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3年12月2日，習仲勳訪問法國巴黎。（圖片來源：法新社/菲利普·沃亞澤/Getty Images）
晚年的習仲勳曾提出一個沈重的問題。據大陸法制人士高鍇的回憶、異見學者林牧的追述和俞梅蓀的文章，習仲勛晚年反覆表達，非常擔心中國會不會再次出現象毛澤東那樣的強人，且制度是否真能抵擋住這種個人意志；因此他把「防止文革重演」的關鍵放在制度建設、憲法法律約束和對不同意見的保護上，而不是寄望於某個好人或明君。這類說法在彭真談法治的相關記憶，以及日本學者對習仲勳的政治改革姿態的研究中，都能互相印證。
習仲勳是歷經政治運動、整肅、文革的中共元老。他一生數度經歷過當權力凌駕於法律與人之上，個人的命運遭抨擊的時刻。
1935年的甘肅哈達鋪
1935年6月，中共中央紅軍即第一方面軍與張國燾第四方面軍在四川懋功會合，並召開懋功軍事會議。在懋功會議上，毛澤東「提出了向甘北寧夏北進的軍事計畫」。毛說「共產國際曾來電指示，要我們靠近外蒙古，現時根據我們自身的情況也只有這樣做」。這個指示是在毛逃亡前發出的。
中共偵察連接受毛等人的指令，偽裝成民國政府中央軍，進入隸屬於民國政府的哈達鋪，除了搶占該鎮外，還負責收集國民黨的報紙。他們發現一名從蘭州途經哈達鋪的國軍少校副官的行李中有書籍和報紙，於是當晚，馱著行李的馱驢就失蹤了，自然是被共軍偷走了。此外，哈達鋪郵局中的報紙也被蒐羅一空。
報紙很快被送到了林彪和聶榮臻手裡。當時，中共中央因為逃跑，已經與共產國際中斷了近一年的聯繫，對外界的消息更是知之甚少。從這些報紙中，中共高層知曉了更多消息，尤其是一則《山西日報》（也有說是《大公報》關於國軍剿匪的新聞，讓他們興奮的哇哇大叫。
從這則新聞中，他們得知陝北有一支人數不少的共產黨的隊伍和一個根據地，一個叫劉志丹的人在那裡，還有二十五軍的徐海東、程子華也在那裡。（《延安紅色大本營》）
1935年9月18日中央紅軍到達隴南小鎮哈達鋪，9月22日毛澤東在陝甘支隊團以上幹部會議上提出，首先要到陝北去，因為那裡有劉志丹的紅軍。這意味著紅軍原本籠統的「北上」方向，在哈達鋪定為「到陝北去」。9月28日，中共中央在通渭縣榜羅鎮召開的政治局黨委會議上，作出了紅軍的落腳點放在陝北的決定。毛還在會議上宣布他們改稱陝甘支隊，由彭德懷任司令，自己兼任政委，林彪任副司令兼一縱隊司令，聶榮臻任一縱隊政委，彭雪楓、李富春分別任二縱隊司令、政委，三縱隊司令、政委分別是葉劍英、鄧發。此時共軍只剩7千多人。
原來，《大公報》《山西日報》等報紙所載關於劉志丹、徐海東以及陝北蘇區的消息。毛一眼就認出了哈達鋪的重要性。那裡並非單純的休整地，而是情報與方向的交會點。
對於長途跋涉、疲憊不堪的中央紅軍而言，哈達鋪為紅軍提供了物資補給、部隊整編與戰略情報，並使其看見陝甘根據地的可能性。也就是說，陝北更是一條政治生路。（甘肅省文物局資料）
陝北整肅 險遭活埋
中央紅軍抵達陝北後，開始了一場新的權力重組。陝北根據地原本由劉志丹、習仲勳等人多年經營而成。對中央而言，這裡是危局中的依靠；但對地方幹部而言，中央到來也意味著原有領導格局即將被重新安排。
習仲勳當時還很年輕。1913年，他出生於陝西富平；十幾歲便參與西北地區的武裝與建設「根據地」。二十出頭時，他已成為陝甘邊區蘇維埃政府的重要人物。中央紅軍進入陝北後，他既是當地根據地的代表人物，也成了權力整合中容易被懷疑、被清算的對象。
1935年9月，中央代表到陝北後發動「肅反」，把劉志丹、習仲勛等紅軍和地方根據地幹部統統打成「反革命」，1935年10月，劉志丹、高崗、習仲勛等幾百人被逮捕，劉志丹被指執行「右傾機會主義路線」，劉志丹遭嚴刑拷打，劉等人還被戴著黑頭套遊街，習仲勛差點被活埋。由於當時形勢極端緊張，一些被捕者甚至面臨被處死、被活埋的危險。後來毛澤東等看到這場「肅反」已嚴重傷及根據地骨幹，隨即下令停止捕人，習仲勛等人才得以脫險。這是他一生中第一次重大劫難，也成了後來反覆被提起的政治創傷。習仲勳雖然倖存，但留下了他對政治運動與個人權力危險性的陰影。
劉志丹的命運則更具象徵性。他是陝北根據地的重要創建者，1936年在東征途中戰死。但是，劉志丹死時既不在衝鋒隊伍之中，更不在交叉火力點之內，而是在離現場200米外的小山頭上觀察戰事，其傷口是從背後打進去的，而他死時，其警衛員被支走找醫生，只有毛派去「保護」他的政治保衛局特派員在場。雖然很多人心知肚明，但懾於毛的淫威，選擇了沉默。毛為了利用劉在當地的威望，在其死後，為其舉辦了隆重的葬禮，並將保安縣改名為「志丹縣」。
「反黨小說」
後來，圍繞劉志丹的歷史記憶，又在1960年代變成一場政治案件的導火索。一本原本描述劉志丹生平的小說，最終被定性為「反黨小說」，並牽連習仲勳等一批西北幹部。
小說《劉志丹》事件，是習仲勳後半生被打擊的導火索。據中共黨史出版社、黨建讀物出版社相關詞條資料，1962年春夏，康生在未完整閱讀小說的情況下，指稱劉志丹弟媳李建彤所寫《劉志丹》存在嚴重政治問題，即「為高崗翻案」；同年9月中共八屆十中全會上，毛澤東稱「利用寫小說搞反黨活動，是一大發明」，習仲勳因此被說成所謂「反黨集團」成員。中共於1980年才為所謂「習仲勳反黨集團」正式平反。
這起案件的荒誕之處，在於一部文學作品被推上政治審判臺，進而成為清算幹部的工具。日本京都大學人文科學研究所石川禎浩的研究指出，小說《劉志丹》事件被視為文革前政治干預文學、壓制文藝創作的重要先例之一；該事件使習仲勳等人失勢，並在文革期間繼續擴大，造成大量人員受到牽連。
從「娃娃主席」到「反黨分子」：習仲勳的政治失腳
習仲勛紀念郵票。（圖片來源：STR/AFP via Getty Images）
習仲勳的遭遇並未止於1962年。文革開始後，政治標籤轉化為公開羞辱與長期囚禁。他被批鬥、遊街、關押，家庭也因此被撕裂。他被紅衛兵揪髮、反扭胳膊、掛牌示眾，
對習家而言，留下了難以名狀的家庭創傷。習仲勳被打倒時，習近平還是孩子。從高幹子弟到「黑五類」子女，身份的落差使他在少年時代便體會到政治風向如何改變一個家庭的地位。1969年，未滿十六歲的習近平到陝北梁家河插隊，這段經歷後來被官方宣傳反覆書寫。
1972年，習仲勳與家人短暫重逢。據習遠平的回憶：父親見到孩子時，一時竟分不清「你是近平還是遠平？」
如果把哈達鋪、陝北整肅、小說《劉志丹》案與文革串聯起來，不難發現，習仲勳一生為什麼最怕歷史解釋權被集中在少數人手中。
復出後的習仲勳：對「強人」的警惕
1978年，習仲勳恢復工作，出任廣東省委第二書記。此時他已不再是當年二十多歲的西北青年，也不是中共篡政初期年富力強的高級幹部，而是經歷過冤案與囚禁的老人。在廣東工作期間，習仲勳支持改革開放與經濟特區探索。他對海外華僑說「你們不發財，怎麼愛國」，這句話反映了他務實的一面。
但可以看出習仲勛對政治運動反覆吞噬人的保有警惕。他參與了1982年憲法修改工作。公開資料顯示，1980年9月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三次會議通過成立憲法修改委員會，葉劍英任主任委員，宋慶齡、彭真任副主任委員，習仲勳列名103名委員之一；1982年12月4日，第五屆全國人大第五次會議通過新憲法。
八二憲法的歷史背景，是文革結束後的撥亂反正與法制重建。相關資料指出，這部憲法取消了此前憲法正文中關於執政黨領導地位的部分表述，將黨的領導主要放在序言中敘述；同時，憲法第五條規定「任何組織或者個人都不得有超越憲法和法律的特權」。這一條文所針對的，正是文革式個人權力凌駕制度的災難。
因此，習仲勳對「強人再現」的憂慮，背後是從早期肅反到小說案，從文革批鬥到長期關押，都是他親身經歷過的。
中共黨史中那些被吹噓為「勝利轉折」的時刻，往往也埋藏著權力鬥爭的伏筆。哈達鋪在長征史上常被視為轉折點，但如果換一個角度看，它也是另一條歷史線索的開端：中央紅軍在陝北找到生路，西北幹部卻在之後的權力重組中承受巨大風險。習仲勳的一生，正好橫跨這條線索。他既是西北根據地的建設者，也是後來政治案件的受害者。
據說，習仲勳生前最擔心的事情就是，未來的中國是否會回歸毛澤東甚至是文革復辟。曾在全國人大會議休息期間，習仲勳和彭真閒談。彭真說：「我們建立法制，就是要能抵制住各種違法的行為。『文革』是極嚴重的錯誤，今後決不許重演。」
習仲勳說：「問題是，如果今後又出現毛主席這樣的強人怎麼辦？他堅持要搞，怎麼辦？我看難哪，難哪！」習仲勳晚年對政治運動反覆吞噬人保有警惕，並非空洞的政治姿態，而是從自身遭遇中生出的陰影。
然而，所謂「三十年河東，三十年河西」。1982年八二憲法通過36年後，習仲勛怎麼也不會想到，2018年的「新憲法」中又再現個人崇拜，和當年的毛澤東一樣，被寫進憲法的「領袖」的名字，居然是他的兒子習近平。
