「江李朱」體制中，似乎也只有朱鎔基看上去比較順眼，於是各種幻想、期待都凝聚到他一個人身上，這是「朱鎔基神話」產生的基本社會心理氛圍。
據來自大陸內部的消息稱，在一些新生代政治精英當中，正醞釀如何使這種「朱鎔基期待」具體化為政府行為，這包括︰
（１）建立「小政府」運行機制。大陸的改革一直是「自上而下」的，各級政府是推動者，現在龐大臃腫的官僚系統已經成為市場經濟的絆腳石，政府部門間權力重疊，辦事拖沓，服務意識淡泊，坐享額外收入，而且冗員纍纍，消耗大量的國家財政。重新設計政府運行機製成為當務之急。這次全國人大以百分之九十八高票通過「國務院機構改革方案」；
（２）經濟環境有序化。大陸市場經濟的混亂無序，不僅使外國投資者缺乏安全感而卻步，也導致腐敗現象縱生，非國有企業得不到適時引導。除了廉價勞動力外，大陸經濟其實沒有任何優勢。朱鎔基推行的「分稅制」改革和金融體系整治，使經濟立法循序漸進，今後改革的重點也在規經濟秩序；
（３）協助朱鎔基提出「一個確保」（確保今年經濟發展速度達到百分之八，通脹小於百分之三），「三個到位」（在三年的時間裏，使大多數大中型虧損國企擺脫困境，進而建成現代企業制度；徹底改革金融系統，使中央銀行強化金融管理，商業銀行自主經營；政府機關人數分流一半），「五項改革」（糧食流通體制改革，投資融資體制改革，住房制度改革，醫療制度改革，財政稅收制度改革），如能實現，中國的經濟環境將大大改善；
（4）在全球化過程中扮演更大角色。促使中共領導人更多採取與世界合作的姿態，新政府的組成也儘可能採用有國際交往經驗的人員，併進一步促使中共中央將部分黨的權力轉移到國務院及人大，提升國家行政機關和司法機關的權威，更加接近國際慣例；
（5）為政治民主化創造條件。促使鄧小平之後的中共高層權力結構，進一步朝著黨務、法務、政務三大系統的分權和制約的方向發展。
二、朱鎔基的詭異性格
港臺媒體援引所謂「北京政治觀察家」的看法，說「朱鎔基是中共建政以來除毛澤東之外的一個個性鮮明而鋒芒畢露的領袖級人物，以其絕不息事寧人的性格，加上因年齡關係只能履行一屆總理職務，未來可能發生的衝突，就更加帶有難以調和的特點。問題的要害在於，朱鎔基雖有毛般個性卻無毛之權威，而一個個性上的強勢總理，卻領導著一個體制上的弱勢內閣」。
以筆者的觀察，分析人士的一個誤區，洽好是只看到了朱鎔基「鋒芒畢露」的一面，如設在美國的「中國局勢分析中心」，前不久發表一份長達八萬字的研究報告，其中分析道：「朱鎔基不是願做傀儡的人，扮演‘黑臉’使他贏得巨大的聲望，氣勢蓋過江澤民，是否會‘功高震主’而為江澤民所不容？此外，江澤民生肖屬虎，朱鎔基屬龍，未來兩人能否磨合，各司其職，合作互補，還是陷入‘龍爭虎鬥’？」這裡卻忽視了朱鎔基的另一面：他性格上也有圓滑、隨機應變、投機等特點，否則不可能存活到今天。
朱鎔基作為1957年的一個「右派份子」而在「改革」時代節節高升，期間遭遇過許多「大風大浪」，但都被他以「低姿態」、迂迴而巧妙的手段一一化解，其中最著名的有兩件事：
一是眾所周知的1989年他在上海處理學運的手段，即調動上海工人出面「鎮壓」學生而由此可以「拒絕」鄧小平派軍隊進入上海，如今人們的對此評價都是很欣賞他的「機智巧妙」，其實朱的這種做法首先不過更為「陰險」而已，乃是「文革」中毛澤東動用所謂「工人宣傳隊」進駐大學制服「紅衛兵」的故伎重演罷了，是明顯的「挑動群眾鬥群眾」；其次他也只是比北京的陳希同更幸運一些，北京市委當時未必沒有想到這個點子，陳希同其實也已經組織了十萬「工人糾察隊」準備進天安門廣場「清場」的，只是以十萬工人顯然無法對付上百萬的學生，而且北京又是中心，全國學生蜂擁而至，最後鄧小平只得動用軍隊。這里根本不存在朱鎔基比陳希同更「高明」的問題。
第二件事，是1991年鄧小平推動所謂「第二次改革」，遭到陳雲等保守派的抵制，有些孤掌難鳴，甚至在北京都「說話沒人聽」，於是有了「鄧南巡」，先去上海，那邊朱鎔基立刻心領神會，在《解放日報》連續發表「皇甫平」的文章配合鄧。鄧後來果然看中朱鎔基，提名他與鄒家華為副總理人選。「皇甫平」事件使朱鎔基邁進了中央，接著就發生「姓資姓社」的大爭論，朱鎔基跑到上海說了一句話「什麼社會主義，資本主義，我看只要是共產黨讓干的，就是社會主義」。鄧小平聽說後連聲稱讚，說朱鎔基把問題「說透了」。此事多年來一直被人們視為朱鎔基「在意識形態問題上採取「淡化」策略」的典範，也打開了中共迴避意識形態之爭搞資本主義的道路，朱鎔基可謂「功不可沒」，但是時至今日，北京學術界漸漸發現，這種混淆視聽的機會主義其實惡果嚴重，稱之為「指鹿為馬」現象，導致了中國大陸市場經濟的一系列亂序，其結果是反過來把許多社會主義的弊病作為「資本主義」接受固定下來。
朱鎔基在政治上的靈活性（或曰投機性），同樣也會充分反映在他的經濟政策上，這是非常危險的。而且，他也常常語出驚人，遭到抵制或左派圍攻後，先是保持沉默，繼而在其他場合悄悄地改變口風。
從另一個角度來說，朱鎔基的性格特色，也是一種人格問題。最近在人大所提出的政綱僅限於經濟改革計畫，沒有政治改革的內涵，顯然朱鎔基已被中共製度改變，沒有能力改變中共現存的腐敗制度。中共是一個龐大的利益集團，絕對難憑一、兩個人的力量進行制度性的改革，將希望寄於在極少數人身上非常危險。同樣的道理是，寄希望於朱鎔基個人而不是寄希望於從民間產生壓力迫使中共徹底改變制度，正是一種專制之下的習慣思維。
三、鬼貓
前面的分析，寫於二十年前，大浪淘沙，始見真偽，二十年後我寫《鬼推磨》，分析鄧後的一代「海派」，以江澤民為傳人，脫去中共原教旨派的冥頑愚昧，較有工具性，與國際交往能張能弛，而且一口氣做了二十五年，讓胡錦濤當了十年傀儡。
八十年代趙紫陽開啟「新洋務」，遇學潮而折損，所以「六四」是一個分水嶺，九二年「鄧南巡」，啟動後期「新洋務」，直接誘因則是「蘇東波」共產體制坍塌大潮的威脅。後期的「李鴻章」是朱鎔基，大舉引進外資，對內拆除全民福利，兩招而已，後者尤為慘烈。
兩招得以施行的政治保證，是「六四」屠殺的震懾，社會急遽兩極化、衝突頻仍、穩定代價攀升，政權性格嗜血化。當年為「六四」鎮壓積極獻策的何新，擔憂穩定，反撰一文指責朱鎔基：「綜觀某公去任後之國民經濟隱憂深重。財政入不敷出（六年赤字累翻五倍）。草民流離失所眾多。結隊抗議者有之，打家劫舍者有之，自殺爆炸者有之，投環跳河自焚者有之，社會不安之像日顯……其諸多政策，利近害遠，竭譯而漁，遺患將來。」
何新歷數朱的施政誤錯九大項：
1、不顧中國自身國情全力推動與國際接軌，以致不惜犧牲一切以求加入WTO，實際是欲以國際規則約束國內體制，借外力以促內變。
2、切斷國企金融支援（「停奶斷血」），將銀行資本轉入股市。以此推動國企「轉制」即私有化。以為國企問題根源在於所有制及冗員，遂大力推行轉制以及大規模失業政策，其名言是「下崗分流，減員增效」。但此舉是在事先沒有任何社會保障支持的背景上實施，其政策後果即造成流民遍野的大失業局面，釀成嚴重社會不安定因素。
3、在加入WTO條件上對農業及農產品方面讓步甚大，犧牲農民利益甚多。又將地方稅負（行政開支來源）的重頭放於農民頭上，導致農業稅負高昂，農民負擔增重。大量農民為謀取現金，棄本失業盲目外流，田地荒蕪，社會呈現不安定。
4、以股市金融運作作為銀行營利手段。銀行乃與大莊家聯手操作從股市中圈錢。形成具中國特色的金融泡沫經濟。而中國的超級金融富豪（「新階層」）亦一批批從股市圈錢中誕生。
5、當今中國豪富者富可敵國田連阡陌，而貧窮者無立錐之地。而朱猶認為兩極分化並不嚴重。（2000年3月新聞會）
6、謂改革必有犧牲，要求失業者忍耐、承受之，其左右鼓手甚至公然在媒體鼓吹「不惜犧牲一至二代人」。
7、本欲使金融市場直接與西方並軌，終由於亞洲金融危機及為江李牽制未果。
8、本欲大力引入西方會計、證券、金融機構使之監理甚至主導中國經濟管理層。因美國安達信等醜聞頻發未果。
9、實施教育產業化、醫療市場化政策，使毛時代遺留之全民免費（低費）普及教育及全民衛生體系完全崩潰。
何新之類的「屠城派」卻迴避一個更大的要害，即「新洋務」洞開國門，向西方輸送利益。滿清戰敗而「割地賠款」，如八國聯軍攻入北京之後的辛醜條約，中國賠償四億五千萬兩銀，但是滿清再昏聵，也是打敗了才賠款，而今中國總理卻是年年到歐美拿大訂單、撒銀子，「新洋務」十年之間，中國廉價產品使美國消費者節省了六千億美元，兩廂對比，孰者為恥？從晚清賠款走到「世界大工廠」，中國用了一百六十年，西方列強當初賣你鴉片，也是逼你做生意嘛，一百多年的「國恥」中國人算是白受了。
「同治中興」講富國強兵，雖有西太后拿海軍的銀子修了頤和園，但是還落下一支北洋水師。到了朱鎔基時代，任憑「圈地」賣地、國企私分，最後落實到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利益都到了西方和少數國內權貴那裡，百分之九十九以上的中國老百姓，自然成為「新洋務」的受害者；再搭配「拋棄社會主義」，鑄成「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將中國人民送回「舊社會」，民間有諺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
朱鎔基幹的，其實跟「洋務」無關，乃是「家務事」，也是兩條：第一，權力尋租，由二百個權貴家族瓜分國有資產，如李鵬家族的電力、江澤民家族的電信、陳雲家族的銀行、周永康家族的石油等；第二，一九九三年中央與地方分稅，瓜分「世界大工廠」的紅利，中央拿大頭，腐敗驟起；地方實行土地財政、強征強拆、城鄉濺血，形同「第四次國內戰爭」。
這是「六四」屠殺的邏輯後果，既然鄧小平殺了學生娃娃，指定江朱來接班，其使命就是拿這座江山（權力、財富、土地）來賄絡全黨，放任各級政府權力尋租；這江山橫豎要分了，當然是「少東家」們抽頭籌、分大額，吃掉國營企業這搖錢樹；兩屆「工程師」政治局常委，不過是打工的，負責向全黨分配剩下的土地恆產。鄧小平的「一部分人先富起來」，此乃「貓論」精髓，最終需要一個人來執行完成，而且得是個能人，此人可稱之為「鬼貓」，他就是朱鎔基。
朱鎔基有句豪言壯語：「準備一口棺材，一口留給自己」，其實乃空口白牙，他從頭到尾都很清楚，最終買單人是鄧小平。
四、「改革開放」的功罪
朱鬼貓涉及「鄧改革」，其複雜的政經含義，不是荒誕二字概括得了，兩者對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都是負面的。至此，中國人回答不了難題不少：毛澤東功罪、文革利弊、鄧小平功罪、八九學運成敗，現在又來了「改革開放」功罪，我做了一點梳理。
第一、國強民弱，制度面臨選擇
胡溫執政後期，大概2012年前後，中國基尼係數接近0.5、人均4000多美元，意味著一個動盪期的來臨，中國出來兩句話：
全世界已經到了29和33
中國已經到了89
1929年美國股市大崩盤，引發世界經濟危機，其後果包括1933年希特勒在德國上臺——這個歷史，在2012年的中國，意味著什麼？
89則是對中共很不祥的數字，自然直指它的執政危機。
然而，正在此時，中國突然在全世界變得最有錢：
100萬億的固定資產，100萬億的現金儲蓄，中國政府是一個雙百萬億的政府；GDP大概50萬億多一點，人均4500美元不到；
中國政府變成全世界第一有錢，它可以拿出7、8千億去維穩，去強制彈壓民間。
2013年建國日，北京有一個太子黨聚會，毛澤東前秘書胡喬木之女胡木英昭告眾人，她與習近平談了一小時，其言可視作一篇《紅二代宣言》：
1、江澤民對於腐敗極力縱容，甚至慫恿；胡錦濤對腐敗閉目塞聽，默許放縱。以致今天腐敗已經發展到萬民怨恨的程度。如果沒有力挽狂瀾的措施，「亡黨、亡國」就不僅僅是一個警告，而會變成現實；
2、我們的父輩，老一輩無產階級革命家，拋頭顱，灑熱血，經歷千難萬苦，才創建了紅色政權。有人把我們叫作「太子黨」，我堅決反對；有人把我們叫作「紅二代」，我覺得恰如其分。我們「紅二代」對紅色政權的感情才最真摯，最深刻；我們「紅二代」才是紅色政權的繼承人；
3、那些被叫作「官二代」的傢伙，多得像蝗蟲，拚命啃食我們的「紅色政權」，就是他們不負政治責任的腐敗搞得民怨沸騰。我們已經沒有退路了，退一步，就是前蘇聯命運那樣的萬丈深淵，甚至比前蘇聯還慘。「紅二代」必須形成一個共識，即要高舉反腐敗的大旗，進行清黨，對敗家子官員要大開殺戒。只有這樣才能舒緩民怨，才能避免「亡黨亡國」。
坊間還流傳另一個版本的《太子黨綱領》：
——「絕不做亡國之君」，必須「重整山河」，整頓官僚隊伍，重新確立黨的優良傳統，恢復馬列毛信仰，挽狂瀾於即倒；
——要記取蘇聯亡黨亡國的歷史教訓，絕不做戈爾巴喬夫，致使在歷史轉折關頭，竟無一人是男兒，無人救黨救國；
——停止繼續批毛，否則會天下大亂；
——堅決反擊普世價值和憲政道路，奪回意識形態陣地的領導權主導權；
——我們手中的這個政權，是全世界最有錢的政府，控制了巨大的財富，即兩個一百萬億（100萬億國有資產和100萬億現金），國家主義主導的「中國模式」已經成功，下一步要開疆拓土、資本輸出、萬方來朝，完成一系列戰略舉措；
——到2021是兩個一百年：建黨一百週年、從毛到習一百年，實現GDP人均從6000美元達到12000美元、經濟總量從五十萬億人民幣翻到七八十萬億，接近美國，坐穩世界老二的位置，國力軍力超過當年蘇聯，成為東半球老大，並正式開始G2格局下的中美共治，這就是中國夢。
回顧這段歷史可以看出，中國的改革開放非常成功，但是也充滿危機，既引發劇烈的權力博弈，也蘊含著制度選擇這樣的根本問題。
然而，這個時候走向中共權力頂峰的人是習近平，他跟薄熙來博弈之後勝出，代表一個新的權力集團即「紅二代」，既無執政合法性，也無民意代表性，必須創造出跟前面「鄧江胡」三屆不同的政治路線，而面對中國的危機，走向民主憲政是最佳選擇，但是習近平拒絕走普世道路，因此只有返回到毛澤東路線，他的路線設計「共同富裕」，區別於鄧的「一部分人先富」，更本質的是回到毛澤東「均貧富」的共產主義路線。
第二、「改革開放」是非
A、三個層次
1、鄧小平的「改革開放」，相對於毛澤東的閉關鎖國和「以階級鬥爭為綱」，無疑是一個進步；
2、改革開放分為前後兩個階段，其中以八九學潮和六四屠殺為分水嶺；
3、簡單化的肯定改革或否定改革，是黑白兩極化，從中國的整體和長遠利益出發，要保護改革的成果，也要糾正它的弊端和惡果，唯一出路是民主憲政。
六四屠殺後，鄧小平指示江澤民「絕對不跟西方翻臉」，這個時期經濟主帥是朱鎔基，江朱做的幾件事：
1、在國內放縱仇外思潮氾濫，又大舉引進外資，將中國轉型為廉價勞力的世界工廠，重鑄政權合法性於「經濟起飛」基礎之上，打造出一個盛世，非常成功；
2、推行權力尋租，由二百個權貴家族瓜分國有資產；地方實行土地財政、強征強拆、城鄉濺血，形同「第四次國內戰爭」；「圈地」賣地、國企私分這兩條，最後落實到外匯儲備達658億（2005年），以及三十萬個「千萬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
3、拆除「社會主義」，鑄成「新三座大山」——教育、醫療、住房三波「商品化」，將中國人民送回「舊社會」，民間有諺云：「房改是要把你腰包掏空，教改是要把二老逼瘋，醫改是要提前給你送終！」
B、兩個「喪失」
1978年至2013年，這四十年裡，中國經濟以10％的年平均速度增長，人均收入提高了10倍，約8億人擺脫了貧困，嬰兒死亡率降低了85％，人口平均壽命提高了11年。這可以歸結為改革開放的成果。
但是這些成就，也有沈重代價，我歸納為「兩個喪失」：
一個是中華民族子孫萬代的家園可能會永遠喪失，就是因為這30年掠奪性的高速經濟發展。現在的權貴集團是拿走利潤，留下垃圾。現在中國大的生態環境已經完全被毀壞了，江河污染，洞庭湖、鄱陽湖干了；還有北京的霧霾；土地污染造成的食品污染，令中國癌症高發，超過世界任何國家；
第二個「喪失」是中國人的心靈被掏空了，中共不准你有信仰，人的道德大滑坡——中國人的心靈家園也沒有了。
C、兩個「大躍進」
文革前「十七年」，毛澤東當政曾給中國人帶來巨大災難：大飢荒、文革大動亂，毛澤東搞了一場「共產主義的大躍進」；
一九八九年鄧小平無法擺平學潮，動用野戰軍殺進首都屠城，「六四」以後又以韜光養晦之策，跟西方做生意，進行了一種沒有人權、沒有勞動保障、低工資的廉價勞動力輸出，向西方提供低廉低價的產品，二十年經濟高速發展，成了全世界最富的國家，同時也把世界的貧富差距中國化，中國大概有三十萬個富豪，只佔總人口的0．023%，卻佔有中國80%以上的財富，令中國的貧富不均問題、人權問題都非常嚴重。鄧小平搞了一場「資本主義的大躍進」。
D、兩個「合法性」
中共是在壓制社會、禁錮言論、破壞環境的條件下達至上述成就，歷史上無先例、理論上說不通，也令西方關於經濟發展引來社會開放和民主政治的預言破產，他們後來又一個新的解釋，《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雜誌主編喬納森．泰珀曼（Jonathan Tepperman）管這個怪物叫「適應性專制」。
然而，跳過制度的改革開放，就是在權力不受制約和監督的利益分配，導致腐敗氾濫，一個驚人的經濟增長，變成一場更驚人的腐敗，而所謂「官二代」（或江胡兩屆執政）的腐敗，向太子黨提供了一個集權的合法性來源。在習近平的前任胡錦濤時代，2012年位高權重的重慶市委書記薄熙來，已經向胡錦濤挑戰，其方式是靠親信王立軍殘酷的「打黑」治官，加上「唱紅」的文革手段，可謂習近平路線的預演。
習上臺六年中，有134萬名官員因腐敗而被整肅，部長或副部長級的高官有170多名被撤職、大多數投入監獄。自2012年以來遭到整肅的中共中央委員比整個中國共產主義革命史上的加在一起還多。
事實上，在習近平不僅是踏著薄熙來的屍骨登頂，中國也因經濟發達而腐敗橫行，中共壟斷一切社會資源、權力，而勢必成為腐敗的制度性根源，習的權力問鼎之路，也是一場場反腐的結果。習近平的發跡，底蘊就在這裡——如果說「發財」是中共的「第一合法性」（後六四），那麼「反腐」就是它的「第二合法性」（後開放），第二個顛覆了第一個，然而橫豎都是它「合法」，天下哪有這樣的道理？
五、鬼是中西連體嬰兒
2020年初臺北印刻出版我的《鬼推磨》，那時的「鬼」，就是一個連體嬰兒，美中連體，書中有關章節，具體指涉人物，如老布希、江澤民、朱鎔基、歐巴馬等，而今兩廂皆換了領導層，然而中美雙方的政治結構與貿易關係，一絲不變，川普(特朗普)的卑躬屈膝反而甚於老布希，後者迎逢鄧小平的六四屠殺曾遭批評，今日視之，恰如兩廂之鬼，又把那磨推了一圈；後來川普訪華，被羞辱是顯然的，他去拜謁習近平，不僅被領到中南海裡逛了一趟，給習一個機會，向美國總統顯派了一次做皇帝的威風，那是史無前例的；甚至怪異地讓中共操弄一場「領袖身高」的中美競爭，發生諸如墊高鞋墊、椅子坐墊等荒誕事，未知美國團隊覺察與否，然而他們回程登機前扔掉所有中方贈物，恐怕也是氣瘋了。然而，與西方比速度、拼經濟、制度優劣，乃是這個東方不敗四十年的國策，難道至今美國還在老布希的懵懂之中？
1、南方保守黨
美國新任駐華大使李潔明看鄧小平一針見血：「他屬於《舊約全書》那種人，一位不怕付出流血代價的革命家。」
但是他的老闆布希總統，卻給這位「六四屠夫」發去一封含情脈脈的長信。6月3日晚，軍隊開始進攻北京，布希即去電鄧，但沒有找到人；也有一種說法，鄧根本不理他。翌日（六四）上午，布希受到國會強烈聲浪的衝擊，要求總統立即同北京斷交，召回駐華大使，並採取總統所能做到的最嚴厲制裁措施。前大使洛德夫人包柏漪也從北京發來電文：「共產黨政權合法性已消失了」。可是6月23日，布希致長信給鄧，信中充滿了感情與恭敬措辭，表示他本人不願介入中國內政，並尊重兩個不同社會體制之間的差別。布希表示願意作為朋友般展開談判解決紛爭。
隨即布希秘密派遣斯科克羅夫特將軍(Brent Scowcroft)和伊高貝格訪問北京，並煞費苦心，為了瞞住媒體，對通信和專機作了嚴格保密措施，兩人自帶報務員，乘坐經過偽裝的C-141，像一架商用運輸機，空中加油，中途不停，二十二個小時直飛北京，7月1日到達。他們向鄧小平解釋布希所受到的壓力，要求鄧合作，並強調美國的制裁是為了政治需要而並非永久性的。鄧小平的態度是我才不勒你們那一套呢，極其強硬地說：
「中華人民共和國，是中國共產黨領導人民打了二十二年仗，如果算上抗美援朝，就是打了二十五年仗，犧牲了兩千多萬人，才贏得勝利。中國是一個獨立的國家，內政不容忍何人干涉。中國不會跟著人家的指揮棒走。不管遇到什麼困難中國都能頂住。中國沒有任何力量能取代中國共產黨的領導。這不是空話。我們希望中美關係遵循「和平共處五項原則」繼續發展。否則，關係變化到什麼地步，責任不在中國。」
中國卻別有深意地發表了鄧小平與斯考克羅夫特舉杯祝酒的照片，對美國輿論產生重大影響，比如1992年克林頓在競選中，就說布希跟北京屠殺學生的人合作，令布希付出了代價。當年布希還批准出售四部波音757客機給中國。
然而肉食者之間也是要掐的。輿論說布希有一招老謀深算，即送「六四綠卡」給中國留美學生，將中國近二十年來被訓練成功的極少數人才大多留在美國——鄧小平恢復高考，十二億人裡受過高等教育的充其量不過一千萬，百分之一；這中間的百分之一即十萬人，由西方正規訓練出來的，其中十分之一即一萬人，乃是中國精英里的精英，全數留在美國，這筆買賣鄧小平是賠得精光，中國資源匱乏、人口膨脹，算下來只有人才是唯一剩下的資源，還讓人才最豐富的美國掘走了。鄧小平輸在文明落差上，你可以蠻頇，但是美國也不能跟你玩這一套野蠻的。
德州佬是要幫四川佬還是要坑他，全憑你怎麼看，但是這種純粹的肉食者「友情」顯然被美化了，老布希乃是用「六四綠卡」，說服國會通過最惠國待遇給中共，而往後三十年，西方慷慨給予中國的「戰略機遇期」，便始之於此，所以四川佬最終忽悠了德州佬，也要等三十年後，才由川普彭斯出來驚呼「我們上當了！」
講大白話，北京一場學潮，對四川佬來說是一場「暴亂」，對德州佬來說，也不過遙遠一點，乃是「東方」什麼地方的一場「騷亂」，然而兩者還是有區別，那就是死不死人和死了多少人。可是，「東方」的含義正變得非常具有吸引力，這是在中國做了幾年大使的老布希比任何人都明白的：一個龐大的市場。尼克松甚至在6月3日晚北京屠城之際急電布希，叫他別急於弄壞雙方關係，要從長觀察。他們都屬於「南方保守派」。
2、美式奇理斯瑪
2009年1月20日，歐巴馬以中興之主的姿態登上歷史舞臺，華盛頓方尖碑廣場上雲集了兩三百萬美國人，前來觀看他的就職典禮，他們何能甘心美國的衰落呢？這個國家還那麼年青，她的國力還那麼強盛，而環視周遭又哪裡出現了替代者？這個黑白混血兒確乎是氣度不凡，演講情詞並茂，剩下就要看他的運氣了。
如此強烈的民粹氛圍，來自領袖個人的超凡魅力，雖在民主政體之下沒有權力集中之虞，卻也不免是一種奇理斯瑪（Charisma）神話，那就看它破滅得多快了。遠的不去說它，二十世紀就出了好幾位奇理斯瑪型梟雄，如德國的希特勒、蘇聯的斯大林、中國的毛澤東，歐亞兩洲搞民族主義的小國梟雄還有很多，但是美國出過「奇理斯瑪」嗎？要有的話大概也只能算羅斯福一位，不過要算上他，就不能不算英國的丘吉爾、法國的戴高樂了，這可能已經溢出韋伯的原始標準。
我從旁觀察〇八年這場美國總統大選，一開始就充斥著「種族主義」話語，由於競選人中有一位黑人，而充分動員了至少兩種文化／種族心理，一是非洲裔美國人的認同滿足感，一是白人的救贖滿足感；當然還可以包括第三種，即所有有色人種的成功感，「Yes,We can」乃是最具涵蓋性的一個口號；而歐巴馬的伊斯蘭教背景，又在「反恐戰爭」的環境下攪動更複雜的弱勢族群認同。難道平復種族歧視的歷史傷痕，反而需要最種族的話語？難怪美國新聞週刊最新一期的封面主題是「如今我們是誰」，這好像是希望歐巴馬把美國「改變」成一個「超越認同」的國家，希望美國不再是一個「民族國家」，而是一個全球（Global），或者是一個「大家庭」？那個白人脫口秀Colin Quinn如此說：「種族就像美國的孩子一樣。白人是長子，所以是老爸最喜歡的。黑人是次子，老被欺負，所以到現在還記恨著老爸。拉丁裔是三小子，被夾在中間，總想給另外兩個兄弟當和事佬。亞裔是最小的，在學校成績好，但基本上事不關己，高高掛起。美國土著則是他們的叔叔，房子就是他的。大家說：‘他的房子空置不用，咱搬進去！’」
「歐巴馬神話」是一個不免幼稚的左派泡沫，全民福利、控搶、全球暖化，卻媾合華爾街、撤軍阿伊、放縱中國在南海擴張，而這一切都始之於瑞典諾貝爾委員會，第一個拜倒在非洲裔「奇理斯瑪」腳下，可是歐巴馬執政八年沒有「奇蹟」，反而發生弗格森、巴爾的摩慘案，黑人遭警察暴力執法、被擊斃屢見不鮮，黑人竟喊出「黑人的命也是命」，美國仍深陷「槍殺→抗議暴力→對抗」的惡性循環。
渴望緩解美國國內種族仇恨、全球基督教與伊斯蘭之間文明衝突、東亞太平洋地區崛起等等左翼式的一廂情願，都對美國開了一個美麗的玩笑。用擊斃本拉登，來勾銷反恐戰爭，卻放手讓「伊斯蘭國」在中東橫行無度；醫保普及，卻令受保者和國家雙方都不堪負荷；大搞「社會主義」之際，卻聽任華爾街集體瞎搞，他們2006年的平均年終獎金達60多萬美元，而投資銀行裡那些三十出頭的娃兒，個個年收過百萬……歐巴馬的「奇理斯瑪」魅力，變成他推行民粹玩意兒的不可抗拒力量。
然而上述的一切，都遠不及更加關鍵的一點：美國從它的巔峰跌落時，坐在白宮裡頭的是一個「自由主義的民主黨人」，而美國退出的空間會鼓勵其他挑戰者來填補，那卻都是劣跡斑斑之國——從俄羅斯到朝鮮再到伊朗，還有一個共產中國，但是歐巴馬對這些都毫無感覺，他強調「美國歡迎中國崛起」之時，恰逢中國開始在全球範圍內挑戰美國的主導地位，而歐巴馬依然奉行接觸政策，誠懇邀請中國一道解決全球問題，比如氣候變化和朝鮮的核威脅。
中國卻在有主權爭議的南中國海作出回應。這裡不僅是全球重要的地緣戰略要衝，也擁有最繁忙的航道，還蘊藏著豐富的資源。中國從2013年開始對斯普拉特利群島，也就是中國所說的南沙群島中方控制的七個島礁進行史上空前的填海造陸行動，同時還大規模擴充在帕拉塞爾群島，也就是中國所說的西沙群島的存在。同年，中國還在東中國海就尖閣諸島也就是中國所說的釣魚島與日本爆發嚴重糾紛。
歐巴馬政府只好在2011年11月推出「亞太再平衡」(Rebalance to Asia)政策，打算把外交政策重心轉向亞太地區，還宣布美國將與另外八個亞太國家展開下一代貿易協議《跨太平洋合作夥伴關係》(TPP)的談判，而中國被排除在外。可是這已無濟於事，因為小布希卸任總統之際，美國對華貿易逆差已增至2680億美元。
華盛頓也只有抱怨中國沒有充分做出匹配其在國際社會中地位的貢獻。在小布希政府擔任過副國務卿的羅伯特．佐利克(Robert Zoellick)呼籲中國扮演「負責任的利益攸關方」的角色，這意思是說，中國從融入國際體系中獲益，現在是你對國際社會作出回饋的時候了，大家都需要對國際社會有所付出，它不是免費的，
比如更多地採納國際體系的規範，並且在世貿組織和其它國際協定中承擔更大的責任。然而中國無動於衷。直到此時，國際社會彷彿才想起來，中國入世時所做的一系列承諾，即在2015年之前：
1、取消電話通訊和郵政壟斷
2、取消絕大部分關稅保護
3、取消80%以上汽車關稅
4、開放銀行
5、落實雙休制和有償加班
6、開放傳媒與影音
7、向外資開放公路鐵路貨運海上運輸
8、允許外資入股網際網路
…………
然而她一概沒有兌現。歐巴馬已經無暇他顧，因為他在國內政策上焦頭爛額，最受詬病的，一是「禁槍」，在國會提出10個法案，如果獲得通過，它們將剝奪美國人擁有和攜帶武器用於安全、保護和防禦的第二修正案的權利；再就是以所謂「發表言論的公平性」，大規模限制言論自由的第一修正案；還有使美國的醫療保健聯邦化。這些偏左的政策，極大地刺激了美國龐大的基要派基督教勢力，令民意劇烈向右擺動，而為美國醞釀著下一位極右的總統。
六、魔幻三十年
一九八九年五月裡，曾有異人指點我：天有異象，血光之災就在眼前。我似信非信，沒有當真，依舊我行我素。不料，六月初果然京師屠戮，血染長街。此一巨變，不但我從此去國他鄉，餘生漂泊，更兼世態跌宕，歷史翻轉，也是一路不回頭了。由此雖世道仍迷茫不可知，我猶信冥冥中會有神秘預兆示人。
近三十年孤寂偷生，窺覷世態於河漢微淺之際，臨摹感懷於星雲無語之時，每每瞠目造化之乖張，驚嘆世道之冥迷，卻綿延十幾年，盤桓紙筆與鍵盤之間，幾度存廢，欲罷不能，幸得數十萬言，滿紙荒唐，不知所云，仍不失為零珠碎玉，所思所想，若編纂成冊，未知不是一本奇書？
我們經歷的，是魔幻的三十年，魔幻又無非三件大事：一、大屠殺與經濟起飛；二、民族主義與中央霸權；三、國際綏靖與歐美衰退。回眸所來之徑，可曾有人預知期間迷思：
1、中國起飛的訣竅
2、西方民主制包裹的利己內核
3、中共體制「馬基雅維利」化的脈絡
明末顧炎武作《日知錄》，分辨「天下」「國家」為二者：「有亡國，有亡天下，亡國與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號，謂之亡國；仁義充塞，而至於率獸食人，人將相食，謂之亡天下。」所以六〇年「大飢荒」那會兒，中國就「亡天下」了，當年連劉少奇都對毛澤東直言：「人相食，你我是要上史書的！」中國三十年「民族主義」高歌猛進，八〇後以降還知道這點歷史的已是鳳毛麟角。
顧炎武之「亡天下」，還有更深一層，他是在講人倫防線、文明底線的大問題，他說朝代興亡更替，是無所謂的小事，但是假如一個民族突破了人倫防線，它就死了。中國的文革，是一場「多數人的暴政」，最後出現了霍布斯所說的「人與人的關係」倒退到「狼與狼的關係」的蠻荒境地；到這種境地，還能限制暴行的，只剩下每個人自己心裏的人倫防線。我們今天才驚訝地發現，那時的大多數中國人心里根本沒有這條防線。這就是文革後巴金老人萬分痛苦的一件事，他問自己：孩子們怎麼一夜之間都變成了狼？
人倫防線是一個文明最原始的成果，也是它最後的底線。這條防線在中國文明中是由儒家經歷幾千年逐漸建構起來的，卻在近百年裡被輕而易舉摧毀了。摧毀的明證就是文革；「吃人」更赤裸裸地發生在廣西文革中。我們無法確定，究竟是中國傳統的人倫防線，不能抵禦如此殘酷的政治環境，還是它早已不存在？可以確定的是，中國人除了這條傳統的人倫防線，再沒有其它東西，如西方文明中人與基督的溝通。
中土的滅頂之災，早在上個世紀初就有沉痛預兆，即王國維沉昆明湖之殉難，此文化中人勘破大難臨頭，而億萬眾生尚沉睡不醒。陳寅恪詮釋道：「凡一種文化，值其衰落之時，為此文化所化之人，必感苦痛。其表現此文化之程量愈宏，則其所受之苦痛亦愈甚。迨既達極深之度，殆非出於自殺無以求一己之心安而義盡也……蓋今日之赤縣神州值數千年未有之巨劫奇變，劫盡變窮，則此文化精神所凝聚之人，安得不與之共命而同盡，此觀堂先生所以不得不死，遂為天下後世所極哀而深惜者也。」
陳寅恪悲唱「巨劫奇變」，尚在五十年代，又幾十年逝去，中國才真真「劫盡變窮」，乃是穿越了一個「全球化」、攀附了一個「經濟奇蹟」、搭上了大江山川、賠上了千性萬命。尤其後三十年，中國的這個極權制度，穿越三道生死關隘——「六四」屠殺合法性危機、市場經濟、網際網路社會，不但毫髮無損，反而被淬煉得前所未有的強大與邪惡，以致近現代以來西方學界積累的「專制集權」知識，皆無力解釋這個「東方不敗」：它如何可以一場飢餓接一場文革，然後要救「亡黨」，卻再來一場大屠殺，便迎來二十年經濟起飛、貧富崩裂、階級對立和道德滑坡，有誰寫過這三十年的狂瀾、污濁、驚悸、血淚？又有誰梳理過思潮風俗、世態百媚、幽史穢聞、精靈魍魎？更有誰追問過它的肇始？
此乃鬼推磨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